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侠孔庆东看北大:千杯不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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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侠孔庆东看北大:千杯不醉- 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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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条胖鱼的追逐中
  走投无路
  两仪哈哈大笑
  乃露出狰狞的太极
  人之子坦然受辱
  目光穿透十万光年的星云
  在那里
  我的微笑
  沐浴在你
  瀑布般的泪水里
  

怀念孟二冬(1)
前几天翻旧影集,蓦地发现了几张跟孟二冬的合影,遂油然想到,老孟离开我们,已然3年了。
  3年前的4月份,记不清是哪一天的早晨,温儒敏老师告诉我们,孟二冬已于凌晨走了。在场的人没有一句话。中文系的教员,似乎应该不拙于表达感情,但在那一刻,都呆呆地无语,仿佛很冷漠,冷漠得可以灼伤晴空里的太阳。
  当夜,我致函系领导:“惊悉孟二冬老师辞世,不胜凄婉哀痛。我一向敬慕老孟之人品才学,今夜敬撰挽联一副,略表寸心。望转治丧委员会录于花圈之上。孔庆东”
  那副“痛悼孟二冬老师”的挽联曰:“为学为师无伪无华半百生涯真表率,待人待己诚心诚意千秋日月照忠魂。学弟孔庆东敬挽”。
  孟二冬比我大六七岁,我读本科时,他已经是系里著名的研究生了。80年代,硕士生就已经很威风了,何况又是袁行霈先生的高足呢。北大学生都要强,低年级的喜欢跟高年级混,本科生喜欢跟研究生混,我就经常去“混”研究生的各类活动,早早结识了一批老大哥老大姐。不过孟二冬对我并不热情,他待人温厚但不主动,不像我这样,看见师弟师妹就“好为人哥”。老孟是你问他,他才回答,你冲他笑五分,他冲你笑三分,标准的儒生风范。
  老孟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也上了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答辩,我是从头旁听到尾的。80年代北大的硕士答辩,条件虽然简陋,但气氛隆重得不亚于遵义会议。一群大师级的专家围攻老孟,老孟瘦瘦高高地独坐在屋子中间的椅子上,不卑不亢,侃侃而论,将那些质疑和考问一一化解。最后,他用绝对温和的语调说道:“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袁行霈老师掩饰不住满脸的喜悦,开口道:“二冬,你再说一遍。”我们这群旁听的师弟,使劲鼓掌,非常羡慕,心想将来我的硕士答辩也能这样,何其乐哉!或许是受了老孟一点影响,我后来的硕士博士答辩,都对老师们的质疑逐一进行了辩驳,但语气却没有老孟那般温和自信也。
  孟二冬硕士毕业后,去烟台大学任教几年,再回北大读博士。到我读博士的时候,还是比他低了两级。不过,所有博士党员组成一个支部,老孟是书记,他亲自给我们发放《*文选》,这样,我们接触的机会就比以前多了。
  但接触是需要“资格”的,我的资格太差,够不上老孟的境界。第一是喝酒的资格,假如说孟二冬是酒博士的话,那我连幼儿园还没毕业呢。我在整个20世纪所喝的白酒加起来,也不超过一斤。到了21世纪,全国人民都嚷嚷着孔庆东是什么“北大醉侠”,逼得孔庆东走投无路,只好舍命提高酒量,一年好歹也能喝个五六斤了。而孟二冬呢,一个晚自习,二两花生米,就能干掉一瓶二锅头。喝完面不改色,继续写论文,读唐诗。我后来多次跟老孟同桌喝酒,我一般就抿一口,尝尝味儿而已。孟二冬呢,别人不喝他也不喝,也从来不强迫别人喝。要是这一桌有人喝,就没人能够喝得过他,而且不管喝多少,也没见他红过脸——没人知道孟二冬酒量深深深几许。老孟成了全国英模后,温儒敏老师到人民大会堂去宣讲孟二冬同志的英雄事迹,我不知道老温讲了这段没有。我以为,不讲老孟的酒量,他的风采就必然黯淡一两分,他的“度量”就显示得不够充分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怀念孟二冬(2)
