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最大的财富是十年农村生活送给我的精神矿藏。我的书架里藏有许多插队岁月留下的已经发黄的照片、日记、信、邮票、车票，还有这杆历尽沧桑的榆木秤。
从1970年到1979年整整十年； 我作为报酬只有8分钱的插队知青，作为在凤阳师范学校进修过的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作为蹲点的“学大寨工作队”队员； 都离凤阳很近。小岗村以18户手印爆发农村第二场革命的种种因素，我能在四面漏风的小茅草屋里深切体会到。我饱受了贫困线上的挣扎与磨炼。
与最底层的农民日夜相处的时候，我知道每逢农历初五、初十、十五，他们总要考虑是不是去赶集。是去章广，还是去界牌、永宁？是赶头小猪，还是提筐鸡蛋，去换取一台小收音机、一袋袋细糠、一瓶瓶煤油、一块块豆腐？这时候就离不开秤。有秤的家庭算是家境不错的。知青总是向他们借秤。
这杆秤就是我在低垂的星空下，即将离开一片荒凉的定远县时，深夜独守的文化站陈站长送给我的。他说：“到上海后，是找不到这么短的秤的，而且路上也好带。”那年头，他就用这杆短短的秤星只标到10斤的秤，在他的大茅屋里，在打水需深深弯下腰的井台旁； 来买农民自留地里可怜的萝卜、青菜、山芋干和黄豆的。
沉甸甸的秤砣上，隐隐约约好像有1958的字样，那可是个大炼钢铁的年代啊。老农手里的这杆秤是怎么打成的？又是怎么保留下来的，又是怎么送给文化站长的？想来他也称过一些废品站里难得的旧书刊。
我常常去他那里聊。在他那里，常常用来包货的一堆报纸会透露早已过时的消息。墙根下农民的那一排土大碗，盛满了比风沙更多的惆怅。我无奈中难免抬头望望偶尔飞过的一只小鸟，也衔不来明天的晴朗。只盼来呼呼的北风啊争先钻进泥垒的破墙，我抱着吱吱呀呀的收音机，单调中进入了自嘲的梦乡。几回回数着墙洞外稀疏的星光，只记得门前屋后的野草，没日没夜地在冷寂中疯长，而我难熬的饥饿，不仅仅因为缺少青春的口粮。
人生和乡村都是一片空白，除了茫茫黄土啊还是黄土茫茫！没有一对疾驰的车轮来演绎山沟里的速度，也没有自己的秤来复校偶然从集上买回来的豆制品。
今天，妻子会开玩笑地称称买回家的蜜枣、糖炒栗子。我呢则再称了称插队岁月。秤杆翘起，我的眼前是：为了找一本老作家的旧着，得翻过多少道乱石山岗？多想吹一曲俄罗斯的名曲啊，口琴吹出的却是小村庄一个个漆黑的晚上。也许，许多同龄人也是这样苦熬寒窗。陈站长，我们是上世纪70年代的农民，我们得记住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脱贫的。
六
2006年6月13日，北京现代文学馆。82岁的贺敬之老师来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了。我在发言中手举着这本密布着我学习心得的《雷锋之歌》，提到了它对我的深刻影响。
这是一本已经破烂的贺敬之的诗集。我中学时代抄写得最多的一本诗集。1963年4月11日《中国青年报》第三版整版刊出了《雷锋之歌》，5月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雷锋之歌》，是上海市政协的费金林于1977年春节送给我的。那时，他已在复旦大学读书，我还在他曾经也在那里插队的安徽省定远县文化局搞创作。金林从书架上找了这本书，指着仅仅67页、印数却达到万本的《雷锋之歌》说：“我是在1966年在宝山路新华书店买的，元一本。这本《雷锋之歌》被我带到了安徽，常常翻出来 ‘温故知新’，然后藏在了随我一起下乡插队的父亲解放前用过的米箱里。” txt小说上传分享
嘹亮的早晨… 一位“老三届”诗人的30年（9）
贺敬之老师从《雷锋之歌》中 “走” 出来，第一次与我见面，是在2003年9月15日晚上，第八届国际诗人笔会上。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谈了很多：“从《诗经》《离骚》开始……”
我简短的发言话音刚落，坐在我身边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就对我说：“你请贺老在这上面签个名啊。” 贺老笑嘻嘻地接过他的笔，在这本《雷锋之歌》的扉页上签了名。《雷锋之歌》虽然历时40多年，但它一直是我从事抒情诗创作的榜样。
七
南码头的马路边，一辆垒满行李的旧助动车引起了我的注意。骑车的小伙子，多么像当年刚刚返回大上海的我。他的胸膛，是不是正贴着我29年前那件满是破洞的海魂衫？他的球鞋，是不是还系着我那副沾着污泥的鞋带？妻子还在那个角落里期盼着他的呼叫，女儿还在等待着他的短信。
他，是不是来自我当年务农的生产队，要不我怎么这样熟悉他的眼神？当年，他爸爸把我抬在肩膀上，送我去山外的医院，今天，我能帮他绕过陌生的小路弯弯吗？
2007年底，我的第九部长诗《城市的心跳》完稿了，我想用这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来反映上海的表情。刚才路边的这一幕，就是我在这些日子里难忘的镜头。
白莲泾，昔日上海连接谋生之路的焦点，淤积了太多的沧桑与经典。黄浦江，由此映照出深邃、活力与妩媚。上海世博会会址，就在这段黄浦江两岸的核心区域。老街上，下岗工人多，大学生少，弱势群体集中。中国申博成功，这里的腰鼓队通宵欢庆，越敲越有劲。他们动迁后的一切，本身就印证了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任何变化，现在以至今后都将进入世界的注视中心。
这些天来，我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周家渡、南码头、上钢街道、白莲泾工地、董家渡、六里桥、三林世博家园、上海世博局，采访了许多居委会干部和动迁户，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深刻感受到：历史的交替、空间的转换，在世博大动迁前后得到了集中体现。
