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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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 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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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刘绪生胸怀宽广,坦荡无私。尽管上级屡次不批准他当队长,他并不怨天尤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关爱集体。他责任心强,又肯动脑筋,在小队领导的支持下,他带领社员把烂泥塘、涝洼地都改造成了稳产、高产的水田,既增加了社员的收入,又使社员们吃的大米由原来的每年几十斤,增加到100多斤。
  有一年,连降大雨,山洪暴发,多数人都去抢救自己家的庄稼,刘绪生却不管自己家快要成熟的玉米,奋不顾身地跑到队里新开垦的水田,冒着瓢泼大雨,拼命地排洪泄洪,终于保住了集体新开垦的十几亩水稻,他也因此赢得了广大社员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1968年夏天,也就是在我们知青上山下乡前几个月的一次社员学习会上,刘绪生主动给大家读报纸。鬼使神差,阴差阳错,他竟将“衷心”的“衷”字,读成“丧”字,变成“丧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了。这下,他可闯下弥天大祸了!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祭起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法宝,无限上纲、上线,非要把刘绪生一棒子打死不可。
  那些吃政治饭的大队和公社的老爷们,正苦于找不到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听说双泉沟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自然欣喜若狂。他们立即指示:先把刘绪生在本队批倒批臭,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大队和全公社推广。而且规定,每天至少要批判他三次,要把批判会开到田间、地头。
  我对刘绪生非常同情。我对工作组不问青红皂白,对一个人不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仅仅根据一句话、一件事情,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极为反感。
  绝大多数乡亲心中都认为刘绪生是好人,对工作组和生产队里个别人颠倒黑白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只是敢怒不敢言。所以,尽管一天批判他三次,也是批而不倒,批而不臭,纯属走过场。

“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5)
1970年“五一”节的晚上,风高月黑,在村里队部旁边的路上,我差点儿与刘绪生撞个满怀。我看周围没有人,便迅速贴近他,低声急切地说:“不管压力有多大,你都千万要顶住,千万不能承认是有意诅咒毛主席啊,否则,你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他感激地向我点点头,紧张地向四周张望,很怕有人看见和听见。然后,便一阵风似地不见了。
  几天以后,工作组又搞突然袭击,第二次召开批斗刘绪生的大会。
  “刘绪生!‘五一’节的晚上,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路上碰见了谁,你们都说了什么?”金斗山声色俱厉的公鸭嗓,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我灵魂出窍,吓得我胆战心惊,目瞪口呆!
  这件事,他是怎么知道的?那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没有人看见啊!此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紧张地在心里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祷告:不能说,你可千万不能说啊!
  刘绪生猛地一听金斗山问他“五一”节晚上遇到我的事,浑身一颤,深感震惊。被一个多月以来的监视、批判,折磨得本已瘦削、憔悴、苍老的脸更显得惊恐、苍白、衰老了,他的腰也弯得更低了。
  我赶紧低下头,如坐针毡,紧张得再也不敢看他一眼。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双腿有些微微发抖。我预感到,这次批斗要比第一次厉害得多,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但还是响起了一个仿佛从地狱里传出来的低沉的令我毛骨悚然的声音:“‘五一’节那天,我妹妹结婚。白天,队里没有让我参加婚礼。晚上,我到妹妹家去看看。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唐宁生,他嘱咐我千万不能承认是有意诅咒毛主席。否则,我将永世不得翻身!”
  听到刘绪生老老实实、一五一十地坦白,我呆若木鸡。一个月前,在第一次批斗刘绪生的大会上,我险些成陪斗。这次刘绪生又明白无误的交代清楚。我是真的在劫难逃了。那个年代,整个民族似乎都要疯了,“帽子”、“棍子”满天飞,有的是,顺手拿来,易如反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况且,我父亲还曾是国民党的中校,系“历史反革命”。“*”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正横行无忌,甚嚣尘上。把我列为刘的同党,不恰好可以证明“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唐宁生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刘绪生是一丘之貉”吗?
  就在工作组紧锣密鼓地策划,准备批判我的危急时刻,徐东升、李培仲、张大刚、康大途所在的太平沟生产队,忽然传来由于工作组大搞“逼、供、信”,一位30多岁姓杨的刚烈汉子不堪屈辱,自杀身亡的惊人消息。工作组深怕出现第二个杨某某,便紧急下达暂停批判“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一切活动,对刘绪生和我的*才缓和下来。每当想到这位素不相识的农民兄弟用他一条鲜活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自由,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充满了哀伤。
  那时,整个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学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无孔不入,无法无天,祸国殃民。往事真是不堪回首,连共和国主席、开国元帅的生命都没有保障,更何况我们草民呢!