第二是玩球的资格。我是国家级排球裁判,打排球还凑合,其他球都臭得很。让我罚篮或者罚点球我还比较有把握,考试的时候我十罚十中,但真打比赛,不整进两个乌龙球就算万幸了。而孟二冬的篮球足球都是健将级的。他身材高而壮实,一尊小铁塔似的,胳膊腿都硬梆梆的,场上随便碰一下就让你疼半天。我看过他玩球,勇猛但不野蛮,以高技术和好身体取胜,威风里透着儒雅,所以赢得你心服口服。常跟他一起踢球的吴晓东、陈宝亚,后来都成了中文系教授足球队的骨干。而读博那阵,我是没有资格与老孟同场竞技的。
  真正有资格跟孟二冬混在一起,是留系当老师之后的事了。我因为不愿意当班主任,就被分派当了几年的科研秘书,“政绩”还算可观吧,特别是趁机与各个专业的老师都套上了近乎。中文系一百多教员,多数都互不相识,至今我可能仍是中文系里认识本系教师最多的教师之一。特别是组织跨专业的活动时,孟二冬从来不摆架子,秘书让干啥就干啥,而且“不用扬鞭自奋蹄”,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你赞美他时,他谦逊地一笑;你调侃他时,他也不客气,引经据典地反击你两句。有一次宴会上我俩一桌,老孟身边坐了一群美女。我坏坏地说:“老孟啊,你们搞古代文学的,是不是都表面上特君子,实际上很好色啊?”老孟一本正经地说:“君子好色,取之有道。古代文学跟现代文学的差异,可能就是有道与无道吧。”美女们听了哈哈大笑,弄得我倒不好意思了。听说最近孟二冬的事迹拍成电影了,我觉得老孟活泼智慧的一面,是应该多表现表现的。
  我们一起教留学生,一起带学生去旅游考察,偶尔也一起唱歌、跳舞。天长日久,老孟的形象就定格在一个“大哥”的位置上了。但我经常不服他是“大哥”,我对他说:“老孟啊,按照韵部,我是一东,你是二冬,你应该在我后边啊。”他很赞赏我能够把韵部都背下来,所以就宽让我说:“对,你是第一,我只是第二。”我们还用韵部行过酒令,他输了喝酒,我输了喝可乐。一边出拳,一边嚷着:“东冬江支微呀,鱼虞齐佳灰呀……”别人听不懂我们嚷什么,还以为我们喝高了发疯呢。
  中文系崇尚的风气是“不争”,但实际上或明或暗的竞争还是有的。而老孟似乎什么都不争,只埋头做自己的学问。他才学很大,什么都能看透,却不轻易发表意见。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在人生的各方面都是出色的,那出色是靠他的勤奋,靠他的诚实,靠他的友善。他所做的,都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所应该做的,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所应该做的,本来没有什么太值得惊异的,但就是因为当今很多人做不到了,所以孟二冬成了这个时代的临风玉树,成了这个时代的砥柱中流。当我们今天竟然把不抄袭不剽窃作为治学的底线时,我为这个底线如此之低,感到深深的羞愧。此时再看孟二冬,确实“须仰视才见”。
  再后来,孟二冬去了石河子。北大跟石河子大学是合作单位,我们都去过石河子。那里天高地阔,馕香肉美,瓜甜果肥,本来是个调整学术节奏的好去处。没想到老孟竟然在那里发了病,你说这找谁说理去?他身体好,心态好,学问好,工作好,人缘好,家庭好,怎么病魔偏偏就会落到他头上?后来各大媒体展开对孟二冬的宣传时,我特意跑去很激动地跟领导提过:“千万别把咱老孟给宣传成陈景润!他的病,一不是累的,二不是四人帮*的,三不是自己憋屈的。只能说天有不测,人有旦夕,所以才令人悲从中来,无比惋惜。千万别给青少年造成这种印象——好好的一个人,只要勤奋工作,诚恳待人,最后就必然是这个下场。那样的舆论导向岂不完全错了吗?”温儒敏老师完全赞同我的看法,提出要实事求是,多讲孟二冬“阳光”的一面,讲他如何关爱学生,如何乐观看待生活,如何手术后还学会了驾车等等。我还给孟二冬发信,劝他放松,不要老写什么“寸阴是竞”(许多媒体都把这四个字写错了),而该多出去玩玩,多吟咏一些“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和“仰天大笑出门去”之类的诗句,调剂心境。我们都相信他能够把病魔抛到魏晋南北朝去,精神抖擞地重返学海,跟袁行霈老师明窗朗月之下,再话唐诗。