这一部《城市的心跳》，用42首短诗组成，短则6行，长则400行，共3000多行，从2002年12月3日申博成功开始写起。内容有《黄浦江流进了时代封面》《小巷书记》《动迁办公室》《重回老街》《“申博号”龙舟》《听沪剧“卖红菱”》《舞动中国的扁鼓队》等。我发现新的题材与以前绝没有重复。因为这里勾起了我一串串在南市小北门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无数细节活龙活现。
我的诗稿出来以后，好几天晚上在白莲泾居民的新居里征求意见，并辅导她们一句句朗诵。在申博成功五周年的座谈会上，我发现好几个敲扁鼓的老妈妈都一边读，一边噙着热泪。也许，《新书架里的旧瓦片》触动了她们的心灵。
我深刻感受到：历史的交替、空间的转换，在世博大动迁前后得到了集中体现。这里的故事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地方发生着。
工地上，谁的手臂在频频摇动？是掘土机，更是历史！我喜爱工地，因为我渴望有拓展的工程。我是白莲泾畔的浦东中学的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今天，我又听到了：一群群身穿洁白校衣的新同学，朗诵起我献给母校的新作。
八
现在有一种议论：“现在还写诗，你有病吧。”不能这么说！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有病。第一线火热的生活被挡在了门外，思维就会呆板，文字就会晦涩，怎么发出时代的声音？“歌诗合为时而着”。
为了强调诗的感染力，必须努力再努力地深入到生活的底层，体验并发现真善、真美、真爱，然后让想象的异峰突起，并且去感染读者。
诗歌朗诵这个形式，群众很容易掌握。我2006年策划的朗诵讲座被列入了“东方讲坛”，每月组织艺术家们对他们进行辅导。我说：“首先要提起神来； 激动起来。不激动，观众怎么会激动起来？”
诗歌被淡忘，是由于诗人被淡忘了。不要羞于谈唱响“主旋律”。我写老百姓，给老百姓看。以前我歌颂伟人，也是从平民的角度出发。如今我写身边的居民，写城市，同样以这样的抒情姿态。因为我来自底层。我始终是个负有使命感的文学“打工者”。
我喜欢在城市的人流中行走。这人流总是那么汹涌、那么热情，它总是在考察我：脸色红润吗？步伐坚定吗？落伍是随时可能的。好在我依然爱拔上鞋就走，爱风尘仆仆，爱对比所有的新潮和旧俗。这一首首朗诵诗是不是代表着摸索着的我，前进着的我？
我比马雅可夫斯基更加幸福。他仅仅歌唱了列宁，我却沐浴着我们党的几代领袖的光辉。目睹了一场跨世纪的接力赛，感受到一轮又一轮太阳的非凡与亲近。今天，我作为龙的子孙，56个民族中的一员，一个在印有镰刀铁锤的旗帜下宣誓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与共和国同命运的诗人，一个同阳光一起上班的记者，怎能不蘸着已经融尽的昆仑雪，做一个奔向每个家庭的春的使者？在古长城的台阶上，在前辈们骑过的马背上，在浦东叠现的楼影里，在高挂着喜悦的红灯笼下，在国际互联网纵横交错的主页上，押着《黄河大合唱》的余韵，写下老舍们经历过的雨季，写下遍地时装模特儿身披的羡慕，写下所有不该遗忘的灰暗与缤纷。
岁月的脸有千万个侧面，每一张剪影都令我刻骨铭心。 我多么想，多么想把一页页日历串成世上最大的花环，送给我亲爱的祖国。特别有神的每一天都像争先恐后的花，每一朵都盛开着特殊的梦境。此刻啊此刻，我才摄出了季节中的季节和共同的背景，所有的中国人都属于一个美妙的组合啊，才有了无数不知名的生动，才醉了越来越丰盈的记忆，才绽放出30年来越来越难忘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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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三届”接受普法教育之路（1）
一个“老三届”接受普法教育之路
马蒋荣
作者简介：马蒋荣，男，1951年5月出生在浙江绍兴农村。1958年9月就读于徐汇区蒲西路小学。1964年7月就读于上海市徐汇区徐汇中学。1968年11月分配进上海吴泾化工厂造气车间担任检修工。1984年6月18日入党。同年9月被调往上海吴泾化工厂整党核查办，任工作人员。1985年9月被任命为该厂主持工作的行政党支部副书记。其后一直到2008年12月在有关车间、科室、分厂、部门、子公司先后任副书记、书记、科长、副厂长、副经理、主持工作的副经理等。 2005年5月通过自荐被上海市徐汇区人大常委会聘为徐汇区法院的人民陪审员。任期五年。
在我以自荐的形式被任命为人民陪审员的消息传到单位后，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马上在一次党委会上宣布：全力支持马蒋荣同志担任人民陪审员工作！当这个决定由领导告诉我时，我十分的欣慰和感动，因为我知道，我的自荐行为虽然合法，取得了政府的认可，但这么顺利得到自己单位的重视和认可，我真有些出乎意料。这就更说明了*与法制建设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性和深入人心，使我再一次感到了作为人民陪审员身上的责任和光荣。
我今年57岁了。1964年9月考进上海徐汇中学就读初中，正常的话应该在1967年7月初中毕业，人称六七届初中，所以属于标准的“老三届”。
我们这一届学生，在当时被称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从小就只知道“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