  然而,岁月把这一切都变成了过去。三年之后,插队生活终于结束了。经过三年的艰苦锻炼,我们增强了体质,学到了劳动本领,培养了吃苦耐劳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学会了应该怎样做人。很多东西,是在学校里永远也学不到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6)
我们在农村的良好表现,获得了乡亲们的一致好评。我们和乡亲们的关系和谐,如同鱼水一般。
  母校的优良校风,是我们向人生更高目标奋勇攀登的基础和动力。
  母校的优良校风,是母校给予我们的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
  母校的优良校风,潜移默化而又随形如影,使我们受益终生。
  人生的经历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人的青年时代的经历,往往决定人的一生,因而更显重要。我在农村的三年插队劳动,是我迈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开篇,是农民老师给我上了人生自立第一课。我在农村培养出来的吃苦耐劳精神,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在以后的几十年人生风雨中,每当我遇到困难受到挫折时,我就同三年插队劳动时的境况相比。于是眼前的困难就根本算不得什么了,我又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我又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了。农村的三年经历,真是使我受益终生啊!
  回    城
  1971年,我从农村抽调到沈阳矿务局安装处试验室当试验电工。1977年恢复高考,因为“*”,我高二、高三的功课没有学习,所以我拼命补习功课。到了1979年,忽地又传来大龄青年不让报考的消息。唉!我为高考熬了多少个夜晚啊!连春节那几天,我既不探亲访友,也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而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两耳不闻爆竹声,一心只读高考书啊!
  正在我心灰意冷、极端懊恼时,阜新矿院函授部恢复招生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那时,我还没有分到房子,妻子带着孩子住在娘家,我住办公室,几乎没有什么家务,正好把全部业余时间和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学微积分时,书中的习题,我几乎是每题必做。每次考试,很多人担心考不及格,而我却担心不能考第一。
  五年半的函授学习,几乎全部节假日及业余时间,我都是在苦读中度过的。天道酬勤,我获得总成绩第一名!
  1987年我当了试验室主任。我勤奋工作,四海为家,找米下锅,开拓市场。我既是主任,还是工程师,既要负责行政工作,还要负责技术工作,人手紧张时,我还当试验电工。我坚持不脱产。虽然很累,但我把这时的境况同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相比,就觉得眼前的困难算不得什么了。
  13年来,我们给安装处创造了500多万元的利润。试验室的职工也都成了许多人羡慕的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1987年,我们全室职工就都是“万元户”了。
  我已经是年近“耳顺”之年的人了。容国团振聋发聩的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始终鼓舞着我,激励着我,要我珍惜机会全力拼搏。尽管我一生都没有什么大作为,但在我告别人世的时候,也死而无憾了。因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插队、回城,我都去拼去搏了。我已经竭尽全力,问心无愧了。
  在2007年,我和同学们又回到了双泉沟。弹指一挥间,山还是那样青,水还是那样秀,只是人的脸上增多了岁月的沧桑。特别令我欣慰的是,当年被污蔑恶毒诅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刘绪生,不但早已*,而且加入了共产党,还曾在大队党支部书记任上干了五年。而此时,我也有近二十年党龄了。看来,我和刘绪生还真的是“一丘之貉”啊!
  世间什么最宝贵?人的生命最宝贵。可是,“*”和“*”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人被任意驱使,从属于政治、从属于阶级,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
  当今社会,是以人为本。而那时,却是以政治为本,突出政治,关心政治,政治第一,政治挂帅,政治无往而不在。特别是到了“*”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慷慨激昂,举国若狂,当时的那种时代气氛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由于法制被任意践踏,由于*得不到尊重,人命并不关天,才发生了上至贵为共和国主席、开国元帅,下到贫贱的农民杨某某的生命,被肆意草菅的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
  由于法制被任意践踏,由于*得不到尊重,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赵家实,才会变成惨遭批斗的“反动权威”!同样,爱社如家、受人尊敬拥护的模范青年社员刘绪生,才会蒙受那样的不白之冤。
  “*”折折腾腾的十年,是大灾大难的十年,“*”使中国遍地冤案,“*”几乎使中国经济崩溃,“*”几乎*亡国!不堪回首的往事,随着几个跳梁小丑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终于寿终正寝了。损失惨重的浩劫结束了。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作为一场“内乱”的“*”, 终于降下大幕。直到两年后的1978年……共和国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改革开放的起步之年,赵家实校长才获解放,重新主持二十七中学的工作。拼搏五年,二十七中又走在了省级重点中学的前列。老校长和全体师生,重振了二十七中学的雄风!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以人为本、和谐健康的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没有今天中国人民空前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我们都要珍惜、维护共和国今天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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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梦(1)
我的大学梦
  边庆利
  作者简介:边庆利,女,1949年2月出生。1979年3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哲学专业学习,1983年本科毕业。其后在中国教育报从事编辑、记者工作,曾多年担任部门主任,多个作品获奖。1999年被评为编审(正高职称)。
  我的高中同学里很多人没有上大学,我对她们十分同情。“同在一个时空里,同是学习的佼佼者,命运却如此的不同。”我思考着,同时也深知,作为我们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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