  然而天不佑圣贤,孔子叹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老孟终于悄悄地走了。也许过些年,人们就会如同忘记大多数英模那样忘记他,只有他的亲友同事还觉得音容宛在。老孟生前不慕名利,殁后更不会在乎自己是不是“优秀党员”或“模范教师”。他自己完成了一个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的人生,他即使活一百岁,也依然是这种风姿的延续。我们所感到悲伤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欠缺。正如《冰山上的来客》插曲所唱:“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可爱的脸庞。……你也再不能听我弹琴,听我歌唱。”
  

苍生之道——读吴志攀《闻道与问道》
元月8日是北大教代会。我一早赶到会场,坐在边上浏览周其凤校长的报告,心里正想着下午的分组讨论会上,要给学校多提几条意见。吴志攀教授默默走过来,送给我一本书,是他的《闻道与问道》,北京大学出版社08年11月版。扉页上题道:“春节好!请孔庆东学长雅正。弟志攀。”无论从年龄还是学术造诣上,他都应该是我的学长。如此谦逊的称谓,我从书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是跟费孝通先生学的,费孝通给晚辈签书时,都写上“请指教”。吴志攀说:“真正的大家,尊重所有普通的人。”(39页)在北大的头头脑脑中,吴志攀是公认的“书生领导”,经常穿着件前边比后边长的西服,拿着一支破笔,做些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说些不像领导说的书生话。北大的师生们,似乎对这样的领导更加宽容些。
  这本书是吴志攀对师道的探究和思索,包括十二篇对北大名师的追忆和十一篇涉及教育问题的杂文。文笔深挚坦诚,耐人回味。自序中说:“老师教学生,不仅是教给知识,还要教做人的道理。”这句普通的话,二十年来几乎被教育界给忘记了,谁要这样坚持,说不定就会遭受打击*,包括吴志攀自己,近来也遭遇了颇为无聊的污蔑和误解。但是他身正不怕影斜,默默地都承受了。他在《赵存生书记二三事》中写道:“特别能忍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也是管理干部的修养。有了这样的修养,眼界就宽阔了,思想更加深沉,语言表述也更加含蓄。”(83页)其实,这就是“道”啊。
  在写他的百岁导师芮沐先生一文中,吴志攀所归纳出的芮沐先生的教书育人之道,可谓是北大优秀导师共同经验的结晶,比如读书要博,每周要汇报,“不要与人商榷”,“要多看原著,不要多看解释文章”,“研究问题,要结合实际”,要锻炼身体等,是我们中文系的导师也倡导的,也是我自己坚持并对我的学生们传授的。书中还有许多吴志攀对师道学道的深切体会。比如他在《陆卓明老师的魅力》一文中说:“我自己的专业是国际金融法,但我从来不认为,国际金融的这一套制度和秩序代表了‘普适价值’。我始终要求我的学生,注意研究这背后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这是我治学的基本立场之一,也是陆卓明老师教给我的。”
  北*学院的几位著名教授,他们的学术思想我不懂,也没有资格评价,但他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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