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过许多梦想，但在生活中总感到自己深陷于现实与梦想的矛盾之中，而当我完成了自己的军人使命，开始真正转向写作的时候，才猛然发现原来最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就体现在过程之中。许多人总想一下子就得到梦想的果实，但往往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即追寻梦想的过程。人生，如果省略了成长的过程，那怎么能显现出生命的厚重？
我并不企望自己能够创造出什么成就，但我却有梦想，并始终在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虽然自己的追求未必能够达到梦想的境界，但毕竟努力过了，追求过了，拼搏过了，奋斗过了，也真实地活过了，因而也就无怨无悔！
我最喜欢的一句名言就是：“我有一个梦想”。
这是20世纪评出的过去1000年全世界最有名的10句名言的第一句，它是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8月28日演讲中说出的。这句话不知鼓舞了多少人，因而“我有一个梦想”也就成了当今世界最有名的演讲之一。
为什么这么普通的一句话会成为世界10大名言的第一句？我总是在这样追问自己，可是一直也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和答案。最近，再次读到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介绍康德理念中的一段话：“人的本性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顿时豁然开朗，因为这句话揭示了人类梦想的共同本质。
人，贵在有梦想，因为有梦想才有追求。儿时最初的梦想就是企盼着有一把能打开外祖父书柜的钥匙，因为在那里面装满了他讲给我的故事……而一旦播种下了梦想，它便开始生根发芽，并不停地生长、蔓延、扩张。于是，便有了走出大山、总是想飞、向往高度、追求完美等一个个梦想。因为总有新的梦想在不断生成，因而也就一刻也不能停止追求，所以不懈地追求便构成了自己生命的主要历程……
一
我最早的梦想就是总是想飞。小时候，我总喜欢仰着头看那些像是悬挂天空中的鹰，它们的背景是那样的宏阔，不管它们怎样翻飞，都是那样的自由自在。
然而，残酷的现实几乎打碎了我稚嫩的梦。1966年秋天，由于父亲受到“*”的冲击，我们全家被迫返回农村老家。那时老家的交通和信息都很落后，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通电，更没有电话，同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还是依靠书信。可是，母亲却不识字，因此与父亲的书信联系自然就落在了我身上，那一年我九岁。
从一开始的写信，我就陷入到一种压力状态。每次给父亲写信一般都是母亲口授我写，母亲的口授大都口语化，虽然听起来很生动，可是我会写的字却有限，因而很难完整地表达出来。所以，我必须把母亲所说的话，转换成我的文字能力所能表达的句子，实在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代替，但总是感到难以表达母亲的意思。所以每次给父亲写信都会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然而，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反倒促使我必须要发奋努力学习，以改变那种老是受文字挤压的窘况。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寻求改变的想法，才使我对文字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梦在高远（2）
一天，孤独的我漫无目标地走到了村头的河边，恰好碰到一位老爷爷正在捕鱼。只见他先把渔网缕好，接着奋力向外抛去，那网便张成一个偌大的软斗笠，飘悠着落进水里，在河面上激起了层层涟漪……然后，他便轻轻地拉网，最后突然将网提出水面，只可惜网里没有鱼。可是他全然不顾，又重新开始缕网、撒网。一网、一网、又一网，不知撒了多少网，始终没有网到鱼。老爷爷看到我失望的神情，便对我说：“别泄气，孩子！越是不顺的时候越要挺住！只要能挺住就准有希望。”果然，时隔不久他一网下去竟网上了十几条鱼，其中有一条好大好大的鲤鱼。
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并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以至于在多年以后，每当夜深人静，由于沉思而难以入眠的时候，或因生活中各种烦恼而辗转反侧时，或在一篇稿子刚搁笔的高兴之余，我总不免要想起故乡的那条已很久远的河，那位已离别多年的老爷爷，以及他的那张永不停撒的网……
返城那年我正在上初二，为了避免毕业后再次下乡到农村，父亲便借“落实政策”之机让我作为返乡青年直接进了工厂。于是，我被迫终止学业，过早地走向了社会。我最初的梦想，只不过就是分配一个理想的工种。可是，和我一起进厂的同伴，因有关系和背景都被分配到理想的工作岗位，惟独我被分配到最艰苦的建筑队，后来又被调整为锻工。生活的不公，把返城刚给我带来的一点喜悦击得粉碎。我不平、愤怒、抗争，继而又自卑、无奈、彷徨…… 不知何时，心底深处骤然响起了那位老爷爷的话：“别泄气，孩子！越是不顺利的时候越要挺住！只要能挺住就准有希望。”于是，我咬紧牙关，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打那以后，任凭风吹日晒，任凭艰难困苦，也决不动摇和退缩。我总是默默地告诫自己：“挺住、挺住、一定要挺住！”当一座崭新的高楼拔地而起，并以其独有的雄伟矗立在人们面前时，我才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创造的欢乐。
其实，我原本就是尚待打造的毛坯，只不过是被过早地投入到社会的熔炉，因此必须要经过生活的摔打锤炼。
二
