与官僚们同流合污的清正之风，被后人敬仰，孺子亭才千年挺立，保存至今。
然而，谈泊人生的徐孺子，怎么也不会想到此时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权利争斗，正在制造一场难以想像的人间闹剧。
这一段时间我所在的南昌工艺学校，搬进了西湖北岸原木材厂的厂房里（现为聋哑学校）。终于结束了在章江路既无操场又无校园看不到一棵树见不到一片草的学生生活，终于有了一片开阔的地面让数百名学生自由地行走，自由地展开运动了。
工艺学校是南昌二轻局创办的一所半公半读学校，类似于现在的职业高中。1965年秋季招收了美术装璜班、钳工班、塑料班、木工班、服装班。我被分配到有15名男生45名女生的服装班。对此很苦恼，让我一辈子当裁缝，觉得太没有意思，太屈才。人生在世，应当立功立德立言，做一番大事业，整天像婆婆妈妈一样跟针线打交道，能有什么出息。抱着这种想法，我对服装裁剪缝纫技术毫无兴趣，拒绝学习，到南昌被服厂实习，在缝纫机上操作，更是心情烦燥，敷衍了事。学了大半年，什么都没学会。
我盼望着这种状况能有所改变。
我期待着出现改变命运的机遇。
一搬进新校址，一切都有了改变，学校不再正常上课。“通知”、“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将运动推向高潮，我被班里推举出来参加学校*领导小组，却不知道如何去开展工作。
很快，《*中央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十六条）发表了，学生们群情激昂，社会各界异常兴奋，人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毛主席语录》被印制成各种版本的小红书，人手一册或几册；各种样式各种质地各种尺寸的毛主席像章，应运而生，成为时尚品；城市里每一块醒目位置的墙面上，都用鲜艳的红漆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形成了一片红色海洋。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升起了红太阳，
手捧宝书心向党，心呀嘛心想党。
要问我，要问我，要问我读的什么书？
毛主席著作闪金光，闪金光！”
这是一首旋律优美节奏欢快的男女声二重唱歌曲，一辆辆中间摆放着毛泽东塑像，四周用红色日光灯管组成金光四射图案的豪华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反复播放，成为*早期我印象最深的一道风景。
工艺学校资金有限，拿不出钱来搞宣传车，只能在校门口西湖边上用砖砌了两块3平方米左右的语录牌，红色大字格外醒目，与对岸孺子亭遥遥相望。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几乎每天都有变化。破四旧，立四新，几天工夫，南昌有名的万寿宫夷为平地，佑民寺被人称为“江西穷是穷，还有三万两千斤铜”的巨大铜佛像锯倒运走，中山路黄庆仁栈的招牌取下砸烂，无数人家珍藏的古玩字画被红卫兵抄出来烧毁。用江西历代文化名人命名的街道，也有宣扬封建余孽的嫌疑而被改名。就连许多同学的名字也改了，我们班的胡福如改成胡新，余毛毛改成余宏，贾丽佳改成贾烈。我大舅黄介林也改名为黄闯，他并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出于某种心理压力。我小舅叫黄石林，两人中间一字组成“介石”，这不是给人民公敌蒋介石张目吗？如果被人识破，在那个*时期，谁能说得清？我猜想大舅改名是基于这个原因。
破四旧高潮过后，串联到南昌的首都红卫兵12大队和江西医学院红卫兵首先在南昌贴出“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标语。一时间，八一大道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围绕“炮打司令部”进行激烈辩论，素不相识的人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动粗。我穿行在辩论者之间，不敢插嘴。很快形成两大阵营，同意“炮打”观点的成为造反派，反对“炮打”观点的成为保守派。赵长生、张永红、万荷香是站出来发表言论最铁杆的保守派。
我每天都要上街看大字报看传单，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尽管大部份同学因为停课而成为逍遥派长期不到学校来了，我还是坚持在学校里吃住，整天都在学校里搞运动，我觉得这是个经风雨见世面增长干才的好时机。
晚上，我们经常会坐在湖边的一堆木头上乘凉，彼此交流着对文化革命的看法，传递着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夜深了，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望着远处孺子亭黑色的剪影，不知是谁居然轻轻地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旋律。
红五类与狗崽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同的颜色具有不同的政治意蕴，指代着不同的社会族群，最触目惊心的是红与黑。人们对红色的推祟发展到极致甚至于荒谬，亿万人臂上佩红袖标，胸前挂红像章，手上握红语录。大街上走着高举红旗的各种人群，墙壁上涂满红色的最高指示，宣传车大喇叭里不停地播送红色歌曲，到处是一片热辣辣的红海洋。甚至有人建议，交通信号灯应当改为绿灯停红灯行，这才符合革命群众的政治意愿。
