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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历史，巧合中就有了某种必然：武王伐纣箭在弦上的时候，商王朝后院起火！其东南淮河附近的东夷族再次暴发大规模叛乱，极大地消耗了商王朝实力，拖住了商军的主力部队。这边由武王发动闪电战，一路顺风顺水，直捣朝歌。《左传》记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就将纣王失败的直接原因归结为这次莫名其妙的叛乱。
有了天时、地利，还得有一个人和的环境。为了共同的理想而甘愿舍弃个人的利益，这是周族内部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太伯、仲雍因此在吴越一带建功立业，书写了吴国的早期历史。他们的故事，直到西施那里才有了个香艳的了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暗战
这两人的具体活动，已成了历史的悬案。但他俩的行踪，《史记》中倒还有些记载——太伯、仲雍出走周原以后，并没有直达吴越，而是先到了荆蛮！
“……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记&；#8226；周本纪》）
“蛮”，或曰“荆蛮”、“蛮荆”，意思都差不多。“蛮，荆州之蛮也。”（《毛诗正义》），其范围大约在荆山与衡山之间：“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尚书正义》）。但要说两人是“亡如”（流亡到）荆蛮，就有些欲盖弥彰了。
太伯、仲雍并没有像丧家之犬，取道大别山直奔吴越，而是“纹身断发”，暂且在荆蛮之地进村入户，也许就因为商王朝在这里的统治相对薄弱。荆蛮一带和商王朝本有旧怨，又长期被殷商势力压制，他们也急于摆脱商王的奴役，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更高地位、获得更大利益。太伯、仲雍再暗中一搅和，顿时一呼百应。
而且，两人除了在这里找到一批铁杆盟友，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从丹水秘道出来，就在他们的行进路线上，出现了一个旷世奇才，此人正是姜子牙！
也许有人要问，姜子牙不是在渭水边钓鱼时遇见文王的吗？非也！那是后来做秀。此人最早亮相，不是闲雅的钓者，而是粗鲁的屠夫——他是在朝歌杀牛的时候，“遇见”了被纣王囚禁的姬昌。姬昌当时还不叫文王，称“西伯”。见了面，姬昌问他有什么本事，他仍是一幅屠夫的口吻：“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楚辞章句补注》）。
哪有那么巧，这人别处不好杀牛，偏要跑到文王被囚的地方杀牛？而且他拜见姬昌的理由听起来也很可笑：“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史记&；#8226；齐太公世家）。
种种迹象表明，姜子牙在见到姬昌之前就和周人早有联络，甚至可能和古公亶父之妃“太姜”有着血缘关系。姬昌当时有句话说漏了嘴：“吾太公望子久矣。”意思是说，我的先辈很早就盼着见你啦！后来因此又把姜子牙称为“太公望”，这就是“姜太公”的由来。姬昌的“太公”又怎么会知道姜尚其人？仔细一想，很可能和太伯、仲雍南下有关。
而太伯和仲雍究竟是如何找到姜子牙的，我们就只能全凭想象了。或许他们也曾三顾茅庐，彻夜长谈，草棚里一派江山风雨。又或许姜子牙刚刚看破时局，空怀满腹智计，正打算良禽择木而栖。总之，姜子牙和姬昌见面的背后，应该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周族的领袖们如此看重姜子牙，绝非偶然，此人的确有安邦定国的能耐。姜子牙虽然没有《隆中对》之类的文章传世，但《史记》也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何谓“天下三分”，关注的人并不多。笔者以为，就当时的文化板块和势力范围，所指应为黄河下游的商族、关中平原的夏族（周族）和南方的巴族较为合理。
从结果上看，姜子牙、诸葛亮的心智，包括后来刘邦的投机，甚至传说时代的大禹远交近攻、战胜三苗，其中巩固巴蜀、拓展江汉、伺机挺进中原的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就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虽是邯郸学步，大体上也脱不了这种思路。
太伯、仲雍的主要目的，恐怕还在吴越。若干年后，两人带着从丹水秘道偷运过来的队伍，继续向东。而联络南方各国的任务，或许就落在姜子牙身上。
有了正确的思路，具体的行动就会事半功倍。况且，同在襄阳附近，诸葛亮能熟知400年前的汉高祖崛起于汉中，姜子牙不会不知道200年前武丁对巴人的杀戮。手中有了仇恨这张牌，姜子牙开始满怀信心地周游列国。
史载姜子牙曾游历七十国，这当然是在见到文王之前。一般人以为，这是怀才不遇者的噩梦，充满失意和彷徨。但如果心中装着某种理想和信念，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据说姜子牙学成以后，中间有四十年不知所踪，到七十岁左右才到朝歌做牛肉生意，设计救出了姬昌，然后和同样年迈的鬻熊一起成为文王的臂膀。但要说姜尚七十岁才进入周族阵营，然后还和姬昌结为儿女亲家，鬼才相信！
合理的解释是，姜子牙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为岐山工作。就在中途失踪的四十年里，他和他的同伴以周族使者的身份，成功地完成了对巴蜀一带大小方国的游说和动员！
当然，姜子牙版的《隆中对》也很快得到古公亶父及其继任者们的高度评价，并迅速提高了岐山和南方各国的交往级别，为他们的秘密串联提供支持。由于岐山决策集团的配合，姜子牙的使者身份更加明确，工作成效也十分显著——
岐山的灯塔，终于照亮了古老的巴蜀！一时间，秦岭自西向东的散谷、斜谷、骆谷、子午谷、库谷和蓝田谷等各处关隘，人声鼎沸、驼马穿梭，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库谷道和蓝关道直达汉水，金牛道、米仓道、间道（后改称荔枝道）远涉巴方。这些古道得名或有早晚，但自古就有人行走。“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崇山峻岭间古栈勾连，穿行其中的除了商队，也从此多了不少行踪诡秘的政客和军人。
