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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的话说明，在上海，司机遵守法规，交警就无权管；交警触犯规章，也要受到公众包括出租车司机的监督；交警和司机，其实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而是同样在受到法规的约束，同样可以相互监督对方。交警管理交通，目的不在于管，而是在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和交通畅通。有报刊介绍，在美国，交警不仅是管违章违规，也不仅是处理时态度文明有教养，更多的是服务，见司机开车发生故障或陷于险境、困境，都会热心地想方设法帮助。而美国的开车人，交警、司机、行人的关系很友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美国亲见过这样一幕：两辆汽车相撞，驾车的都是妇女，都未受伤，两车都有破损，但还能勉强开动。她俩把车子弄到岔路上，心平气和商量解决问题，交换了驾驶执照号码，弄清了事故过程，约定时间解决，三分钟后就各自开车走了，连警察都未到场。事故发生后，她们首先做的是不妨碍别人通行，再是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事故，节约了别人的时间也节省了自己的时间。我们国内，国民的交通遵守法规意识确实很淡薄，驾车违规己屡见不鲜，在马路上所遇见的两车相撞，就不是这么简单，这就有许多问题，值得与美国国民比较而作深思。
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交警、司机、行人三者都超出管与被管的意识，都具有为自己和为他人交通安全而养成的遵守法规的习惯，交通安全管理就进入了自由王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达到相当文明的程度。
一家著名文摘报上有一篇文章说，一股骑自行车、摩托车汇成的车流行到十字路口时，绿灯转成了黄灯，大批人照样冲向前闯过去，独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女青年煞住车等待绿灯。作者赞扬这个决不随大流的女孩，还推而广之扩大外延，提倡人在社会生活中要有点慎独精神。其实，这位作者并没有真正读懂“慎独”。
慎独，儒家《中庸》中的含义是，不管有无他人在旁，都要严于律已，一丝不苟，坚持道德操守，曾国藩书“慎独”自勉，也是这个意思；又，在简帛《五行》中，则是指在群体意识中慎重地对待个人意识。这位作者提倡的大概是《中庸》中的意思。但那女孩的品行，其实用《中庸》中“慎独”的含义并不贴切：交通规则明明存在，明明有红绿灯警示，也在众目之中，她只是公众场合守了每个人应当遵守的规矩，就作为慎独精神来提倡，把慎独标准就降低了；当然，每个人应当遵守的规矩，大批人不遵守，只有她一人遵守，也着实令人悲哀。我以为这正折射了国民法纪意识滑坡到了惊人的程度啊！
有一次我在江南某城市坐出租车，与一位骑摩托车的交警同时遇到红灯停下，当红灯倒计时跳到还剩三秒钟时，那交通警就发动了明晃晃挂着“交通管理”牌子的摩托车，还有一秒钟时他就开车率先冲了出去。这看似“打擦边球”，实际上也是闯红灯，也许是他潜意识中就存在一种执法者的优越感、豁免权，这种意识是极顽固也极可怕的。当然这在交警队伍里也许只是极少数，但执法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也如此，给广大市民的交通法规意识的树立，会起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不是可想而知吗？
那些闯红灯的和准闯红灯的，反映出当代国民身上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万事缺乏耐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重视眼前、小局及个人利益，于是习惯短期行为，违规违法操作；于是欲望和虚荣膨胀，追求浮夸；于是以草率马虎替代严肃认真，以主观盲目替代客观科学……这种浮躁心态，在国民身上已十分严重，连有些党政领导、执法人员也常存在，而且已不仅是表现在闯红灯上。驾驶员开车在其他方面犯规，如车子或执照被扣，很少有人不找有面子的熟人或熟识的交警转弯打招呼说情；这个扣车扣照的甲交警给面子熟人或另外的乙交警，从轻或者不处罚；下回甲交警有了有面子的熟人或者有亲友违章开车被扣，找乙交警，自然也就能有面子得便利。据我平日坐出租车、公务车、私家车司机交谈，感觉到似乎很少有司机在交警中没熟人或者没有路子通到交警的，人情、面子背后是靠什么维系？这恐怕不难猜测。
如果一个地区的交通管理法规被这种重重叠叠的人情网络笼罩着，驾驶人员有恃无恐，还以有面子自豪炫耀，交通违章违规便会越发泛滥，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些现象存在，无论交通管理还是社会其他方面的管理，要建立健全的法制，还得跋山涉水，路途还遥远着呢。
我的理解，交通法规的本质精神都是红灯、绿灯，即有行有止（其中包括快慢有度）。止的目的，是为行，是行的保证；你止，是为别人顺利、安全地行；别人止，同样是为你顺利、安全地行。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在人生的全过程，不也都是该这样吗？
不知我们的国民意识中何时也能安上红绿灯？
非为褒贬说孙觌
孙觌，宋代人，字仲益，号鸿庆居士，是今江苏武进礼嘉镇人。官至吏、户二部尚书。
