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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那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这不是每一个同龄人、同代人都能亲历的。
二是那一份真挚感人的情感，这不是简单的朝夕相处所能感知的。
三是那一股伤筋动骨的付出，这不是寻常的汗水和心血所能描述的。
先说那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68年“*”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我们这些从“*”热潮中还没有转过弯子的年轻人，离开家乡、离开城市，来到了人烟荒芜的塞外草原。巨大的思想落差，跌宕起伏的环境对比，不是一两句“建设边疆”、“接受再教育”所能说服的。在“广阔天地”的时间里，我们顶烈日、冒风雪、战严寒，艰难曲折，一路筚路蓝缕走过来。我无法忘记，那忍在心头里的疼痛，流在被窝内的眼泪，刻在筋骨上的内伤，甚至自己曾经几次从病魔和死神的魔爪中挣脱的亲历。饱尝当时罕见的疾苦，饱受难以遇到的磨难，饱经刻骨铭心的锤炼，用那短暂的青春时光，换来了终身难忘的一段与众不同的经历。
再说那一份真挚感人的情感。我们这一批人，曾满怀激情地参加“史无前例”的“*”，又怀着一腔热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广阔天地”。可谓是心向党、情真切，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然而当这一切面对的是高不可攀的蓝天白云时，这份真情便自然而然地被传递给当地的蒙汉牧民。在那插队的岁月里，当地蒙汉牧民伸出了宽大的臂膀，善待这群天真无邪的青年。这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没有对所谓“可以教育子女”的歧视，更没有对“外来人”的抵触，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不仅让我们学会了牧业的活计，而且掌握了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本领，更主要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世间仍有真情在。日久见人心，真心换真情，在这里我们有了朋友、有了亲人、有了知己、有了同甘共苦的兄长，这里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
最后说那一股伤筋动骨的付出。在皋北草原的日日夜夜里，我们为了改变牧区面貌，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思想准备，迎来了战天斗地，摸爬滚打，“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永无休止的劳作。太阳晒黑了臂膀，扁担磨出肩头的厚皮，与铁锹、锄把、镰刀和剪子相伴，结出了满手的老茧。在热血绽放出鲜红的花朵、汗水浇灌出丰硕的果实的同时，许多知青因体能和身体透支，留下了永久无法消除的病痛和疾患，更有知青在这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有人为这个时代贡献了智慧；有人为这个时代付出了心力；有人为这个时代奉献了青春。知青正是这个时代三者无一幸免的“佼佼者”。正是由于这种付出和奉献，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更新和改变。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这个时代提供了永恒的议题，承受了时代的诸多不幸，却难以享受到时代的荣耀。当知青这个特殊的名称进入史册，只有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才不会忘记那如火如荼、蹉跎跌宕的岁月。
那排土房，那块土地，那片草原，传承着怎样的寄托，负载着怎样的企盼，牵系着怎样的感情……每当想起第二故乡，我内心难以平静，血液循环加速，思绪泛起多少年的积淀，向往愈加急迫，回忆愈加清晰。所有这些，怎么可以是用简单的文字和语言表述得了的呢？
正是那片土地，记录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那片蓝天，传递着异乎寻常的情感；那片草原，浸润着来自远方青年人的血汗。当年我们吃的那份苦，受的那份累，经历的那些磨难，受到的那些煎熬，不仅没有随着40年的岁月流逝而淡忘，反而记忆犹新。那场景、那情节、那状况，时常在睡梦中出现，有时像幽灵不时地在向我们呼唤，催促着我们常回去看看。每当我回到这第二故乡，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回顾、回想、回溯；这里的一点一滴的变化，都能给我带来无限的欣喜、欣慰、欣羡、欣幸，仿佛我们当年撒下的种子正在这里生根、开花、成长……夜深人静时，我久久难以入睡，心头时常涌起抽丝剥茧般的感触……转眼40年过去了，我们已逐渐进入了暮年，这一切的一切，怎么能不让人魂牵梦萦呢！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
赵 兹
作者简介：赵兹，男，1968年北京六十五中学高一学生，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1978年从事新闻工作，专业职称为高级记者，曾任《经济日报》海外中心副主任兼港台部主任、参编部副主任兼“经济内参周刊”主编，香港《经济导报》第一副总编辑兼总经理。1992年，曾作为首批大陆记者团成员赴台湾采访；1997年和1999年，曾作为《经济日报》领队及特派记者赴香港和澳门采访回归。
由于生活在年代的断层，那代人徒有莫名的激情，精神资源却相对贫乏，尤其缺乏系统而正面的知识背景。造成他们的可悲处，就在于人生的每个年龄段，却不能做在那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时空断代，人生错位，至今，几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留有各自在那段历史时期的抱憾和隐痛，一些人谈起，还会对当时被裹挟在剧烈社会的变动中，被强行拿走的自己的未来而心有不平。
但每个年代又有每个年代的时髦。如果问那代人的追求是什么，我当时笔记本中抄录的这段毛泽东语录可以回答：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这就是我们那代人当时的座右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尽管今天看来，会让人感到那么的“假、大、空”。
一 接受“走资派”再教育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人们的命运也开始出现转机。
