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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实际已动员了大半个中国的资源和力量与商王朝决战，胜负之数，可想而知！
这种立足巴蜀、通谋天下、纵横万里的政治智慧，着实让后世枭雄们受益非浅。三国时期的“智圣”诸葛亮这样说过：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诸葛亮《隆中对》）
益州，就是巴蜀之地；荆州，也是巴蜀的延伸。诸葛亮给刘备出的点子，说白了就是西周文武图商、秦王统一六国和刘邦平定天下的成功经验。你看，从两周、秦汉到三国，一千三百年的天下大势，表面上看是在中原逐鹿，底下的功夫却全在巴蜀。
但是，一个更大的疑问浮上心头：这样强大的后援力量，岐山又是怎样联络上的呢？难道，当时也出过一个“诸葛亮”吗？ 。 想看书来
丹水秘道
回过头来，我们还要看看前面那个没怎么说清楚的“髳”。
《牧誓》这样重要的官方文件，对盟国的排位一定经过仔细的推敲。何况“礼”源于周，重视礼仪的传统，不会让武王犯下颠三倒四的低级错误，这就更让我们确信，《牧誓》中“八国联军”的排名是有讲究的。西土八族中，“髳”排在庸、蜀、羌之后，居第四位。然而，这样一支备受武王重视的军队，我们却一直说不清它究竟有什么特别！
是面积特别大？不像。像庸、蜀那样的大国，我们总能在史料中找到些残留的记录，“髳”却一点线索也没有。是渊源特别深？它又不比羌与周的渊源那样有案可查。如果真像《括地志》中所说的“髳在姚府以南”，它应该没资格排到卢、彭、濮之前。
难道，是它距离岐山特别近？
正当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古三苗疆域考》中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髳”即“三苗”！钱穆认为，作为古三苗的余部，商周时期的髳人仍聚居在今山西以南、河南以西一带。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吕思勉、范文澜等文史大家的认同。
展开地图，我们清楚地看到，钱穆所说的“山西以南、河南以西”，绵延着伏牛山。三千多年前，伏牛山以东是商王朝控制的中心地带，北方是“有夏”生息的关中平原，西面是暗藏玄机的莽莽秦岭，西南是庸国掌握的汉水河谷。髳人的生存空间，就只剩下汉水北边的一条支流——丹水。
提起丹水，我们一下子想起，很久以前的尧、舜、禹时期，中原地区对三苗的打击，正是从丹水开始的——
“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8226；召类》）
中原人们对“南蛮”的印象很特别，《后汉书&；#822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对所谓蛮夷有过一段十分精彩的概括。这段描述虽然只有24个字，却极为传神。笔者也算是南蛮人氏，每每读到这里，总有些忍俊不禁：
“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
——（《后汉书&；#8226；南蛮西南夷列传》）
正是这些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说着鸟叫一般方言的“外痴内黠”的三苗人，历史上屡屡在中原文明的眼皮底下兴风作浪。最初是山西南部的蚩尤（传说是最早的三苗首领）和炎黄部落大打出手，随后是丹水流域的驩兜不服尧传位给舜而反叛。被帝尧打败之后，三苗人的活动南移到丹水和江汉平原之间。之后几千年，三苗人的后代始终摆脱不了漂泊的命运，被中原武装集团一路向南趋赶，其中的一部分被一直赶到武夷山脉和云贵高原一带，这可能就是云南那个古髳国和今天苗瑶民族的由来。
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三苗和巴人同属苗蛮族群，同宗同源。三苗人崇蛇，这与巴人的早期图腾是一致的。此外，三苗人早期活动的区域，北有丹水，南有蛮河（汉水支流，在襄樊以南），据说蛮河在东晋以前也称夷水。而在巴人的发祥地——鄂西南的长阳县境，也有南北两水：丹水居北，清江在南，史前的清江也叫夷水。也许正是缘于文化上的共同之处，自禹夏以后，巴人和三苗被统称为蛮夷，同属巴方。
留在丹水的三苗残部，自称“髳人”。《牧誓》中参与伐纣的“髳”，应该就是他们。他们在商代可能有过一些部落形式的小集团，或在丹水河畔建立过一些城邦小国，但整体来说，“髳人”所居的伏牛山区和丹水流域，周围列强环伺，也只能“安土重旧”，老老实实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
如此看来，“髳”虽然与岐山相隔不远，但究其实力，仍然远不足以受到武王的重视， “髳”也因此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没能留下什么痕迹。真正让“髳”的排位靠前的，应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它和一条秘密的通道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丹水古道。
丹水就是现在的丹江。丹江虽然属于长江水系，却一直向北伸展到秦岭的后脑勺上。它的源头名叫黑龙口，与陕西临潼东南的蓝田仅一岭之隔，距古都西安不足百里。出蓝田县城，过灞河后上七盘岭，从峣山以北经六郎关、牧护关越过秦岭后，顺着七盘河就到了黑龙口。此后只须顺江而下，就可直达南阳和襄阳。
众所周知，上至虞夏，下至秦汉，中原文明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平原。而丹水切割而成的河谷，将关中平原南面的秦岭天堑打开了一道缺口。它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直通荆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关中平原和荆楚大地，进而沟通吴越湖广的水陆通途。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唐/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蓝关就是蓝田关，它是丹水古道从长安出发的起点。顺流而下到达丹凤县的武关，既古代秦楚两军之间的桥头堡，也是古道的终点。因此，丹水古道又称蓝田道或武关道。
