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也。不久学务处改为学部，仍特任张冶老为学部尚书。冶老以学者从政，罗致人才，编各种教科书，学部人才，一时称盛。其时慈禧太后极力联络外国使节，时开茶会，招待各公使夫人及馆员眷属。春秋佳日，于宫内御花园开园游会，招待使馆各公使馆员及夫人眷属，旁及税务司夫妇、及顾问外宾。外部尚侍及员司通外文者，亦得陪侍，见太后率领皇后公主命妇等与外宾周旋，由德菱姊妹两人传译。这姊妹为裕朗西之女公子，朗西历任欧洲使节，其夫人又是法国人，故二女娴习西俗，精通英法言语，旗装打扮，与公主们雍容华贵，毫无差异。御花园内各花俱全，衣香花影，花团锦簇，与古松翠柏，相映成趣，真是神仙福地，祥和气氛，恍若承平再见，哪有乱后景象。太后善绘事，对客挥毫，翎毛花卉，各遂所欲，一挥而就，外宾莫不惊异，各求赏赐，太后一一应之，皆视为珍宝。迨夕阳西下，始各称谢而散，此真粉饰太平，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十七 修订官制袁宫保晋京（1）
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独立，是近代立宪国之常规。中国现行官制，内阁几同虚设，行政权不能完全，司法又不能独立，财政则无预算，与现代立宪国官制、政治大相径庭。北洋大臣袁制军，以朝廷既颁布立宪诏书，预备立宪，推行宪政，现行官制，自应改订，以符立宪国之体制，奏请改订，奉旨允准。袁制军特到北京，住于海淀，并于西郊朗润园设修改官制馆，亲自主持，调京外知名之士三十余人为编修，新旧学者都有。以宝瑞臣（熙）为提调，余与衮父、仲和、闰生均与焉。余对此举，期望很深，以为有行宪希望。编修均宿于园中，以期克期蒇事，分司法、行政两部，各拟说帖，附以条例，由提调汇呈项城阅定，可见其对于此举之重视。揣项城之意，以朝廷既决意立宪，自应照立宪国成例，改为内阁制，其它不适用于现代之官署，亦应审核，应留应废，以利推行新政。岂知遭了瞿军机及满洲大员的疑忌，以为袁为自己布置，新内阁成立即为总理大臣，大权独揽，故对于各部九卿官制，应改应废之处，均顺利通过，独对于废军机处，改设内阁一条，即横生阻力，再三易稿，均不能同意。军机处本来成立于雍正西征之时，其时因内阁办事迂缓，故另设军机处，大臣可随时奏对，以期速应戎机，后因方便，政事亦渐归军机处，内阁等于虚设，沿袭至今。这种制度，何能适用于立宪国，故此次草案，以设责任内阁为行政重心，下设各部。总理大臣由钦派，惟须交国会通过，此为立宪国之常规。但亲王大臣等，对责任内阁多持反对，只见宝瑞臣提调奔走忙碌，可想争论之剧烈。微闻反对之主张，以为政权操之总理，岂非成了*，又谓君权下移，流弊更甚等语。夫责任内阁，成为立宪国通例，总理权限，自有宪法规定，何能成为*。至君主之权，亦定之宪法，王大臣并此而不知，何能行立宪政治。其实目的，只恐项城为总理而已。后几经磋商，成立了四不像的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副总理两人，均钦派，仍每日奏对，不设公署，下设章京数人。另设铨叙局（执行吏部事）、公报局、印铸局等，等于换汤不换药。官制奏定后，随即下上谕，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大臣，一为徐世昌，一为那桐，鸿不久即出军机，开缺回籍。张之洞、袁世凯均内调为军机大臣，张兼体仁阁大学士（清制非正途出身不能拜相入阁），袁兼外务部尚书。