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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佩服郑国人的“幽默”，诗人把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男女打情骂俏的语言，写入诗来，不着痕迹地“刺”了一个公子忽。你娶的那是什么人呀，自以为娶到了“子都”，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玩童”。但从诗的字句中来看，这哪有公子忽的影子呀。我想公子忽听到这样一首诗，心里也发作不得，不过他可能听不到了。但是当时人和后来人听了都不免会心一笑。这也是有心栽花、无心插柳的一种手段，要批评或讽刺一个人，没必要直接点名道姓，相反，我通过表扬另一个人，即可达到完全相同的效果。现代读《诗经》的人，不妨也这么一想，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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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乱世中君子的可贵（1）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中国文化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就在于在很早的时候，或者说就在中国人刚刚开始步入人文时代，他们的思维就把大自然的许多自然现象赋予了哲学的意义，如《周易》的八卦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给人的启示。直到现在，这样一种高超的思维能力都让人惊叹不已。《诗经》时代正处于这样一个思维阶段。也就是说，《周易》的思维方式与《诗经》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周易》中的风雨雷电，显然不能当作一般的风雨雷电去看的。如《周易》中的小畜卦，是象征女子婚姻不顺的，其卦辞便是“密云不雨”，也就是未达到阴阳和谐之境。
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联想思维。它源自古代一种交感巫术原理。就是说，凡是相似的事物都能互相感应，凡是相似的行为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从这种相似律出发，人们相信只要通过模仿就能实现任何目的。《诗经》时代的诗乐舞主要的目的和用途就在于祭祀、宴飨，通过诗乐舞这种模仿达到人与神交通、获得神的赐福。
《诗经》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随着春秋人文精神的进一步上升，人的地位开始与鬼神的地位并列，人们对鬼神的崇拜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敬鬼神、尽人事的观念得以确立。但是这种思维模式仍然起着主导地位。因而，在周礼中，诗乐舞的主要用途逐渐表现在尽人事方面了。反映在《诗经》中，风雅颂有了明晰的分工，雅颂仍然用于祭祀和宴飨，风则用于人事。
《诗经》时代的人事就是政治，就是礼制。
明白了这一点，再来读《诗经》，就有理由相信，《诗经》时代的诗人不可能单纯地歌唱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情”。男女夫妇作为人伦之始，一开始就被纳入了礼制范围。但这种礼制又发乎人情，也就是从人的日常情感、情理出发，以节为度、以合乎人文为标准。周礼并非后人想像的那样是不讲人情、不讲人性的。相反，它处处考虑到了人情人性。因为制定周礼者，其本人也要受到周礼的约束，即便是天子也不例外。
这种制度完不完美我们不去说它，任何一种制度都存在有破坏者。当一种制度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文化之后，人们的一切行为自然会以这种文化为尺度，合者褒之，不合者贬之。也就是汉初说诗者所谓的“美刺”。
后人极为反感汉代人的“美刺”说，其实，这种美刺说恰恰合乎《诗经》时代作诗以及后来赋诗用诗的初衷。《左传》所载种种用诗引诗的记载，尽管是断章取义，但取义的目的都在于委婉地表达用诗者的情志，即借诗言志，或褒扬别人、或委婉地陈述自己的感受。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见诗旨之深。后人不喜欢孔子，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作为春秋时期一位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孔子并非后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保守派。至少他这样说，反映了《诗》的本来面貌。
而后人读《诗》，敢于抛弃一切，只取《诗》的字面意义，因而，读起来无非男欢女爱，再加以一些后人想像之词，这样一部诗集自然喜欢读的人就多了。但遗憾的是，《诗经》也因此成了一部没有多大价值的歌谣了。
“诗亡而后春秋作”，想一想孔子说这句话时的沉重感，也就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了吧。《诗经》标志着一个时代，而《诗经》创作的结束，也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三千年后，我们重新踏入《诗经》现场，谁可以想像，那样一个时代竟是一片爱情、相思之音呢？
可能吗？这答案自己去想吧。
朱熹正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只好把这些诗打入“淫诗库”。
《郑风》中的这首《风雨》，无疑也是朱熹“淫诗库”中的一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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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乱世中君子的可贵（2）
