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风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愿言则嚏。
曀曀其阴，虺虺其雷，寤言不寐，愿言则怀。
——邶风·终风
如果相信有人所说，古代怨妇的产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女子没有社会地位，把自己的一生托付于一个男人，把自己的命运寄望于一个男人。那么现代怨妇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妇女不是解放多年了吗？不是站起来多年了吗？
在古代，女子（除贵族女子外）基本上都不享受教育的情况下，没有职业女性之说。中国古代的男人对女子的要求其实是很低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从来没有涉及美丽不美丽，也不在乎她有没有才华（不过从历史上看，有才的女子似乎格外受到男人的尊重和喜爱）。古人论女子，首要在于一个“德”字，那么到底什么是德呢？我们撇开儒家对德的种种论述，以免引起有些人的反感。
《庄子·天地》篇说：“物得以生谓之德。”《淮南子·齐物训》云：“得其天性谓之德。”《周易系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皆使用“德”之初义。《国语·晋语》 载司空季子语曰：
“黄帝以姬水成 ，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
可见，最初之“德”与“性”、“生”、“姓”的意义相同。“德”为一个氏族成员所共有，到后来演变为氏族首领之专有，到商周时，“德”一般就用在王身上。所以周公、召公屡次劝王“敬德”。
对女性以德的要求，其实仍旧是从家族血缘的观念上出发的。女子无德或异德，势必导致本家族血缘上的混乱。
所以，古人对女子的要求从“德”出发，所讲究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出身，看是否门当户对。这也就是历朝历代人们反对贵族与平民通婚的根本原因。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使是到了现代，若是某个欧洲国家的王室成员与平民女子通婚，仍然是最大的新闻。
在中国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女子不必忧虑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高低，因为出身是不可以选择的，是天命使然，人们是相信天命的；她们忧虑的只是自己在这个家族或家庭中的地位，比如自己大老婆的地位会不会被人夺了去之类。
因此，那种用现代社会学的观点（女子没有社会地位）来解释古代怨妇产生的根本原因显然又是以今例古。也正因为这一点解释不通，才导致人们把现代怨妇的产生归咎于女子的社会地位还不够，还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这又催生了女权主义的高涨。
那么现代怨妇到底是如何炼成的呢？
现代社会有一个不同于古代的重要特征，就是现代传媒业高度发达。在这样一个信息社会，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我们只需坐在家里，尽可知天下大事。
当前天下最引人注目的大事是什么？不是伊拉克战争，也不是美国的反恐事业，而是占据了传媒主流地位的美女现象，或称美女文化。
这种文化的产生，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在推动。一是受以经济为中心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响，一种所谓的美女经济的观念十分盛行。所谓美女经济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眼球经济，一是性经济。所谓一个中心，那就意味着其余都是边缘。当文化一旦也边缘化后，这种美女文化当然要以美女经济为中心，为它服务。美女也就逐渐转化为生产力。
近些年来，最为流行的词恐怕就是“美女”了。美女遍地开花，在声屏、报刊，在学校，在一切公共场所，乃至于在数亿人的嘴里，美女无处不在。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自然不错。但古今美女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现代美女重视美貌的外表，为了达到媒体所塑造的完美美女的标准，她们不惜一切代价隆胸美容，减肥塑身，追求时尚和潮流，甚至做人造美女。其实，她们不知不觉中了人家的圈套。你看看周围各种名目的美容院、塑身医院、健身广场那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火暴生意就知道了，她们正成了美女经济的试验品和牺牲品。而媒体所给予广大女性的第一直觉便是，假如她们不按照这样的要求紧跟时尚，她们就会因为感到自己不够美丽而变成怨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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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风：怨妇是怎样炼成的（2）
在网络上，美女的反义词就是“恐龙”。在现实中，美女的反义可能就是“怨妇”了。
古代女子因不平则鸣，那么现代女子则是不美而怨了。这正是古今悬殊。
美女的这种因不美而怨而负罪的感觉来自哪里？来自男人吗？不是，恰恰来自于她们自己，是她们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位置。
王安忆的《长恨歌》古今融合。王琦瑶在时代的变化中拼力保有青春、美貌、爱情、精神、金钱，米尼在薄情的尘世间竭力保有一点可怜的温情，阿三明知那异国恋情是不归路，却始终不肯放弃那一缕情丝，哪怕它是演变成虚荣、转化为堕落的诱因。这种保有意识孕育在女性分离生命的艰辛历程中，成就在局限重重的发展环境中，体现在日复一日繁务琐事的苦心经营中。这就是炼成现代怨妇的写照。
“光荣的事业总是属于男人，辉煌的个性总是属于男人的，岂不知女人在孤寂而艰苦的忍耐中，在人性上或许早早超越了男人。”身为女性的作家王安忆，竭力想把笔下的女子从“怨妇”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给她们新的人生位置。可惜的是，这位置放来放去，总是在男人的对面。