铁良（宝臣）为陆军大臣，北洋两湖新军归陆军节制。枢臣与满大臣，皆如愿以偿。项城抱了改革政治热心而来，而所得者适得其反，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出京前夕，在北洋所设宴通请王公大臣，下及馆员，并演话剧，剧名“朝鲜烈士蹈海记”，寓有讽刺警惕之意。剧情大意，朝鲜顽固党争名夺利，与一烈士争论，烈士对顽固大臣，力说朝鲜不变法，即将亡国。顽固大臣只顾权利，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调停其间，一面劝烈士不宜鲁莽，一面劝大臣，强敌当前，若不变法，何以图存。大臣不听，后日本进兵，迫王退位，烈士痛哭流涕，演说一场，跳海而死。剧情切实现势，语语打动心弦，使听者惊心动魄。这出戏本名“朝鲜烈士殉国记”，演员个个精彩，讲的道地官话，穿的却是朝鲜服装。项城特演此剧，寓有深意，真能感动人心，观者听烈士演说完了，蹈海而死一场，有流涕者，不知王公大臣，看了作何感想。
十七 修订官制袁宫保晋京（2）
改定官制后，将张袁两督内调，崇以空洞之荣衔，解除了实际之兵权，以新军统归陆军部节制。直隶总督，继以杨士骧，两湖总督，继以瑞澂，枢廷以为可以中央集权，疆臣可听命于中央矣。不知那时之王朝，譬之古老之大厦，基础已不稳固，全靠三支大柱（指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合力支持，自刘辞世，只剩两支，已感吃力，今并两支全撤，又无它力以扶持，而欲古老之大厦屹立无恙，其可得乎？袁氏此次抱有推行新政之决心，使朝廷变法维新，以挽救危局，岂知反遭满汉大臣之疑忌，连内阁制都不能行，何能立宪，从此灰心变志。假使实行内阁制，予项城以实权，或可能挽救危局，维持清室，未可知也。此次修改官制，惟一收获，只是司法独立。至修改法律，早已成立法律馆，派沈家本、伍廷芳为正副总裁。沈为大清律例专家，为刑部当家侍郎。刑部必有一当家侍郎，上奏定罪，非当家侍郎核准不能上，但限于命案，此是慎重人命之意也。
又聘日本民法大家岩谷博士、刑法大家冈田博士为顾问（两博士兼教授进士馆）。刑法及刑事诉讼法草案，均已告成。新刑法已废止体刑，及非法拷问，死刑改斩为绞，凌迟已废，流刑改为徒刑服役，不遣戍。商法已由商部订定颁行。讲到刑法有一插曲：当资政院成立后，依照立法程度，刑法法案，提交资政院审查，经过三读，才算成立。惟对于奸非罪一章，新旧两派主张不同，新派主张*有罪，和奸无罪。旧派主张，和奸亦有罪，惟轻重不同；双方展开辩论甚烈。总之新派以人格立论，旧派以风化立论，辩论好久，终不能决。后以投票表决，主张新者，仅多二票，通过原案，可见其时一般人的心理。之后，又设立宪政编查馆，将考察宪政大臣携回的资料，都交宪政馆编查参考，以张南皮为总裁，网罗新旧名士为编纂，筹备立宪事宜，余所记者，有严璩、施愚、张一、顾鳌、吴向之、方枢、江庸、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余亦滥竽其间，仍以宝瑞臣为提调。张南皮每周开会，必亲自出席，携带家制四川豆腐脑一樽，菜碟四色，白干一壶，与馆员共餐，边饮边谈，谈笑风生。南皮身矮而声宏，银髯飘飘，道貌俨然，说话带四川音。他不喜用手续、取缔等字，见到这等字，指为外国语，即打一红杠，后看了选举法草案，此法于行宪最为重要，故编辑时，大家对于被选举人之资格，选举规律，监督选举种种，都照各国成法，防弊极严，甚至请客送礼，在所必禁，金钱贿选，定罪更重。南皮看了，掀髯笑道，诸君定法，真想得周密，中国初次立宪，人民对于选举，稍有越规亦是难免，连请吃饭亦算犯法，若照法认真执行，恐人民连投票也要视为畏途了。南皮的话，足见中国那时行宪之困难。他对选举法用公民两字，亦说是外国语，后改为选民，沿用至今。