后世朱熹的粉丝们纷纷为之进一步申说。
想像一个美丽的女子吧，在风雨交加、天色昏黑的一个夜晚（？！！明明是白天吧，夜里怎么会鸡鸣不止呢？）仍然践约赴会，守候着“君子”的到来。一直等到雄鸡报晓（？莫名其妙！），“君子”方至。当她见到自己的意中人时，如同划破夜空迎来了一抹晨曦，焦灼不安的心情即刻平息下来，好似大病霍然痊愈，登时精神焕发，喜上眉梢，这显现的是一颗多么坚毅而又晶莹的心，一种何等诚挚而又深沉的爱啊。这样经过了风雨考验的爱情多么宝贵呀！
有的人则觉得这样的申说有破绽，取而代之以另一种解说。他们说，按常理讲，这样的天气，情人来相会的可能性要少一些。但热恋中的女子感到百无聊赖，这样的天气反而更容易引起她对情人的思念。于是她就开始幻想，谁知幻想更使她忧心如焚，心潮起伏，不能平静。可以想见：她这时的思念是多么的殷勤，期待又是多么的焦灼；也许她一会儿在倚门张望，一会儿在顿足骂天。正在她懊丧之际，出乎意料，情人却冒着风雨，带着满脚的泥水，来到了她的身边。这怎么不使她忧心如潮涌的心情转为平静而喜悦异常呢？
这样的想像力令人惊叹！但还是有人觉得不妥，这不是一对完完全全的现代恋人吗？于是，新说又起。
如《诗》学专家夏传才先生就一反常见，认为《风雨》这首诗不是写“相见乐”，而是写“相思苦”。他分析说：“每章前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风雨交加，天色昏暗，群鸡啼鸣，抒情主人公显然是在风雨之夜相思通宵而坐听鸡鸣的。”
别说，这样的观点倒是蛮有新意的。问题是“相见乐”与“相思苦”打起架来了，由谁来作评判呢？总不可能说三千年前诗人是故意这么写的，既可以是相见乐，又可以是相思苦吧。
于是又有聪明人提出更新的看法，他们认为，风雨是象征男女两性交合的情景，那么这首诗便是写两个人在做爱。诗中的女子享受了做爱的快感后，焉能不平静下来？焉能不喜形于色？焉能不有病自愈？依据便是《周易》，又印证了朱熹的淫诗说。
这可能就是诗的妙处。
问题在于，既然后人可以新意迭现，为什么就不允许汉人那般的说《诗》呢？动辄冠以“以诗附史”，或者斥之为经学家的胡言乱语呢？
在我，我宁愿相信毛诗的胡言乱语，也不敢接受现代人的妙论高论。
真正的诗，作者的用意只可能一个。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也说得通，恰恰便是问题所在。
《风雨》中，从字面上来也看不出情人的影子。唯一一个“君子”，在《诗经》时代是贵族贤人的称号。我们没有必要给他加上“新道德”的帽子。“风雨凄凄”、“风雨潇潇”、“风雨如晦”，在诗中是兴，参照《诗经》时代的思维模式，所对应的便是社会的乱世。况且还有“鸡鸣不已”，这里的鸡并没有说明是那种打鸣的雄鸡。鸡鸣不停，显示的也是一种鸡飞狗跳、草木皆兵的氛围。这是一幅风雨交加，凄清寒凉，鸡声啼叫的景象。
“既见君子，云胡不夷？”，意思是见到了人们盼望的君子，还担心什么这样的现象不会平息呢？下面的“云胡不瘳”、“云胡不喜”与之构成递进关系。有了君子，社会乱象就会“夷”——“瘳”——“喜”。古典的君子，只有在乱世中才会感到他的可贵。
所以，《毛诗序》说，“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其他三家诗说法一致。一首诗旨明确的诗，哪来后人那么多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高论妙论？
可笑后人，见不得“君子”二字，一见君子就自然而然地往男女关系上猜想。其实，真正的君子在男女关系上没有那么多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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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衿：三千年前的希望工程（1）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郑风·子衿
很多人一读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马上想到了三国曹丞相的诗。还可以顺口把后面的几句念出来：“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不由得感叹，多优美的爱情诗啊。不知曹丞相又爱上谁家的姑娘！
可惜曹丞相也是玩政治的高手，爱情嘛、女人嘛，不过是在没有杜康的情况下，顺便玩玩聊以解渴。他的《短歌行》却是境界高远得多，岂是女人可思？思贤求贤而已。放下好好的美女爱情不思，他思贤干嘛？当然是为了他更高的玩法，玩天下归心的政治游戏。
《郑风》中的这首《子衿》，知名度远不如曹丞相的“青青子衿”。
我始终怀疑，饱读诗书的宋代儒学大师朱熹，会没读过曹丞相的“青青子衿”？他不知道此“青青子衿”正是从《诗经》中抄来的？作为长年在书院讲学的一介学者，他会不知道“青青子衿”正是从他这里受业的莘莘学子的代称？何以会在《诗集传》中指称这首诗是“淫诗”？难怪在他的同时代就有人说他所做的都是些无甚意义的“杜撰”书了。
从朱熹的时代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就被剥离得只剩下一条“内圣”了。至于“外王”，朱熹敢吗？赵家皇帝都不敢，你一个小知识分子岂敢？君不见两宋间那些个声称要饮马黄河、直捣黄龙、收复山河的岳飞、辛弃疾们，一个个落得个什么下场？
既然知识分子的“外王”这一途不敢了，只剩下“内圣”了，那就只好拼死了往书堆里钻，据说现存古籍版本最好的就数宋刻本了，价值连城。知识分子敢于担当的道义、责任与人文精神都成了书里的蠹虫了。宋以前的文人武人化的精神传统也成了一缕游丝。
朱熹之后，庶几那一条“内圣”也没了，只剩下一条“内裤”了。
每每听到现代人津津有味地谈论这首《子衿》是如何如何优美的情诗，我的心就痛了。现代人的浮躁病由来已久。经历过几次三番的轰轰烈烈的运动的洗礼之后，又沐浴了几场商潮滚滚的冲浪，现代人开始沉醉于“爱情”了。爱情大约成了治疗国人浮躁病的希望工程。
一个老是沉吟在《十八相送》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