“现在的女人不是从前的女人，不再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不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现在的女人，独自在窗前伏案工作，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就是天黑得太快，就是时间不够用。”池莉为现代女性作了经典的“郑笺”。无奈，一个总是嫌自己时间不够用的女人，离怨妇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李清照的凄凄惨惨戚戚，与男人没有必然的联系。她是在眉心之间叹息自己不能跟丈夫恩爱到白头，是战争摧毁了她的爱；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为什么没有成怨妇？那是因为她心里有诗，有追求。她不像王菲，那么凄厉，凄厉到让人感觉女人所以肉，已成为男人的行尸走肉。
偶尔的一怨，绝对不是怨妇。感叹自己身世遭际的不是怨妇，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才是怨妇。现代女子由于要“背着锅、孩子和丈夫与社会上的男人赛跑”，产生怨妇的几率更高多了。
在女性意识普遍觉醒的今天，女性寻找自己的位置的路途似乎还有很远。
你若是把《诗经》的每一首都从《诗经》里面扔出来，换成现代一个人的名字再去发表，你说它是什么诗，我就认同是什么诗，我没二话。但既然它还在《诗经》里，我就得回到《诗经》现场去读它，去看它。《诗经》压根儿就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作品），什么“诗学本位”。这是我们老祖宗用来言志、用来教化天下的礼乐文化，说它是“载道”一点也没错。为什么现代人偏偏害怕“教化”、害怕“载道”这几个字呢？！
我们不必把古代的贵族君子想像得那么可恶，那么腐败，那么淫荡。没有他们创造的文化，就没有我们今天灿烂的文明；没有他们耕深载厚的求索，就没有我们今天立于人世的安逸。现代人没有必要背着别人的观念这只锅去唱人生。
同样，周公不是那么道貌岸然，孔子也不是那么男盗女娼，毛公也不是那么故作深沉。我们不必把历史抛弃得远远的，也不必把古人都踩在脚下。在我看来，历史是人类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正好比我们现在的正常人，不会把自己的裸体摆在大街上展览一样，我们的古人也不可能把一首首淫荡诗拿来作歌唱。
做个怨妇容易，做个像《终风》里面的女子却很难。
《终风》中的女子，自《毛诗序》以来到朱熹都认为仍旧是那个庄姜。《毛诗序》说，“《终风》，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这是说庄姜受到了庄公宠妾之子州吁的无礼对待而作此诗。朱熹则认为，庄公之为人狂荡暴疾，庄姜盖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终风且暴为比。
后人以为，这两种说法是有分歧的。
分歧之一，一种认为此诗做于庄公死后，庄姜受到了州吁的性侵犯，叫子烝父妻，虽不算乱伦，却也有些无礼；一种认为此诗是言庄公在世时，庄公既对他十分留恋，又颇为恼伤。怪只怪古人说话，说一半留一半，害得后人猜了又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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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风：怨妇是怎样炼成的（3）
不过，后人终究还是基本上统一了意见，认为这是一首怨妇诗，甚至是一首淫诗。
怨什么？还不是怨男人花心。
不管是写庄公与庄姜，还是写庄姜与州吁，道理是相通的。一个男子，冲动的时候，兴致如狂风暴雨，欣欣然来，左挑逗，右戏弄，多情风流得不得了；另有欢爱的时候，女子是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不到，好些日子都不露面，只好眼睁睁躺在床上，希望他打喷嚏，希望他知道我在想他。如果这个男子是州吁，那么这个女子肯定是个淫妇，诗则是淫诗；如果这个男子是庄公，那么这就是怨妇诗。
尤其是现代人解《诗经》，喜欢把《诗经》的历史背景和情境洗干净了来看，这样的一首诗更成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子偶然遭遇陌生男人的戏弄之后，既有些懊恼，又不能忘情，俨然一个骚货、淫妇。
然而，既然是古诗，我们多少还得替古人想想。
追求爱情是古今共有的人性。这在孔子看来，也是无可非议的。三千年前的《诗经》时代，性观念上虽然比较开放，尤其是进入春秋之后，时当乱世，婚姻关系比较混乱，齐国那些嫁到鲁国的女子，大都有些淫行。但这些行为的存在，并非就是合礼的。据《左传》记载，当时的君子就对此种行为颇有非议。《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是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所谓“野合”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在野外乱搞，而是指不合礼的婚姻。孔子之父叔梁纥在生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了九个女儿，纳妾生了个儿子叫孟皮，可是孟皮是个残废：病足。于是才向颜氏求婚。大概是因为叔梁纥年龄太大，不符合当时的礼制。《史记正义》说，“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据此，婚过六十四矣。”是时叔梁纥已经过了六十四岁。是故孔子后来也说，三十岁还没有结婚就不该再娶。孔子三岁时，父亲就去世，其母没有送葬，也是由于礼制的原因。
由此可见，一个贵族女子的爱情婚姻都是在礼的范围之内的。《礼记》有明确的规定：“敬慎重正则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大学》也格外强调，“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一观念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孔子选诗以教弟子，怎么可能把一首淫诗或者怨男人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