我与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宪政馆第一大事为起草宪法，公推李柳溪（家驹）、汪衮父为起草，另推若干人为参与，余亦为参与之一。柳溪与衮父都是新旧兼通之学者，他们两人特在红螺山赁一小寺，静心研究，参酌各国宪法，采用责任内阁制，总理钦派，阁员由总理遴请钦派，国会两院制，人民应享之权利，与各国宪法相同。另设枢密院，以位置旧人。草案成后，在天坛开宪法审查会，由资政院选出议员廿四人，政府派十二人，宪政馆全体参与，只作旁听，开会讨论。由起草员逐条宣读解释，又由议员等质问修改，经过两月余，按照三读会，始行成立，名为大清天坛宪法草案。因适应时代，君权稍重，虽未实行，亦为有清一代之重要掌故。
十八 袁兼外尚革新外务部
项城内调为军机大臣，北洋新军统归陆军部节制。陆军部尚书铁宝臣，亦满员中之佼佼者，以为军权归入中央，即可中央集权；反对行宪，亦是此君。岂知小站新军由项城一手训练而成，将领都是项城的心腹，向来只知有袁宫保，岂铁宝臣所能转移。后以良赉臣之建议，加入日本士官出身之将领，意在分化原来之将领，反起了派别之争，成为革命之先锋，岂非人事之不臧欤。
项城又兼外务部尚书，就任后以外务部暮气沉沉，对于人事略有更动，以唐绍仪为侍郎，调周自齐、高尔谦、施肇基等为丞参，张荫棠、颜惠庆、朱子文、锺文耀等，均是那时奏调外部的。将旧日丞参酌放东欧小国，如瑞典、丹麦之类。设新闻处，以颜惠庆主其事，魏宸组、刁作谦诸人皆是先入新闻处。唐少川先生以英美外交家闻名，提议与英国商勘藏印界务，即派唐绍仪为勘界大臣，张荫棠副之。调津海道梁敦彦（号嵩生）升为侍郎。时印度尚属英国，西藏分前后藏，前藏为*喇嘛，主亲英，后藏为班禅喇嘛，主亲俄，交涉对象，仍是英国。英自袒印，以印藏界线早已议定，商议半载，毫无结果。遂以驻藏大臣易以张荫棠。驻藏大臣是优缺，历任大臣均由满员充任，卸任后，金银财宝满载而归。汉人为驻藏大臣，自此开始。后由英国提议，藏印划界，政府派陈贻范（驻英使馆头等参赞）为代表，英国派驻印度参赞马洪为代表，在拉萨开议，英代表提出议案，以西藏自治，及以藏印之间一山脊为藏印界线，陈代表驳斥自治案，此案撤回。英代表以界线非照英案不可，陈代表以藏印界线，有大清一统志为凭，坚执不允，相持至四月之久。英代表声言，若不照英案之界线签字，英国即与西藏单独订约，陈代表不得已于界图上画了押。并声明画押不算签字，签字须得政府训示，即回京报告。政府又令驻英使臣向英政府声明，不承认英国擅定之藏印界线，陈贻范又受申斥，此案就此搁起。而英国与印度，即以此线名为麦马洪界线，以至于今。因手头无资料，故仅记其大略如此。
唐侍郎后升任邮传部大臣，建议向美国借款，建设锦爱铁路，美已同意。日本根据东三省会议录，提出抗议，卒未成功。余想此事唐大臣自食其果，应知主权之说，不足凭乎！余在外部，关于议约后问题，大半由我主办。时内田公使内调，继以伊集院，伊氏回国，继任者为山座圆次郎。此君亦出席东三省会议之一人，性豪爽，不拘小节，又豪于饮，公事桌上，酒以当茶，白兰地酒不离桌上。有一次上午十时许，余以事往访，公使尚未下楼，即请至楼上书房，公使晨衣相见，啤酒瓶已空至六七个。与他谈公事，如涉重要者，总说考虑再复，不重要者，即说照贵部意思办了好了，何必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