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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禁止绘画（1）
就这样开始吧。那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的一个星期五，上午，也许是中午，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最北部的警察哨，鲁格布尔警察哨哨长，我的父亲严斯？奥勒？耶普森准备动身到布累肯瓦尔夫去执行公务，向画家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转达一项柏林作出的关于禁止绘画的决定。我们这儿的人都管南森叫画家，这个称呼从来也没有改变过。父亲不慌不忙地寻找着自己的风雨衣、望远镜、皮带和手电筒，有意慢慢腾腾地在写字台边弄这弄那——我头上严严实实地裹着一条围巾，不动声色地等着他——他已是第二次扣上自己制服上衣的钮扣了，还不断地望望窗外这糟糕的春天，听听窗外的风声。那不仅是刮风。西北风怒吼着向庭院、篱笆、成行的树木直扑过来，好似以一次又一次的骚乱和突然袭击来考验它们的坚定，并且制造了另一种景象，一种狂风大作的黑色景象：一切都东歪西倒，乱七八糟，充满不可捉摸的意义。我觉得，我们这里的风使房顶变得听觉灵敏，使树木有预言的本领，使那座破旧的风磨长得更加高大。当风紧贴地面扫过水沟时，使沟水如同做恶梦一般地翻腾起来，或者当它袭击那条装满泥煤的小船时，还抢走船上形状丑怪的泥煤。
当我们这里狂风大作并出现这种景象时，你若要顶得住，就非得在衣兜里装上一些压身物不可：一包钉子，一根铅管，或者一个熨斗。这样的狂风是属于我们的，因此，当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让淡灰色的线条狂舞，并加上怒气冲冲的淡紫色和冷冰冰的白色，画出了吹向我们这里、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西北风时，我们谁也不会对他提出任何异议。而我父亲此时此刻正疑虑重重地听着这种风声。
一道烟幕飘浮在厨房里。一道散发着泥煤香味、抖动着的烟幕飘浮在客厅里。西北风钻进炉子，弄得满屋子烟雾腾腾。这时，我父亲踱来踱去，显然在寻找推迟出发的理由。他在这里放个东西，在那里又拾起个什么来，把鞋套扔到办公室里，又把工作手册摊开来放在厨房的餐桌上。他总能找到点什么理由来推迟履行他的职责。最后，他不得不气恼而惊讶地承认，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情绪，他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已经变成了一个照章办事的乡村警察，为了执行自己的任务，除了那辆停靠在棚子里锯木架旁的公务用的自行车外，什么也不缺少了。
就在这一天，可能是因习惯而产生的一种表面的工作精神迫使他终于动身了，不是由于热心勤奋，也不是出于职业的乐趣，更不是因为落到他肩上的那桩任务。他像平时一样行动起来，显然只是由于他一身制服、全副武装的缘故。每次出发前，他和家人的告别总是老一套，总是走到光线暗淡的门廊上，侧耳听听动静，向着关上的门叫一声：再见！没有人搭理他，他也并不感到惊讶或失望，而是满意地点点头，好像人家已经应了他似的。他一边点头一边拉着我向门口走去，到了门槛前，他又回转身，做了一个像是告别又不是告别的手势，紧接着一阵风吹来，把我们拽出门外。
一出大门，他立刻耸起肩膀抵挡迎面扑来的阵风，低下脸——这是一张干巴巴的、毫无表情的脸，每一个微笑，每一个怀疑或同意的表情，都是非常缓慢地浮现出来的，因此显得特别地意味深长，尽管有过片刻的迟疑不决，所以，从表面看，他似乎对一切都理解得很透彻，但是太过迟缓——弓着身子走过院子。一股风正在院子中央旋转，卷着一张报纸乱舞，卷着报上的消息——非洲大捷，大西洋大捷，回收废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乱舞，把报纸吹得皱皱巴巴，最后贴在我家花园的铁丝网上。父亲走进敞棚，边喘息，边把我抱上自行车的后架子。他一手扶车座，一手扶车把，把车子转了身，推到砖石小路上，在指向我家红砖房、写着“鲁格布尔警察哨”的一头尖的牌子前停下，把左脚蹬勾到正好起蹬的位置，骑上车，穿着在两腿间夹了一个夹子、被风吹得鼓鼓的、紧绷绷的风雨衣，向布累肯瓦尔夫方向驶去。
第二章 禁止绘画（2）
到磨坊，甚至到树篱在风中摇晃的霍尔姆森瓦尔夫这一段路是顺利的，只要顺着强劲的风，他就像帆船一样被吹动着向前行驶。但是，当他转向大坝，弯着身子推车走上大坝以后，他立即就像《骑自行车游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幅宣传画上的男人一样了。一个意志顽强的旅行者，动作僵硬，弯腰曲背，臀部离开车座，使人一眼就看出了他的艰辛，而为了探寻故乡的美，他不得不如此艰难地向前行驶。这幅宣传画不仅表现出了这种艰苦，而且还向人们说明，当你骑着自行车在大坝顶上行驶，从侧面吹来的西北风使你随时有摔倒的危险时，需要怎样的灵巧性。此外，这张画还让人明了在大风中骑自行车时身体必须保持的姿态，使人感受到在德国北部地平线上获得的体验。画上用一道道白色线条表示风力的走向，为有真实感，还在大坝上画了一群羊作为点缀，这群羊傻乎乎的，羊毛蓬乱，也目送父亲和我一路驶去。