“红五类”是*时期中国人语汇中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关键词。“红五类”指的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这五类人群，他们及其子女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层地位，被称为最革命的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可以呼风唤雨主宰一切。与此相反的“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人群，他们被打入社会的另册，属于贱民阶层，经常被凌辱、被歧视，他们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许乱说乱动。“黑五类”随运动的进展，其外延也在不断扩大，除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封（封建余孽）、资（资产阶级）、修（修正主义分子即变质的当权者），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因而戴上“臭老九”的帽子，他们都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我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属于非红五类人员，既没有目空一切的优越感，也没有胆颤心惊的恐惧感。这种平和的心态让我始终处于安全地带，做不了出头鸟遭暗枪袭击，成不了倒霉蛋受人欺辱。
我们学校首先被批判揪斗的“黑五类”是张家炼。张是教我语文的老师，会写古体诗，解放前当过兵，被怀疑有历史问题。不知是谁贴出了大字报，将他写在日记本上的古体诗断章取义，加以曲解，说他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妄想变天。大字报一贴出，可怜的张老师胸前就被挂上了“反革命分子张家炼”的大纸牌，被迫站在校门口示众。张家炼是个城府很深的人，有一次他看了我的作文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问了一些情况，对我的作文不置可否，就让我走。我至今都不清楚他找我谈话的目的，像是鼓励又不明说。
张家炼后来成了我们学校牛鬼蛇神的代表人物，每次批斗会他都必须参加。有一次全校师生到杨子洲农场参加“双抢”，牛鬼蛇神们也去了。顶着烈日收割稻子，有好事者发现张家炼割完的稻田里还遗留了几根稻穗，这原本很平常很难免，却被说成是故意糟蹋粮食，对现实心怀不满。于是，张家炼被勒令双手举着那几根稻穗，低着头向毛主席请罪。可怜的张家炼像泥塑一样站在烈日之下，一动不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没有哪怕是擦一把汗的自由，只有将泪水流往心里去的权利。
我们学校被批判揪斗的还有廖作平。廖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画家，他有不少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他的家庭出身可能不太好，属于“黑五类”嫌疑分子。狼牙山战斗队向他发难，贴大字报批判他的画作。
廖作平曾在《江西日报》上发表过一幅“国庆之夜”，夜空中有三束探照灯光交织，构图和谐完美，批判者却说他别有用心，故意让三束光线交叉组成“艹”字，那不是在庆祝*吗？那不是在为国民党政权张目吗？真是胆大包天！这种强词夺理、曲意附会的批判其实十分荒谬可笑。如果夜空中的三束光线不交叉而是平行，形成“川”字状，那还有美感吗？那还是艺术吗？
廖作平还有一幅天鹅戏水的木刻也受到批判。批判者说他是先发现一块三夹板上的木纹很像水纹，于是灵机一动，在水纹中刻两只小天鹅，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创作方式，投机取巧，形式主义。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批判，是来自狼牙山战斗组，由美术老师阮诚、黄秀乾、唐锐鹤及校外的蔡超等五壮士组成，都是南昌画坛知名的画家。他们毫无道理地对准廖作平开火，不是出于他们的无知，而是出于他们排斥异己的阴暗心理。廖作平这位被诬为别有用心的画家，若干年后在画巨幅毛主席肖像画时，从脚手架上不幸摔下，最后以他惨烈的死反击了当年的批判者，证实了一位“狗崽子”对领袖的忠诚。
在一次中央*小组接见红卫兵小将的会议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发表演说之后，带领大家高呼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一副惊世骇俗害人非浅的对联传遍全国，一首充满火药味的歌曲横空出世。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革命的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对联”和歌曲的广泛流传，把“红五类”倡导的血统论推向极端，不仅是“黑五类”狗崽子们整日胆颤心惊，广大非红五类子女也不敢吭声，心存忧虑。
我们学校第一批同学到北京串联时，刚下火车，就在站台上被西城红卫兵纠察队拦住。纠察队员们喊着口号，“只准红五类造反，不准狗崽子翻天！”手持宽边军用皮带，凶神恶煞地逐个盘问，是红五类的可以出站，不是红五类的立即转身回去，不得延误，否则宽边军用皮带侍侯。吓得那些非红五类同学屁滚尿流，哭丧着脸返回南昌。一时间，*笼罩大地。毛泽东指明的斗争大方向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非红五类群众。当“黑五类”们被揪斗变成死老虎之后，各单位开始揪斗走资派，我们的校长陈永生也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高帽子游斗，学校行政因此瘫痪，成无政府状态。
猖狂一时的血统论很快在社会上就遭到批判，西城红卫兵纠察队也被定为“”分子而被取缔。广大非红五类子女终于舒了一口气，可以走南闯北参加大串联了。于是，我和服装班的几个同学相约，一起登上了拥挤的列车，开始了我的第二次串联。
人生难安
人生难安
半个月前，文艺部几位老同事为欢送曾副台长光荣退休相约准备在酒店设宴，曾副台长闻讯欣然表示愿偕夫人前来，并提议最好到安安酒店。
二十多年前曾副台长也和我们一样在文艺部任编辑，以后他从科长提为部主任，又从台长助理升为副台长，辛辛苦苦一步一个台阶，终于年满六旬，即使他还想上台阶也不让他上了。
那天晚上曾副台长携夫人走进安安酒店安康厅包房，尚未入席，有人便递上一个纸包算是见面礼。拆开包装一看，露出一个十二寸的镜框，镜框内有一张文艺部人员的合影。二十多年前的一张老照片，经过翻拍处理居然还是那样清晰。望着当年青春的面影，众人感慨时光如白驹过隙。
曾副台长曾任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