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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对此有比较清楚的分析：
去年，我们曾派人去探究这些批评背后的真实原因。他们多方打探后发现，所有抱怨中国的公司都提到了“中国的价格”。在全球很多行业里，中国已成为价格的调节器。无论你是在弗吉尼亚制造卧室用品，还是在俄亥俄州生产电路板，价格低40％～50％的中国货物总会给你带来压力。
不过，中国的价格不完全是由熟练工人和自动化促成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就成了另一个日本，只不过付的工资少一些。中国货强大的竞争力来自超大型的生产规模，也来自当地极其完善的基础设施。在中国工厂的周围，你可以从为数众多的供货商那里买到各种小器具和生产原料。
参与此次调查的罗伯茨说：“我在杭州的郊区碰到一位快乐的企业家，他以前是种水稻的农民，现在是个汽车制造商，其经营的私人企业是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之一。他收购了芝加哥周围的零件制造厂，把一些高端工作留在那里做，将其他大部分工作转到他在中国的工厂。这样，他既有了美国公司的科技，又占有了市场。”
这一现象的结论是，尽管美国的制造商拥有高度机械化的工厂和高生产力，美国的制造商可能仍无法与中国公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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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的贡献
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多具备强大竞争力的产品？有些人会说，那是因为中国有一群特别优秀的企业家。没错，中国的企业家的确很厉害，他们拥有勃勃野心、强烈的进取精神，而且敢想敢干、奋发图强，因此造就了一大批在国际上拥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
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组成这些企业的基石——那就是成千上万优秀的、极其吃苦耐劳的、由普通中国人所组成的优秀的中国工人。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那么这些拥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就不会出现。关于这一点，美国《时代》周刊已经给出了相同的评价，正因为此，他们才将中国工人评为2009年年度人物的第二名。
对中国工人和中国企业所创造的惊人业绩，或许我们可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金奇（James Kynge）所著的《中国震撼世界： 饥饿之国的崛起》一书中，对沙钢收购德国蒂森克虏伯钢厂的描述：
我到那儿时，只剩下一块疤了，一块赭色的土疤，有25个足球场那么大。德国最大的钢铁厂之一德国蒂森克虏伯钢厂（又名“凤凰”，为纪念钢厂所在地多特蒙德从1944年轰炸后的废墟中崛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矗立此地。如今，这里只剩下几堆扭曲的废铁。我朝路边一位身着工装的男子走去，他正将一截巨大的金属管道吊上卡车。我问管子往哪运，他伸直腰，然后说道：“中国。”
钢厂的设备早就运走了。安装在60米高的厂房内的顶吹氧转炉，加工卷板长度超过1公里的热轧钢机，一部烧结机，一座鼓风炉，还有许多其他部件，所有设备都用木条箱包装，塞进集装箱，装船启运，然后在长江口附近被拆箱。在长江的平坦冲积平原上，又严格按照在德国的样子，一个螺丝也不差地把设备重新组装。运走的设备总重达25万吨，外加40吨详尽解释重组过程的文件。
中国人把德国人震了。
蒂森克虏伯钢厂表示，无论有没有找到买主，工厂都得关门。中国人的突然收购来得太快，但令当地人目瞪口呆的，与其说是中方的收购，不如说是随后发生的种种事情。
好像不知从哪儿来的，厂里突然出现了近1 000名中国工人。在废弃的厂房内，他们搭起临时宿舍，就在那儿凑合着睡。整个夏天，工人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后来，一些德国工人和管理人员颇有微词，中国工人才被迫尊重当地法律，每周休息一天。
到2002年年底，中国人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拆卸工作，比答应蒂森克虏伯钢厂的进度提前了一年，而比这家德国钢厂的最初估计整整提前两年。
在中国工人离开前夕，柏林的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前来对工人发表讲话。“中国人在德国以洗盘子和开餐馆出名，”外交官说，“我们的企业想在这里开展业务时，有时仅仅是为了约见对方一面，就得低声下气。但你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中国人争了光！”
在这则故事里，比较有趣的是，由于中国工人总是加班，每天工作经常超时五六个小时，甚至招致了德国当地法律的干预。
本来，沙钢是计划用两年时间来拆完这座工厂，这已经比蒂森克虏伯方面预计的要短得多了，蒂森克虏伯方面认为至少需要三年。但最终在这些中国工人令当地人惊叹的高效率工作下，只用一年就完整拆卸了总共重达25万吨的机械设备，将其运到了位于长江头的沙钢厂区，之后一部分沙钢人又继续留驻了半年时间进行清场（沙钢是中国正在迅速扩张的优秀制造企业中的一个。这些公认的优秀企业中还包括华为、比亚迪、格力等）。
类似的故事在山东兖州煤矿集团购买鲁尔区的一座据称德国最先进的焦炭厂时再次上演。这次收购以及随后的设备拆卸都被记录在了德国导演乌尔瑞科·弗兰科（Ulrike Franke）的一部关于全球化的纪录片《输家和赢家》中。影片描写了400名来自中国的工人背井离乡，来到了德国城市多特蒙德，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将工厂里的所有设备都拆运回中国，并在中国建立起了一座同样规模的焦炭厂。
