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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曾年轻（4）
麦子上了场，最怕下雨。夏天风雨突变，有时红太阳高照，忽地一片云过来，大雨点子就砸下来了。届时，队长就像指挥员，全村老小齐上阵，有盖席片的、有抱麦子的。往往还没折腾完，太阳就露出来了，大家又忙把麦子搬出来摊开，以防沤坏了。有时一天就要折腾好几回。那时候才知道，吃到白馒头不容易呀。
说到夏天的雨，不禁想起在山上挨淋的滋味。小雨干活不能停，雨水和汗水顺着脸一起流，也习惯了。大雨可就惨了，山上没有一棵树，瓢泼大雨，如柱的雨水无遮无拦，砸在我们身上，任其冲洗。遇上附近有山洞，大家就可以挤进去，边听老汉们回忆当年逃荒的情景，边盼望队长开恩让回家。队长望着雨，望着天，轻易不会放过我们。等回来换衣服时，全身早已无一干处，就连皮带全湿透了，鞋一脱，能倒出*。有时刚换了衣服，雨停了，就又听到队长“动弹啦”的呼叫声，扛着工具再出去。碰到一天连着挨几次淋的时候，连我们都找不到能换的衣服，更甭提只有一两身衣服的农民了。
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心情自然很不错。漫山遍野的金黄色，给人一种满足感。最快活的事是收获水果，这里叫“下”，“下苹果”、“下梨”。水果是山里的主要副业，因此，收获的半个来月必须抓紧，摘下来、装筐、运下山、拉走，一环也松不得。给农民的回报是在地里可以敞开吃。于是家家息炊，全村男女老少都上了山，靠水果填肚子，边干边吃。只可惜刚熟的国光苹果还犯酸，吃多了会倒牙；大大的金黄脆梨很诱人，但吃多了更受不了，每块地的犄角旮旯都成了厕所。
深秋时，要背回地里的玉茭和高粱秆，每天往返好多次。最怕的是过山间的小沟、小河。有时逞能，鞋一脱，裤脚一卷，像男人那样淌过去了。但冰凉的河水刺透全身，冻到心里。水太凉时，好心的扣蛮队长总是让大家等着，他先跳下水，在水下垫起一块块石头，供大家踩着跳过去。运气好时，砍倒的玉茭杆里可以找到拉下的玉茭穗，大家高兴地就地烤熟，黑乎乎地就吃，可香了。
冬天本应是受苦人最舒服的日子，但那时的口号是“变农闲为农忙”，学大寨，建大寨田。锄棱、摊土、垒堰、背石头……我们曾要求和男生一样去背石头，为了逞能，捡大个的让人往肩上放，最重可能背过150斤左右的，可自豪了。吃冰碴饭也是当时的时髦，记得有几次天上飘雪花，我们端着送到地里的饭，真快成冰碴了，是就着唾液的热气咽下去的。
这就是我和侯峪的受苦人一起“动弹”那几年过的生活，真实的生活。
干过的这些活儿，各有各的罪，虽都不好受，却并没有太痛苦的记忆。苦中好像总是别有风味。且夹杂着趣事、狼狈与滑稽。像刚开始上山干活时，总要求老乡和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休息时让老乡听我们念报纸。可到了后来，一到地头，总先抢时间睡一会儿。听到队长喊“歇歇啦！”，也马上横七竖八地倒在地头，居然能睡着，还能做梦呢。
那时的我们
发黄的本子，褪淡的笔迹，记录了我们那时的故事，有新奇，有感动，有争吵，有批判，有苦恼，也有迷茫……当年，怀抱美好的愿望来“受教育”，黑窑洞、凉土炕、顶寒风、抡大镢的苦都受了，唯和贫下中农难真成“一片”。现实中的他们总和以往受得的教育对不上号，为这，苦恼、百思不得其解。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们也曾年轻（5）
那时的我们，一身正气，尽力做着我们认为对的，可农民并不见得都乐意的事。
那还是红彤彤的年代。一进村，屁股后面就会跟着一群要像章的孩子，伸着小手，拖着长长的山西腔“给我一块像……章！”于是，从北京带回很多一毛钱一个的最小的毛主席像章散发。我们建议每天干活前要背语录，面向太阳高唱东方红，社员们也跟着唱。“山里人对主席的感情就是深”，这是第一印象，也是自始至终没改变的印象。
访贫问苦之后，我们自觉寻找着这里的阶级斗争。和社员混熟了，话多了，疑惑也来了。好多人说，这儿的穷都是因为懒，抽大烟，才落到卖地、扛长工的地步。这显然有悖于以前受的教育。听到有的贫农甚至是老革命对解放后依旧如故的穷日子发牢骚时，更是不解。但看到了，他们着实过得苦，与和他们一起革命早走出山沟在城里做了官的亲戚们相比，更是天壤之别。
我们备了一个小药箱，从北京带回各种常用药（是用自己也极少的钱买的），免费给社员。还自学了针灸，治牙痛、腿痛、胃痛都能见效。村里人头痛脑热、小伤小病全来找我们，听到老乡们的几句感谢真比吃了蜜还甜。
还干过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侯峪的上、下村之间有一段又陡又窄的坡路，全村人不仅天天要走，还是上山干活、送粪、担庄稼的必经之路。我们开始时下坡两腿直打战，于是商议，做件好事……修台阶。没承想吭吭地刚铲出几个台阶的模样，就被村民说成搞破坏：“我们的硬脚板可受不了这规规矩矩地迈台阶”，一个住在上村天天要走这条道的小脚老婆婆说：“你们修了这些圪棱棱，黑天我们走道还不把脚拐了？”垂头丧气的我们只好又削掉那些铲得坑坑洼洼的棱子。