后来的梦想就是想当一名蓝天卫士……飞行员，可是由于身体达不到飞行员的标准，因此只能留在地面仰望蓝天。参军后，我被分配到一个飞机修理厂从事技术工作。当时“*”还没结束，每周都要安排大量的时间用于政治学习。可是，那种学习是那样的单调和枯燥。为了能学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我便把学习的注意力转向了文学。于是，每次政治学习时，我便找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一些文学作品。就这样，我开始了最初的阅读。然而，时隔不久，我的“小聪明”就被分队长发现，他严肃地批评我说，这种行为说轻一点是个认识问题，说重一点就是一个态度问题，并要求我在政治学习的时候不允许看任何与政治学习无关的书。
可我却不服气，递给他一本《毛主席语录》，让他随便翻开哪一页，我便一字不差地给他背下来。在战友们的惊讶中，我又一口气背下了《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两篇文章。战友们听罢竟兴奋地为我鼓起了掌。这时，分队长的口气便缓和了下来：“光会背了还不行，关键是还得会用才行。”我接着他的话说：“我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检验那些小说是不是‘大毒草’，这本身就是在应用。”分队长文化程度不高，听我这么一说好像也在理，但又感到与政治学习的氛围不太合拍，可又没法反驳我，便说了句：“那也只能限定在你们小组里。”打那以后，分队长便不再在这个问题上与我较真儿了。
梦在高远（3）
后来，新调来的教导员把一些喜欢读书的战士集中起来，组成了业余学习小组，并允许学习小组成员每天在熄灯后学习一小时，以满足大家的读书需求。我自然也被吸收到学习小组。
不久，部队开始了“评《水浒》，批宋江，反投降派”运动。可是，批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水浒》究竟是一本什么样子的书，仅凭小时候听说书人讲的一百单八将的一点印象怎么批？而这种反映还具有普遍性，反映到上面去还真引起了重视。过了不长时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便将《水浒》印发部队供批判用，只不过在序言前面加印了毛主席关于《水浒》的一段批示，和鲁迅先生关于《水浒》的评论。领导要求重点是看后40回，弄清楚投降派的反动嘴脸，然后再从本质上将其批深批透。对于我来说，不在于怎么批，而在于怎么看。我自然是喜欢看前80回了，那一个个鲜活的梁山好汉形象是那样令人畅快和激动。我时常被书里面的情节吸引和感染，不知不觉把自己也融入其中，有时竟然觉得自己也似乎成了绿林好汉。至于他们招不招安，那我怎么能管得着人家宋朝的事？重要的是我能看到这么好的书了，这便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古典名着。
初步的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使我看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于是，我便经常以学习小组的名义，到师部军人俱乐部，借阅许多当时还没开禁并被认为是“大毒草”的书，理由是学习小组要研究批判。好在这个理由比较过硬，因为谁也不敢阻拦对“大毒草”的批判。我便有机会阅读了《诗经》《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唐诗三百首》《牛氓》《复活》《悲惨世界》《红与黑》《老人与海》等一批中外名着。多亏了教导员在那个特殊年代，破例给大家提供了每天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使我能够利用这些的宝贵时间，完成了我的最初阅读。
时隔不久，我就被调到师修理厂厂部当文书。一天，我接到一份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通知，可我们单位只有一个名额。经群众评议、分队推荐、各党支部讨论，几轮下来就剩下我和另一位江苏籍的农村战士难以定夺。说心里话，谁都不愿意放弃这样难得上大学的机会。尽管如此，我还是做出了痛苦的选择。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从工厂入伍的，即使复原回家工作也有保证。可是，对于那位农村兵来说，上大学则完全是改变他命运的唯一的一次机会。 于是，我选择了放弃，把机会让给了那位来自农村的战友。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就此却踏上了一条艰难的求学之路。
三
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翻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而在这一年，我提干后就被调进师机关，我的人生也随着改革的浪潮而艰难起步。与此同时，我又开始憧憬一个遥远的将军梦……
这期间，军队的工作重点，也初步实现了由“突出政治”向“以战备训练为中心”的战略转变。这时，许多军事院校恢复了对在职干部的培训和轮训，但是并没有解决训用一致的问题，从而使培训和使用严重脱节。往往是真正的骨干由于领导用着顺手，因而也就舍不得放手。或者是遇到开明的领导真的肯把骨干送去院校培训，可是毕业回到部队后却又没了位置，因此只好安排转业。时间一长，便没有人愿意参加培训了。可是，每年的培训任务却是必须要完成的。到后来这种培训竟成了派公差，主要是安排那些工作能脱离开的，或闲散人员，或待转业的干部去参加培训。有的干部甚至连年去参加各种培训，以至于都成了参加院校培训的“专业户”。这种状况不仅没能使部队的文化结构得到应有的改善，而且还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
梦在高远（4）
尽管如此，我还是积极要求参加院校的学习和培训。因为我深信这种训用脱节的状况绝不会持久，并且一定会改变的。更何况我连初中都没毕业，尤其是到机关工作后倍感自己知识的匮乏，因此迫切需要争取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便是毕业之后失去位置也不怕，只要是能学到知识就行。可是，尽管我的要求迫切，却还是一次次地被师参谋长给挡了回来。当我再一次向参谋长提出参加院校学习的请求时，他神情严肃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