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它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人物花木兰，但是又完全不同于中国人心目中传统的木兰形象。好莱坞版的木兰是有着东方外表而性格直率、开放、完全西化的女孩儿。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功夫之王》。这部影片改编自中国经典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并糅合了多个中国神话和功夫片的元素。美国人丹尼斯？哈维在影视评论《VARIETY》上说，《功夫之王》就是“一部典型的通过西方人的眼睛看待异域东方文化的作品”。
电影记忆（2）
“中国制造”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以来，中国的电影产业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令人尴尬的是，在这个制造了世界上约20％的家电、65％的鞋子和95％的拉链的土地上，除了华人李安的《饮食男女》和《卧虎藏龙》之外，罕有中国人拍摄的电影在好莱坞获得成功。
缺乏制作资金是一大问题。尽管一些知名导演能够获得国内外的投资，但是大多数中国导演在预算上都捉襟见肘。每部电影的平均制作成本仅在400万到500万元之间。
从2003年开始，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允许外资进入电影制造业。外国电影公司能够设立合资公司，但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必须在500万以上，且外资不能持有超过49％以上的股份。
时代华纳成为第一家在国内设立合资电影公司的外国公司。2004年10月，时代华纳与中影公司、浙江横店集团合作成立了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其业务主要涉及投资、制作、发行和推广华语电影及电视电影。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杨步亭将之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006年，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发行了小成本制作的电影《疯狂的石头》、《第601个电话》、《玉战士》和《面纱》。
2004年11月，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也与中影集团成立合资公司，目标瞄准了数字电影。
根据广电总局的数据，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一共有36家国有电影制作公司和100多家私营电影制作公司。在这些私营电影制作公司中，北京新画面传媒、中国保利华亿传媒以及华谊兄弟影业为业界翘楚。
外资和民营资本的进入促进了中国电影制造业的蓬勃发展。2004年，中国共生产了212部电影，其中包括10部数字电影。这一数字是1996年到2002年间平均产量的两倍。
在电影的年产量方面，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好莱坞和印度宝莱坞的第三大电影制造市场，并且这一市场还在日益壮大。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2006年发布的数据，中国的电影总票房达到亿元，比2005年增长了亿元。电影业的总收入为亿元，比2005年增长亿元。2006年的总票房收入中，有55％来自国产影片。
随着中国加入WTO，外国资本也进入了中国电影放映产业。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允许外资与本土公司合作设立合资电影院，合资电影院的注册资金规模不得低于600万元。
2005年，时代华纳与上海影视集团合作，建立了其在上海的第一家合资影院。华纳公司投资2800万元，拥有49％的股份。然后，华纳在北方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合作伙伴——大连万达实业有限公司。万达在上海、天津、大连、武汉都有自己的影院。截至2005年年底，华纳兄弟先后在国内各城市经营了8家影院，共有67个影厅，14449个坐席，成为当时中国排名第一的多厅影院发展商。然而2006年11月，华纳兄弟国际影院公司突然对外宣称，由于受国家文化政策调整的影响，华纳决定在中国撤资。
根据广电总局的数字，2007年，除了正在建设的82家影院之外，中国的影院总数为1325家，拥有3034个银幕——平均428477个人共享一个银幕。而在2006年，美国共有6000多家影院，37700个银幕——平均8100个人拥有1个屏幕。
高票价是影响中国电影产业的另一个瓶颈。
30年前，中国人还习惯于看免费的露天电影，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广大人民。30年后的今天，去电影院成了老百姓眼中一种略带奢侈的娱乐消遣。
“票价高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巴蜀松在其2005年撰写的《中国电影产业投资报告》中指出。
这份报告援引了《新京报》和新浪网于200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该调查显示，经常光顾电影院的人平均年龄在18到35岁之间。其中，的受访者认为50元的票价太贵了，80％左右的人认为票价应该定在10元到20元左右。
在美国，一张电影票的平均售价在8美元左右，约占美国人均月收入的1/400。而在中国，2007年的平均票价是70元，占每个家庭月收入的1/20。
另外，盗版DVD的泛滥也是影响中国和美国电影产业的一个主要因素。虽然中国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盗版DVD市场上，一张电影光盘的售价仅在5到8元钱，这无疑大大消减了人们去电影院的动力。同时，在盗版DVD市场，中国人还可以买到很多不能在大陆正式发行的影片。
张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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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当奢侈品变成必需品（1）
徐峰仍然记得21年前拿到自己的第一部手机时的情形。
那是1987年的11月，一个在广东邮电局工作的亲戚告诉徐峰，局里为了支持即将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准备推出100台手机。如果徐峰有兴趣的话，他可以帮忙办理。徐峰当时20多岁，很喜欢尝试新事物，于是立刻决定买一台玩玩儿。然而这看似不经意的决定却意外地使徐峰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手机用户。