几乎与当初沙钢拆卸凤凰钢厂时候一样，这群中国的工人，拿着不到德国工人1/10的微薄工资，却干着比德国工人辛苦、危险不知多少倍的工作。中国工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再次让德国人极为惊讶，工程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推进，同样以比原预计工期缩短很多的情况下顺利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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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比拟的中国工人
为什么说中国的工人宝贵呢？其实只要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在其他国家，你根本就找不到像中国工人这么勤奋的工人。
在《输家和赢家》里，那些中国工人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超负荷运转，一位老工人甚至每天做梦都梦到拆高炉。而曾经在全球得到众多赞誉的德国工人在工作上根本不会这么忘我付出。甚至，他们一直在抱怨中国人做事太过积极进取、太赶了，使得他们都得不到悠闲。而在上班时，他们严守8小时工作制，上班比中国工人晚，而下班比中国工人早，对要增加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很是不满。
或许已经习惯了中国工人这样听话的工人，所以大多数到国外去投资的中国投资者开始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中国还穷，那么其“投资环境”一定比中国更宽松，工人更应当听话好管理。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当地的工人可绝不像中国的工人那样温顺。2008年3月，《赞比亚时报》报道，由中国公司收购的赞比亚詹比希铜矿（Chambishi）发生了一起有数百名工人参与的骚乱。而实际上，在1998年，当中国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刚刚以2 000万美元买下这一铜矿85％的股份时，当地城镇的居民还曾欣喜若狂。因为在这之前的长时间封矿已经造成了大量失业，使得当地及赞比亚经济遭到了重创，重新投产大大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但是之后，为了抗议当地工人所称的恶劣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水平（中国公司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确不高，但还是要远远比早先当地人失业时期的境况和收入高得多，也比赞比亚人的平均收入高），当地人发动了骚乱。根据《亚洲周刊》的报道，甚至还有人放火烧了几栋房子，并暴力袭击了中方的管理人员，导致一名中方管理人员受伤。中方的管理人员只能躲在办公室里，直到警察来解围才出来。
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非洲的工人并不像中国工人那么听话。于是在非洲，中国投资经常被人诟病的另一点就是，即使有的时候本地的劳力充足，而且非洲热切希望得到新的技术，但中国在签署建造基础设施以交换原材料的协议时也总是坚持要大部分雇用来自中国的劳工。
不少非洲国家批评，中国没有“认真对待”“向非洲转移技术与传授知识”，并且过分倚重来自中国国内的劳力。但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就劳动效率而言，中国工人要高得多——不仅对自己的待遇要求低，而且工作认真，吃苦耐劳，听话负责。
或许因为我们早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以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民众也与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也是这样生存的，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勤劳。只有当我们与外界，与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进行对比的时候，才会知道原来我们是这么的勤奋，这么的努力，这么的节俭，并且为了未来生活的美好，我们中很多人都能够做到放弃现在。
但在其他国家，民众的生活态度并不与中国一样。
主动性的差异
中国人与其他许多国家的人的差异最主要体现在主动性上，这可能源自中国人对“发财”极其强烈的渴望。
还是以非洲为例。人们谈到非洲落后的原因时总说，主要是他们缺乏资金技术。但是只要略微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一方面，从资金来看，虽然如今的非洲肯定是不如中国人资金雄厚，但是，要知道在历史上，中国人与非洲人可是曾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就能那么快地积累起如此多的资金呢？再说，资金再缺乏，也不至于连一点很小的积累也没有吧。很多在非洲待过的中国人都表示，其实非洲很多工业并不是没有基础，而是都有一定基础，但是因为包括各个层级的人都一点不上心（比如，很多中国人来到非洲的一些工厂时，发现很多被弃置不用的机器设备都是因为一点非常微小的毛病，可能只是某段线路接触不良，或是某一个小零件折断了。而这些小毛病，很多中国人几乎不费力气就给修好了）。最后，这样的企业当然也就经营不善，倒闭了。曾长期在非洲工作居住的剑虹先生所著《最后的金矿——无限商机在非洲》一书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
当地一个致命的弱点是缺乏经营、缺乏管理。过去外界援建的纺纱厂、农机厂、服装厂、罐头厂现在都垮了，几乎全部倒闭。为什么？原因就是他们不懂管理，确切地说，是“不耐烦管理”。不是我们不教他们，不是我们只“授之以鱼”没有“授之以渔”，而是他们已经习惯接受“鱼”，而不是“渔”。不是他们不聪明，而是他们的聪明更多体现在别处，比如体育，比如艺术。
卢旺达的一家中国援建的、可以容纳500人就业的服装厂垮了，原因是缝纫机坏了没人修。我们特地作了调查，发现根本没有大毛病，只是有的传动系统出点问题，齿轮大了，只要换一个就行，而备件明明就在那里，可就是没人搭理；有的半截针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