古代中原与巴蜀地区的交往，并非李白所说的“难于上青天”。著名的荔枝道在唐代为杨贵妃运送荔枝，从涪陵到长安最快只要三天！而通往巴国核心的嘉陵江水道，其源头直插关中，距岐山西陲的陕西省宝鸡市仅33公里。那些古代的高速公路，为岐山和巴蜀之间的密切往来提供了便捷的条件，甚至某些时期可能还十分拥挤。
……等这些工作告一段落，姜子牙才胸有成竹地跑到朝歌去杀牛。姬昌当时正被纣王软禁在离朝歌不远的羑里。见了姬昌后，姜子牙略施小计就把他救了出来。
如果历史真是这样，那可真是一幅奇异的场景：岐山上下正紧锣密鼓筹备一场巨大的政变，其最高统帅却心安理得地在朝歌坐了六年牢——这可是纣王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等一切准备就绪，姬昌拍拍屁股，潇洒地回到岐山，准备“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
文武图商
殷商的王公们不是傻瓜。古公亶父的政治野心，很快就引起商王的怀疑，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给商王朝带来强大的军事压力，却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来自西方的威胁。
从武丁时代开始，山西北部黄土高原的戎狄部落给商王朝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自武丁之后，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等历代商王都很重视对戎狄的作战。武乙时期还将军事指挥中心从河南商丘搬到黄河北岸的朝歌，足见当时战争的激烈程度。
古公亶父死后传位季历，即姬昌的父亲。季历因平定西方，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统帅西方兵马，代表商王朝征讨戎狄。商王自作聪明，以为这借刀杀人、一石二鸟之计，既挡戎狄之扰，又能让周原兵连祸结、陷入泥潭，没想到岐山将计就计，从此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在征伐戎狄的同时，自己也扶摇直上，终于从一个西方小国发展成关中平原的霸主。
等文丁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这时双方都犯了错误：文丁11年，周族大胜戎族，季历竟然忘乎所以，亲自跑到朝歌向文丁献俘报捷；文丁一看戎族已败，季历又送上门来，于是干脆将他处死。这一来，周族终于与商王结下死仇。
由于准备尚不充分，岐山并未与商王朝翻脸，仍按计划让46岁的姬昌继承父位，号称西伯。传说即位这一天，岐山上歇满了凤凰——从此，岐山进入周文王的时代。
两年后，商王文丁也死掉了，帝乙继位。帝乙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北方戎狄未除，东南方向江淮一带的东夷族也开始蠢蠢欲动，此时的商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扼制周族的崛起已经变得有心无力。不得已，帝乙只好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姬昌，以图一时安稳。姬昌也借势一歪，表面上不计前嫌，暗中苦练内功，全速发展。
接下来的三十年，姬昌从推行“井田制”、进行土地改革入手，施行一系列休养生息、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姬昌的井田制，相比商王朝机械的土地国有模式有了很大的进步：他把方圆一里的平地按“井”字形分为九块，八家各耕一块，中间一块作为公田，由八家共耕。这八家公用一口水井，既是联系紧密的经济共同体，又是军政管理的最基本单位。周族再将井田制的思路灵活运用到各个方面，形成公私结合的基本分配制度，大小官员都有分地，这就难怪姜子牙把“善养老”也作为投奔岐山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相对科学的分配制度，使周族很快协调了内部矛盾，树立了老有所养、人尽其用的仁爱形象，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吸引着大小方国和各地人才竞相归附。姬昌迅速巩固了关中平原的局势，又得到巴蜀地区的强力支持，三分天下有其二，取代商王已经是大势所趋。
与欣欣向荣的周原相比，商王朝这边却苦不堪言：北方戎狄死灰复燃，南方淮夷多次叛乱，出兵平叛又遭到小国孟方的伏击，差点阴沟里翻了船。刚刚得胜回朝，东夷又再次反叛。帝乙在黄淮之间疲于奔命，实在经不起折腾，只干了九年就一命呜呼，此时的商王朝实际上已经外强中干。帝乙死后，帝辛继位，他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商纣王。
末代帝王都是失败者，而失败当然是有原因的，中国人习惯都把他们脸谱化。不少人以为，纣王是因为贪酒好色、昏庸无能才亡国，实际上可并不是这样。纣王年幼时就思路敏捷、聪明过人，长大以后更是锋芒毕露、文武双全。出众的才能，曾让帝乙在内的殷商统治阶层对他寄予厚望。只是超群的能力下往往掩盖着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性格。这一致命的弱点，最终让纣王众叛亲离，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纣王的失败，固然是因为他荒淫残暴、倒行逆施，但更多的却是历史的必然。真实的帝辛残暴而已，却并不糊涂，在挽救殷商政权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即位的第二年，纣王就对岐山采取怀柔政策：“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史记&；#8226；殷本纪》），将姬昌封为三公之一，在商代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