“当时邮电局的人还不知道这手机应该卖多少钱，他们叫我押下了一张2万元的支票，先把手机拿走”，徐峰回忆道。
21年前徐峰拿走的手机远非我们现在熟悉的小巧设备。那手机像砖头一样大，几乎有2磅重。当时，这种手机经常在香港电影里作为黑帮大哥打人的武器出现，因此被人们称为“大哥大”。
据《信息时报》的报道，当徐峰告诉他的朋友这个砖头一样的设备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为了证明给大家看，徐峰甚至当场给他在香港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1987年，中国的无线通信行业仍然是个敏感行业，涉及包括国家安全、频谱分配在内的很多问题。甚至有些人还把它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到1987年年底，像徐峰这样的手机用户总共有7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商人、官员和一些军方人士。
当时，也许正是因为中国对无线通讯的管制，手机很快变得供不应求。在黑市上，一台手机甚至被炒到了6万块，这还不包括每月可高达1万元的通信费。
“当时，大哥大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这种象征含义甚至远远超过了它的通话使用功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室主任史炜在2007年的一篇回忆文章里如是说。
“那时候的电话资费比现在要高，每个月的话费基本都在千元以上。即便如此，到了交话费的日子，大家还是心甘情愿地赶着去排队交钱，因为在那个信息渠道匮乏的年代，手机所带来的信息价值往往比话费本身要高得多。”
在最初的6个月里，徐峰的手机只能在广州市内使用。在随后的几年里，无线通信服务被逐渐推广到了北京、深圳和上海等大城市。
然而直到90年代，当中国开始将移动通信产业商业化并发展基于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的GSM和CDMA系统时，中国的手机用户数才迎来了爆炸性的增长。与模拟技术相比，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具有更强大的服务能力和更多的增值服务，比如手机短信。
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国内所有的固定电话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全都由中国邮电部统一运营。这种垄断直接导致了当时###行业的低效率。到1992年年底，中国等候批准的固定电话申请数量达到了100万。等候数年并花费5000到6000元才能在家里装上电话，这是当时的许多中国人都遭遇过的经历。对于政府来说，利润和周到的服务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在移动通信领域，情况甚至更遭。
有趣的是，90年代中国通讯行业的垄断意外地使寻呼机广受欢迎。截至1999年年底，中国的寻呼机用户达到了4674万。然而到2000年年初，随着###资费的下调，人们对于寻呼机的狂热逐渐退去。
9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政府开始考虑在电信行业引入竞争。作为这项举措的一部分，中国联通于1994年成立。
由于外国投资者的帮助，中国联通在成立的第一年便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建立了GSM网络。随后，联通迅速把网络扩展到全国。2002年，中国联通又建立了CDMA网络。
中国联通的建立被誉为是###业改革的重要标志之一。###业专家陈如明认为中国联通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无线通讯在中国的大规模应用。
为了应对联通可能带来的冲击，中国邮电部于1994年决定将其下属的电信业务独立出来组成一个独立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后来的###。2000年，###的移动业务又被拆分出来，成立了###公司。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运营商。
除了打破垄断，政府对于电信业务的拆分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村电信市场的发展和###通讯的普及。
手机：当奢侈品变成必需品（2）
从1987年到1997年，###电话用户从零增加到300万。到2001年，这个数字猛增到亿。2007年，###用户数首次突破5亿。
其实，###通讯市场的发展除了得益于运营商的拆分，还受益于手机制造商之间的激烈竞争。
在中国的模拟制式时代，摩托罗拉是无可争议的王者，其8900和9900型大哥大手机几乎成为当时生意人的象征。这个以生产车载收音机起家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王者地位直到1994年才受到挑战。那一年，时任邮电部部长的吴基传应邀与诺基亚首席执行官奥利拉打通了中国第一个GSM电话。奥利拉很早就嗅到了中国即将到来的2G时代，并明智地决定在中国增加投资。
在随后的几年中，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等各大外国厂商都加大了在中国的投入。他们抓住机会在中国建立工厂，同时与当地厂商组成合资公司，从而使手机的售价大幅度地降低。
然而，手机在中国的大规模使用直到几年以后国产手机的兴起时才得以实现。1999年年底，外国手机厂商凭借他们在技术和资金方面近乎垄断的优势占据了中国手机市场9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为了保护民族产业，中国政府在1998年年底出台了手机牌照制度。这个制度要求中国境内所有厂商在手机生产和销售前都要取得政府颁发的牌照，且外资手机厂商必须将其在中国的合资工厂至少60％的产能用于出口。
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中国本土手机厂商迅速崛起，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企业有TCL、熊猫以及波导等。这些本土厂商的规模迅速扩大，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的竞争。
当时，主要的外资手机厂商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中国主要大城市上，还无暇顾及农村市场。因此，在国产手机兴起之初，农村市场就成为了其躲避外资激烈竞争的重要一环。而这种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