这条古道，或许还见证过夏王朝彻底灭亡的最后一战。很久以前那个“夏耕之尸”的故事里，就曾提到过“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有人怀疑，这里的“章山”实际上位于武关所在的丹凤县西，应该就是丹江南岸的“商山”。
丹水往东，和商之间隔着崇山峻岭。从地理上看，这一带也是商王朝管理的死角。
丹水的下游，往南是庸国、卢国、荆襄。出丹江口往东不远就是河南的南阳。南阳到襄阳，是中国古代一个智力十分密集的地区，出过不少经天纬地之才：诸葛亮出山以前，隐居的地方是在南阳还是在襄阳，到现在都还在争论，而襄阳就在古卢国偏北一点。诸葛亮虽然是山东人，但他十五岁就到了这里，其知识的积累和见解的养成就在这一带。
而南阳在商周时期，地近吕国：
“故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三十里。吕尚先祖封。”（《括地志》）
说是有个叫“吕尚”的人，其先祖的封地就在南阳县西三十里的吕城。
吕尚，姜姓、吕氏、名望，字牙。后来人们习惯在“牙”前加上“子”，意思是先生，表示尊敬。——原来，他就是被儒、道、法、兵诸子奉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
古怪的过客
大约是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一天。从这一天起，丹水边的髳乡不再平静。
这一天，丹水上游来了一支奇怪的队伍。他们既不是商队，也不是土匪。其中有不少人常常路过这里，是髳人部落首领的座上宾。当地的髳人大都明白，他们来自周原。
但这一次有些奇怪，领头的是两个英气勃勃的中年人，看样子来头不小。
自打他俩经过这里以后，这条道路开始繁忙起来。一队队人马从丹水古道秘密地开往南方，也不知去了哪里……
丹水边的髳人不会知道，这两人一个叫太伯，一个叫仲雍，是嫡亲兄弟。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岐山脚下周族头领古公亶父的长子和次子。古公亶父，就是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周武王姬发的曾祖！
他们行色匆匆，要到哪里去呢？这还要从古公亶父南迁到岐山说起。
周人从海拔1000米以上的黄土高原腹地，迁移到渭水上游海拔600米左右的关中盆地西部，不仅重新获得了利于耕作的水土资源，也获得了华夏一族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巧妙地避开了鬼方、戎狄的锋芒，节省无谓的消耗，以空间换时间，集中精力抓发展，为日后的乘势而起、逐鹿中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一时期的高速发展，使周族的势力在关中平原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古公亶父也因此野心大盛，并作出了一系列志在天下的战略部署：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诗经&；#8226；鲁颂&；#8226；宓宫》）
诗中的大王就是古公亶父。周人认为，“翦商”的计划最早由古公亶父制定，文、武二王不过是计划的实施者。计划的第一步，亶父让三儿子季历娶了殷商贵族之女太任为妻：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日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诗经&；#8226；大雅&；#8226；大明》）
与商贵族结亲，使周族得到商王的信任，得以放手在关中平原发展。“太任”在南迁岐山的那一年生下的长子，就是姬昌。为了进一步麻痹商王，古公亶父实施了第二步战略：确定季历为继承者、姬昌为第三代接班人，显示对商王绝无二心：
“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史记&；#8226；周本纪》）
事实证明，这一安排险中求胜，获得奇效。后来季历、姬昌父子凭借殷商外戚的身份与商王正面周旋，虽仍有季历被杀、姬昌被囚的奇险，但最终还是杀出一条血路。
然而，古公亶父的政治智商还远不止此。他明白，仅靠夏、周两大板块的实力还远远不够，要夺取殷商政权，必须联络更多的盟友。于是，他迅速着手实施第三步战略：派出大儿子太伯、二儿子仲雍南下发展，对商王朝形成迂回包抄之势——
“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反，弟仲雍从之。”
——（《竹书纪年》）
“适”者，往也。为了迷惑商王，太伯和仲雍出走的官方原因，被说成顺应“天命”，主动让贤，远赴吴越。真实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古公交给他们的真正使命，是到吴越一带开辟第二战场！吴越一带，曾经是华夏族在南方渗透势力的重要据点，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先夏时期，大禹就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大会诸侯；夏桀亡国，又曾被成汤放逐在“南巢”（今安徽巢湖）。为了维护“儒家典范”的形象，儒家学者都不愿把周族先辈描写成野心家或阴谋家，但某些字眼却一不小心露了马脚：古公“实始翦商”，“翦”就是“削减”的意思——将商王的势力抽丝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