两年后，我从北京第一机床厂调入“*”后在北京恢复出版的第一张报纸《财贸战线》。办完调动手续的当天，我兴冲冲地来到余致浚老师的家。
余致浚和我属忘年交，也曾是我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的系主任。“*”中，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下放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是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同时来的，还有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创办人罗列和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张隆栋。三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干不了什么力气活儿，就在工厂宣传科的一间小房子里帮着做些文字工作。
一机床位于长安街东端，今天的中国大饭店对面，是我国重要的机床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铣床生产工厂。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这里视察过，“*”中，陈伯达把这里当作他的试点，八次来过一机床。
一机床有8000多员工，在北京被称作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曾涌现出许多知名人物，如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倪志福、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等，至于调到中央部委和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不计其数，还有大批人活跃在新闻界、文艺界和经济界。
我当时是北京一名高中学生，理应上山下乡，1969年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这里当了一名锻工，也就是打铁匠。因为工余时间编辑《机床文艺》，这本当时在北京机械行业有点小名气的杂志，就被派去与这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糊里糊涂地代表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我本人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同时，还要去教育别人，实在有点滑稽，结果却事与愿违。结合的结果，使我这个顶着工人阶级帽子的小知识分子，有机会接受到了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教诲，且受益终生。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2）
余致浚有着丰富而传奇的经历。1939年，他在江西赣州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每天早上都会陪着身穿灰色上衣，腰扎皮带的蒋经国一起晨跑，而当时他的真正身份则是1935年入党的*地下党员。蒋经国那段时间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由他捉刀代笔，他则对蒋经国有着独特的观察和评价。
应我的请求，他曾对我讲起过那段往事。蒋经国那时从苏联回国不久，他打着两个旗号，一是在苏联住了13年，二是抗击日本侵略。他当时任赣州地区专员，中将军衔，并敢于公开为老百姓排解冤屈，在当地被称为“蒋阿哥”和“蒋青天”，周边的土豪劣绅也不敢奈何他。因此，揭发他是共产党的信件有几尺高，对此，蒋经国则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蒋经国在当地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让余致浚去当教官。学校里可以唱革命歌曲，张贴革命标语，书店里还可以出售进步书刊。当余致浚的真实身份暴露后，蒋经国明知真相，却仍出面保护他，说余致浚是自己熟悉的人。后余致浚被迫放弃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时，蒋经国仍让其以秘书身份领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余老说，在江西期间，蒋经国未发表过*言论，并曾对他表示，自己很欣赏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但蒋经国对王明很反感，据说在苏联留学时，王明借故蒋经国表现不好，让他一连打扫了好几天的厕所。当我来到位于东城区余老家那排简朴的平房时，他正在门外走廊喂鸟，这在当时似乎是件与他身份相悖的爱好。今天想起，却极可能是他长期被压抑心情的一种调剂。笼子里的小鸟见有客人来，扑扇着翅膀吱吱地叫着。
当我把调到报社工作的消息告诉他后，他仍保持着平日的一脸严肃，思忖片刻，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考虑好了吗？”我顿生困惑，心想，难道我去报社工作不好吗？余老说：“新闻工作是个旁观者的工作，你还年轻，今后还可以做许多事情。”
此前，余老和罗列、张隆栋正在鼓励我去参加“*”后的全国首次研究生考试。后来，我在报社工作好一段时间后，才逐渐体会到余老此话的含义：大概，一是他认为我是否真正喜欢并适应新闻工作，对这个行道是否了解；二是他可能认为干新闻毕竟只是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而非当事人和参与者。总之，他是希望我在有机会择业时要慎重考虑。
“*”中，全国有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赶到广阔天地，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我却身穿工作服，来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也因此使我与当时的多数同代人，开始了不尽相同的人生轨迹。
尽管我和工人师傅们朝夕相处，每天在千余度炉火和数吨重汽锤旁劳作，脸上的机油和身上的汗渍从不比别人少。我充满激情的诗作《你好啊，我的汽锤》《春满车间》等，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收录，还被中央人民广播台播放。可是，下班后只愿打打球和看看书的我，怎么也学不会整夜玩牌和抽烟喝酒。尽管师傅们都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