不久前有个文友写了篇关于孙觌的文章，质疑宋代大儒朱熹。他不迷信神化圣贤，勇于挑战的胆识令我敬服。我也续他话题，再拓开作些小议。
朱熹写过一篇《记孙觌事》，仅二百字。其文曰：“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 是金人逼要降表，钦宗无奈，下诏命孙觌起草，朱熹说，钦宗实是“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即心里却希望孙觌不服从，好既不交降表又能过关。孙觌偏 “不复辞（不推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朱熹的观点，向金人递降表，不是钦宗之过，而是孙觌之罪。
奇了，钦宗下诏却希望孙觌拒不奉诏，朱熹是怎么知道的？难道那时他正陪伴着钦宗？钦宗为过关耍两面派的心计，难道私下跟他朱熹商量的？或者就是他朱熹为钦宗出的计谋？史书有这样的记载？是否有杜撰或者是有意编造之嫌？总之这是为钦宗开脱，拍钦宗的马屁。当时的观念可能认为不奉诏不是抗旨吗？假如钦宗下诏令起草降表的不是孙觌而是他朱熹，他会凭揣摩钦宗心理而不奉诏吗？
对于历史上抗击外族入侵，究竟是爱国还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涉及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评价，虽已有人在探讨，但尚未有定论。若以这观点为准认为投降不是卖国，我不赞成。我质疑朱熹之文，并非为孙觌辩解，即使给孙觌判罪，也只能凭事实证据，决不能稍有不实之辞，当定则定，当否则否。按正统的历史观看，孙觌起草降表，虽是奉诏，当然也应属失节。他也确是主和派，也确实有过私念。主战与主和是否可一概而论看*国与卖国对立？是否也有对大宋命运的不同思考属不同政见的成分？这需史学家们用更科学更客观的分析。但他曾受蔡京之子、投降派蔡攸的赏识和力荐，也有文字攻击过岳飞，诋毁过李纲，连入《宋史》列传的资格都未有。作为政坛人物，基本上应该否定。
不过，孙觌除了从政，还有作为文人的才华。他精通多种文体，当时便被认为“才华横溢”、“咳吐成珠”，其著作《鸿庆居士集》四十二卷、《内简尺牍》十卷，均被编入《四库全书》；宋残刻本《孙尚书大全集》五十卷，及明钞《南兰陵孙尚书大全》七十卷，均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张继的《枫桥夜泊》，成为流传古今的名作，自从欧阳修提出了 “三更不是打钟时” 的疑问，曾经议论颇多。后孙觌又有《过枫桥寺》诗：“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桥边寺，倚枕犹闻半夜钟。”孙觌诗即证明了张继所写是实，于是也广为人知。他的著作至今仍在流传：近十几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四家出版社出版的《宋诗三百首》等四种诗选收录了他的诗作。孙觌的书法造诣也颇深，《宋元尺牍》、《三希堂法帖》均收辑了其墨迹，镇江焦山尚存其所书《吸江亭诗》石刻也是他的手迹……孙觌诗歌与书法的成就，似又应得到肯定。
其实，我们回眸历史人物，如果仅仅为肯定或否定他本人，就太狭隘太肤浅了；该是通过审视，使真相更清楚、是非更明确、思考更深刻、认识更升华、于今更有用。只顾考证，温古不求知新，不求有利于我们认识新事物的创意、新意，是陈腐的学风。更有一种论史者，一发现当地有哪个历史名人就大惊小怪，就帮其摺掉毛边说光边，拼命做“艺术加工”，竭力美化、神化——把他们美神了，跟他们拉扯上关系，似乎就能给我们当地人脸上也贴着了金撑了腰，实在是阿Q有点想也姓赵的光。想想也难怪，晚清八旗子弟依仗先祖荣光作精神支撑呢，小农民以攀附为满足的心理随时前进也该有点现代特征的表现嘛！安徽亳州和涡阳不是也为争老子的出生地而闹得不可开交吗？新近常州有人突然“发现”好几个震古铄今的特大历史文化名人竟是出生于常州。我初听说倒也心一喜眼一亮，仿佛自己身上也多沾几分仙气，脸上也能多添几分佛光；然而再想想心里又总有点不踏实，总怕哪天那些特大名人有史记载的真正的出生地发觉我们在“争”他们的老祖宗，会与我们打起笔墨官司，而我们又拿不出硬邦邦的证据，反而要被人家脸上刮掉一层皮。亦如孙觌，或可算武进地区历史上所出最大的官，作为武进人的我，起初听说他，还真有点自豪和激动；稍稍查阅了点史料，觉得自己也幼稚了浅薄了，也觉得这种心理有点可怜兮兮，不由脸红心跳。如果为了刻意美化他而违背历史事实和混淆是非功过大做文章，总觉得太荒唐了一点；如若为抬高他把他说成是苏东坡的私生子，也似乎太庸俗太低档了吧？常州人要占苏子佛光，难道甘愿当其私生子？常州女人难道以与苏东坡私通为荣？我若是孙氏族人，自当会感到是本族的耻辱。
我这人生来面嫩胆怯，不善于想象，不会像电脑制作腾云驾雾那般制造这样的奇特“发现”，更不善于用此“研究成果”或讨好什么人，或为自己强壮行色，总怕遇到内行被戳穿西洋景。
吊兰的品格
从无娇媚色，只开小白花，
身虽居高位，始终心向下。
这是我有感于观吊兰即兴凑的顺口溜。
吊兰原本产于南非，品种很多，叶子有纯绿的、银边的、金边的、宽叶的……不同品种，但都有个共同的特性：不心安理得挂吊得高高在上，不满足于那一小盆泥土，千方百计新生出一个又一个植株，由长长的走茎挂着；其植株不等落到泥土里，便先生出许多根来，竭尽全力伸向大地。其实，走茎枝条生得再长，主人也不会让植株的根儿接触到地上泥土，只会将它们剪下栽到新的盆中另外培植。然而它们的心始终向下，一代又一代，本性丝毫不变，决不“乐不思蜀”，更不居高为荣为傲，从不放弃过回归大地的努力。
我们现在所见的“吊兰”，都是盆栽的，人为吊着的，我以为“吊”不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