由于对这幅宣传画的描写，自然就变成对我父亲在大坝上向布累肯瓦尔夫行驶的景象的描写，所以，为了使这幅画更趋完整，我还想提一提大黑背鸥、小黑背鸥、红嘴鸥，还有那罕见的“市长”鸥。这些原来用以装饰画面的海鸥，由于印刷时的疏忽，变得模糊不清了。它们分布在这个筋疲力竭的骑车人周围，好像晾在空中的一块块白抹布。
父亲总是在大坝顶上，沿着浅草丛中这条褐色的、狭长的必经之路，顶着阵阵凛冽的寒风，低垂着蓝色的眼睛行驶——今天，他也是如此，怀里揣着那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命令，不慌不忙地行驶在大坝顶上。别人会以为他的目的地不过是那个木板盖的、刷成灰色的“浅滩一瞥”酒店，到那里喝上一杯热甜酒，和老板兴纳克？廷姆森握手，或许还交谈几句。
我们却没有走那么远。在还没到酒店的地方——这家酒店是靠大坝上两座可以通行的木板桥盖起来的，它的形状总使我联想起一只把前爪搭在墙上、往墙外探头望的狗——我们就转弯，稳当地疾驶到大坝脚下的小路上，由此拐进两旁杨树成行的通往布累肯瓦尔夫的很长一段斜坡，尽头是一扇对开的白色木门。紧张的情绪在增长，期待的心情更加强烈——在我们这里，要是有人于四月间在这样强劲的西北风中穿过眼前这幅真实的画面，走向明确的目标时，心情总是如此。
父亲缓缓地用自行车撞开了木板门，门像叹息似的发出吱吱声，我们骑了进去，经过废弃不用的、铁锈色的厩舍、水塘和敞棚。父亲骑得很慢，似乎是想让人家提前发现我们的到来。他紧挨着住宅窄长的窗户骑过去，临下车前向由住宅扩建出来的画室扫了一眼，随后把我像包裹一样地抱下地，把自行车推到了屋门口。
在我们这里，谁要是走进一户人家，不到门口就会被人发现，因此，我不必提醒父亲去敲门，或者在昏暗的过道里客气地喊一声，我也用不着去描写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或者由于我们的到来而引起的惊诧。我只需等他推开门，把手从风衣中伸出来，立即感到被另一只温暖的手握住了，一上一下地摇着，接着只说了一声：日安，迪特！因为就在我们飞速驶下大坝时，画家的妻子就已来到了门口。
她穿着一件粗布的连衣裙，那样子活像一个荷尔斯泰因农村厉害的算命女人。她在我们前面走着，在昏暗的过道中摸到了客厅的门把，打开门，请我父亲进去。父亲先把风雨衣上夹在大腿间的夹子松开——每次他都得劈开大腿，弯曲膝盖，摸索半天才用两个手指捏住夹子——从头上脱下了风雨衣，把制服上衣扯扯平，把我的围巾松开一点儿，推着我走进了客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章 禁止绘画（3）
南森家在布累肯瓦尔夫有个非常大的客厅，虽然不算太高，却十分宽敞，并且有好多扇窗户。这间客厅至少可以容纳九百来个参加婚礼的客人，或者容纳包括老师在内的七个班级，尽管四周摆满了豪华的家具：刻有古体字年月日的沉重箱子、桌子和柜子，它们高傲地站立在那里，并且由于专横跋扈的形状才被长久地保存下来。就连椅子也是不寻常地沉重，也显出专横跋扈的样子。我真想说：你们这些东西应该老老实实地待着，少在那里装腔作势。粗笨的暗色茶具——南森家管它叫维特丁瓷器——放在靠墙的架子上，已不能再用，只配扔掉，但是南森和他的妻子非常宽容，自从他们从老弗雷德里克森的女儿手中买下了布累肯瓦尔夫以后，对这座房子没有作什么变动或者变动很少。老弗雷德里克森是个怀疑成性的人，他在一个大柜子边上吊自杀之前，为了保险起见，还切开了自己的动脉血管。
家具摆设原封不动。厨房里也没怎么变动，各种平底锅、罐子、瓶子和水壶都严格按老样子摆在那里，老掉牙的碗柜里放着珍贵的维特丁盘子和大得有些吓人的汤碗和盆。就连床也放在老地方，古板、窄小的木板床，夜间就在这么点地方睡觉，真是寒碜透了。
父亲站在客厅里，他早就该随手把门关好，向特奥多尔？布斯贝克博士打个招呼。博士总是独自坐在那条沙发上，那个大约长达三十米的硬邦邦的怪物上，他既不读书也不写字，只是坐在那里等着，多年来一直专心一意地等着。他穿得整整齐齐，带着神秘莫测的、准备随时承受一切的神情，好似他所等待着的变化和消息随时都可能到来。在那张苍白的脸上，人们什么也看不出来，这就是说，不论有何听闻，他都有意小心翼翼地不在脸上露出任何表情，就像被洗刷掉了一样。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早就知道，他是头一个展出画家作品的人。自从他的展览室被查抄和关闭以后，他就住在布累肯瓦尔夫。他微笑着向我父亲迎来，向他问好，还跟他打听外面的风力有多大。他也朝我笑了一笑，又坐回原处去了。画家的妻子问我父亲说，严斯，你要喝茶还是喝点酒？我看还是喝点酒吧。
父亲挥了挥手，说道，免了，迪特，今天都免了吧。他不像往常那样坐在靠窗子的椅子上，不像平时那样喝点什么，不像往日那样诉说自己的肩膀疼——这是他有一次骑自行车摔了一跤后引起的——他也没有介绍鲁格布尔警察哨所管辖和了解的案件和案情的细节，譬如马把人踩成重伤、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