大队长李四货是个极精明的人，两个大圆眼珠骨碌碌一转，谁也玩不过。我们和他一直没搞好关系，还吵过几次。第一次是因为安家费问题，那时国家给每个北京知青拨210元安家费。不知谁传出的消息，说队干部要挪用这钱，气愤的我们冲进会场，大加理论。大队长噼里啪啦拨了一阵算盘珠，结果是队里为安置知青还要贴钱。几句话把我们都说傻了。之后得知，对这事，干部们有两种意见，以四货为首的一派认为北京人是飞鸽牌，不如给他们先凑合着，用这些难得的拨款解决点队里的实际问题；对我们最好的老队长却说“人家娃娃大老远从北京来，咱不好好待，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家父母。”最后不了了之，我们也没住上新房。还有一次吵架是为不给女生买扁担。斗争的结果，我们得胜，代价是肩膀受了好几年罪。
评工分是那时的一大难事，特别是上面号召推行政治挂帅的大寨评工法后，队长更难当。埋头苦干的老实人不敢吱声，有些权势干活偷奸耍滑的人往往得逞。插队生不管那些，最看不惯耍滑头、出工不出力的人，总爱替弱者说话。对想占集体便宜的，小偷小摸的更是坚决斗争。秋收时，一个男生被分配看果树，他白天黑夜守在地里，不许别人随便摘一个，自己跑得口干舌燥也不吃一口。还当众夺过一个老汉正咬一半的苹果。这下，插队生便成了一些人眼中“过于不通人情”的“倔鬼”。当然，也有很通人情的时候，我们养的第一头猪，光吃食不长肉，长成了35斤重的老猪，公社屠宰场不收，批准自行屠宰。我们把薄薄的两扇猪肉分成若干份，送给了很少吃到肉的各家。
我们也曾年轻（6）
农忙时，常有人提出按地块“包工”、“分工”，不管用什么词，我们都坚决顶住，认为是路线斗争，几次在地头和要分工的副队长吵。那个叫艾中的副队长，被我们认定是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的典型，在外面认识的人多，脑子活，胆子大，经常倒腾点小买卖。想卖点农副产品赚钱却又胆小的人，常求他帮忙。因此，每次运动，艾中都被作为投机倒把的典型受批判。但过后他仍不改，由于路子多，成了大队长的依靠对象。一次，通过他和化工厂的人达成交易，送300斤麦子就卖给队里2000斤化肥（那年头买化肥不容易）。装好麦子的车就要上路，生让我们拦住了，坚决不许他们用队里的财产送人情。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队长指不定多恨这些瞎搅和的插队生呢。
70年代初，农业学大寨是叫得最响的口号，村村都要修大寨田，还定下硬指标，深翻土地一人一亩，锄棱刨土一人一亩。农民们真好说话，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场面很壮观。但干劲再大，限时限量的要求也完不成，层层干部只得报虚数。对这些无可奈何的做法，我们怪上面，没怨村干部。
办政治夜校也是我们的创举。第一节开课是庆祝建党50周年，给社员讲党史。讲课人准备了6页纸的讲稿，念了一个半小时。下课时，多数人都溜了，剩下的几个也打了瞌睡。后来，丰富了讲课内容，学文化、念报纸、讲时事……还编了一本《政治夜校课本》，课本除了政治内容，还有农谚和科学种田的简单知识。可惜，这本教材没留下来。
时代变迁，可能连我们自己都读不懂那时的事情和想法了，但是真实的。记录下来，作为一段历史吧。
中国的农民们尊奉着东摇西摆的指令过了半个多世纪。唯不变的，是他们无休止的劳作和仍不算富足的日子。相信，他们终会找到自己的路和真正的好日子。
思 念 苏 平
我们恢复高考后入学的这个年级，年龄参差不齐，大的三十出头，小的才十六七岁。但不管老少，个个都是玩了命地学。教室、宿舍、食堂，每天在这三点间奔波。晚自习时，几百人的阶梯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渐渐地，一个穿军装高高瘦瘦的女生引起我的注意，她的节奏似乎更快，肩上背着军用书包，手中端着白瓷缸子，每天匆匆地在三点间穿行，昂头挺胸，旁若无人。她就是五十三班的晁苏平，我们逐渐相识，相知，成了好朋友。
她小我五岁，十八岁入伍，在部队干了七年后考入医学院。依她的年龄，“*”前刚念完小学，数理化都没学过，能通过理科的高考，该多么不易。从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感到对来之不易学习机会的珍惜，用“如饥似渴”绝不过分。她是年级中少有的几个“兵”，又是共产党员，本应做学生干部，但任凭年级主任动员，她不为其动；不爱开会，不爱参加活动，并为此和年级主任吵过架。因为她的倔，大家不太敢接近她，她多是独来独往，急匆匆地走在教室宿舍间。
可能是我俩投缘，开始是点头致意，聊过一两次后，竟越来越投机，逐渐常交换些学习体会和看法。我们聊天多是在去教室或回宿舍的路上，也算苦读中的一点调剂吧。有时在晚饭后，绕着操场走几圈，聊学的课程，考前的问题，感兴趣的科目……偶尔也谈以前的经历，今后的打算……总之，相通的东西很多，都是直肠子、急性子，都懒得参与与学习无关的事，都见不得周围乌七八糟的事，都恨不得一分钟掰成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