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治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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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治学·写作- 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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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民大众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人民大众的创造力既然这样伟大,在过去得到应得的发展没有呢?根本没有得到,因为学问操在极少数的特权阶级手里,学问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和护身符,他们把学问谨慎地锁起来,像一个囤积商人囤积奇货,不让它与人民大众发生关系,恐怕秘密泄露了,失掉自己的地位。人民大众失掉求得学问的机会,自己的创造力只好在极不正常极艰苦的条件下慢慢发展。现在解放了,我们应该把学术交还给人民大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第四十九条明确地规定了:“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就是要指明我们应该走的方向。无论哪一行的专家都应该严格执行这一条的规定,把他们专门研究的学问用通俗的形式写出来,让人民大众能够了解,能够接受。倘若大家都这样做,我敢相信,人民大众的创造力,得了专门学问的辅助,将会更高地发扬起来,空前地发扬起来。然后我们再在普及的基础上把学术水平逐渐提高,普及的程度愈大,水平也就愈提得高。过去是几个学者把自己关在图书馆或研究室里孤独地研究和发明,现在是全体人民大众都参加到这发明和研究工作里来,这样一来,一方面普及,一方面提高,愈普及就愈提高,愈提高就愈普及,交互影响,学术将会飞跃地前进。只有这样,被封锁了几千年的人类创造的智慧,才真正地得到解放。
  

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1)
1949年11月18日
  谈义理
  清代桐城派主将姚鼐《复秦小岘书》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我觉得,这种三分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它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是十分自然的,它也为我所服膺。
  在三者之中,我最不善义理,也最不喜欢义理。我总觉得,义理(理论)这玩意儿比较玄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矛盾,矛盾了几千年,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理论家真正说透。以我的愚见,绝对纯之又纯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没有的。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以来,有一些理论家,或者满篇教条,或者以行政命令代替说理,或者视理论如儿戏,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最终让读者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正社会科学的理论不像自然科学的实验那样,乱说不能立即受到惩罚。搞自然科学,你如果瞎鼓捣,眼前就会自食其果,受到惩罚。社会科学理论说错了,第二天一改,脸也用不着红一红。因此,我对于理论有点敬鬼神而远之。这类的文章,我写不出,别人写的我也不大敢看。我对理论的偏见越来越深。我安于自己于此道不擅长,也不求上进。
  这并不等于说,我抹杀所有的理论。也有理论让我五体投地地佩服的,这就是*主义的根本理论。经过了几十年的学习与考验,我觉得,*主义的根本理论完全反映了客观现实,包括了历史、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即使*主义仍然要不断发展,但是迄今它发展达到的水平让我心服口服。
  这种轻视理论的做法是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呢?可能是的。一个人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即使是偏见吧,我目前还不打算去改变。我也决不同别人辩论这个问题,因为一辩论,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弄得大家一起坠入五里雾中。我只希望理论家们再认真一点,再细致一点,再深入一点,再严密一点。等到你们的理论能达到或者接近*主义基本理论的水平时,无需辩论,无需说明,我自然会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你们脚下。
  说文章
  谈到文章,我觉得,里面包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专门搞文章之学的,一个是搞义理或考证之学而注意文章的。专门搞文章之学的是诗人、词人、散文家等等。小说家过去不包括在里面。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把文章写好,文章写不好,就不能成为诗人、词人、散文家、小说家。道理一清二楚,用不着多说。搞义理或考证之学的人,主要任务是探索真理,不管是大事情上的真理,还是小事情上的真理,都是探索。至于是否能把文章写好,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孔子要求弟子们在讲话方面要有点文采,是很有道理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义理学或考证学的专家们,有的文章写得好,有的就写得不怎么好。写得好的,人家愿意看,你探索的真理容易为别人所接受;写得不好的,就会影响别人的接受。这个道理也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我认为,对不专门从事文章之学的学者来说,认真把文章写好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论考证
  谈到考证,亦称考据,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也是清代朴学大师所最擅长的东西,同时又是解放后受到一些人责难的东西。最近我写了一篇短文《为考证辩诬》,这里不再重复。我在这里只谈我的想法和做法。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2)
首先,我觉得考证之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没有一些人加给它的那种作用,也没有令人惊奇的地方,不要夸大它的功绩,也不要随便加给它任何罪状,它只是做学问的必要的步骤,必由之路。特别是社会科学,你使用一种资料,一本书,你首先必须弄清楚,这种资料,这本书,是否可靠,这就用得着考证。你要利用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证明一件事情,你就要研究这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研究它们原来是什么样子,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样子,有没有后人窜入的或者更改的东西?如果这些情况都弄不清楚,而望文生义或数典忘祖,贸然引用,企图证明什么,不管你发了多么伟大的议论,引证多么详博,你的根据是建筑在沙漠上的,一吹就破。这里就用得着考证。必须通过细致的考证才能弄清楚的东西,你不能怕费工夫。现在间或有人攻击烦琐的考证,我颇有异议。如果非烦琐不行的话,为什么要怕烦琐?用不着的烦琐,为了卖弄而出现的烦琐,当然为我们所不取。
  其次,在进行论证时,我服膺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已经被批了很长的时间了,也许有人认为,已经被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了。现在人们都谈虎色变,不敢再提。可是我对此又有异议。过去批判这两句话,批判一些人,是在极“左”思想支配下——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冒充辩证法,鱼目混珠,实际上是伪辩证法——来进行的。头脑一时发热,在所难免,我自己也并非例外。但是,清醒之后,还是以改一改为好。我现在就清醒地来重新评估这两句话。
  我个人认为,古今中外,不管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哪一个人在进行工作时也离不开这两句话。不这样,才是天大的怪事。在开始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时,你对于这个课题总会有些想法吧,这些想法就是假设。哪里能一点想法都没有而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呢?为什么要“大胆”?意思就是说,不要受旧有的看法或者甚至结论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提出以前从没有人提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不然,如果一开始就谨小慎微,一大堆清规戒律,满脑袋紧箍,一点幻想力都没有,这绝对不会产生出什么好结果的。哥白尼经过细致观测,觉得有许多现象是太阳绕地球旋转说解释不了的,于是假设了日中心说。这真是石破天惊的假设,大胆的假设。没有这个胆量,太阳恐怕还要绕地球运转若干年。没有大胆的假设,世界学术史陈陈相因,能有什么进步呢?
  那么,大胆的假设,其罪状究竟何在呢?
  有了假设,不等于就有了结论。假设只能指导你去探讨,去钻研。所有的假设,提出来以后,都要根据资料提供的情况,根据科学实验提供的情况来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客观材料证实了多少,你就要在假设中肯定多少。哪些地方同客观材料相违,或者不太符合,你就要在假设中加以修正。这样可能反复多次,十次,百次,几百次;假设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有的假设经不住客观材料的考验,甚至必须完全扬弃,重新再立假设,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凡是搞点科学研究的人,都能了解其中的味道,或甘或苦,没有定准儿。这就叫做小心的求证。

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3)
那么,小心的求证,其罪状究竟何在呢?
  也有人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假设,自己认为是神来之笔,是灵感的火花,极端欣赏,极端自我陶醉。但是后来,客观材料,包括实验结果证明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在这个关键时刻,真正有良心的科学工作者应该当机立断,毅然放弃自己的假设,另觅途径,另立新说。这是正途。可是也有个别的人,觉得自己的假设真是美妙绝伦,丢掉了万分可惜。于是不惜歪曲材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选取对自己的假设有利的材料,堆累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迁就自己的假设的结论。这是地道的学术骗子。这样的“学者”难道说是绝无仅有吗?
  这就是我理解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这是丝毫也无可非议的。
  但是确实有一些学者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再搜集材料,来证实结论。“以论带史”派的学者,我认为就有这种倾向。比如要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他们从什么人的著作里找到了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在搜集材料时,凡有利于这个结论的,则统统收进来;凡与这个结论相违反的,则统统视而不见。有时甚至不惜加以歪曲,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最后磨出一个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而让步政策则是“修正主义”。研究清官与赃官问题时,竟然会说赃官要比清官好得多,因为清官能维护封建统治,而赃官则能促成革命,从而缩短封建统治的寿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研究方法根本用不着假设,不大胆的假设也用不着。至于小心的求证,则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衡量一切,谈不到小心不小心。
  对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必须彻底批判的。
  对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的结论是先验的真理,不许怀疑,只准阐释。他们是代圣人立言,为经典作注。
  用这样的方法,抱这样的态度,来研究学问,学问会堕落到什么程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我服膺被批判了多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理由就是这一些。另外可能还有别的解释,则非愚钝如不佞者所能知矣。
  统观自己选出来的这一些文章,不管它们是多么肤浅,我总想在里面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新看法,要提出新看法,就必须先有新假设。假设一提出,还不就是结论。不管假设多么新,在证实之前,都不能算数。我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有的假设,自己最初认为是神来之笔,美妙绝伦;一旦证实它站不住脚,必须丢弃。这时往往引起内心的激烈波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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