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的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６７页。
如同一道冲破迷雾的阳光，殷墟发掘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上推了近千年，给中国的史学界带来了光明，也让全世界的学者知道了“李济”这个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的名字。谈到李济对殷墟发掘的贡献，石璋如回忆：第三次发掘到第四次及第六次发掘，李先生都是住在安阳亲自指挥工作。第五次因为“九一八”事变，必须在平处理考古组的事务，未能前往，但六次又亲自参加了。自第七次起因为研究所由平迁沪，又由沪迁往南京，并在南京建筑所舍所务甚忙，虽不能亲自参加，但也要于百忙中抽空到安阳一次，住上几天，慰问在田野的工作人员，指导工作，一直到十五次发掘为止，都是如此。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１４９页。随着时代的演进，田野考古发掘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李济最初在安阳发掘所采用的方法，如最早提出的一切遗物和遗迹都必须伴有“出土位置和层位现象的记录；出土物和周围关系（现场）的原始照相；绘图记录”的要求等，则是海峡两岸考古学界始终遵循的不二法门。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1）
历史上北方民族的入侵，使得汉民族多次被迫迁徙，造成民族与文化的演变，最后形成中国的民族，这是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的基本观点。20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又遭遇强邻压境的危险，国人又喊出“救亡图存”的呼声，多灾多难的华夏民族又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命运，李济一家又开始了从北到南的迁徙……
第一节达子营·方砖厂
北京是李济的第二故乡，李济受这千年文化古都的滋养远甚于故乡钟祥。北京达子营１６号是老爷子李权置下的一个院落，他从湖北来京会试受封，就领着一家子住在那里。那地方靠近厂甸，住有不少的湖北人，湖广会馆——禹王宫就在附近。
“达子营”是一块历史活化石。据日本学者多田贞一研究，达子也书作“鞑子”，即蒙古人。明代史籍，多将“鞑靼”，或“鞑子”、“达达”、“达子”一类的名号称呼蒙古族人，明成祖朱棣也将蒙古反叛势力称“鞑贼”。老北京元大都，是元代蒙古族官军进入最早的地区，达官军人及其眷属在此生息繁衍很快，有很大的势力。元亡明兴，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子朱棣均将蒙古贵族视为最大的威胁，采取了恩威并举的策略，一方面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让京师的达官享受与京官相同的待遇且有所优惠；一方面将其迁徙集中安置于诸卫所，便于加强监控，以利“民族同化”。老北京除达子营外，还有达子馆、达子桥、骚达胡同、骚达子大院等。这些地名一直延至解放前后，大都与明初蒙古族徙居北京有关系。
李济在达子营１６号度过少年时光，及至海归回国后的一段时期。他的博士论文的形成，不知可有来自“达子营”的青春记忆？
李济结婚很早，１９１７年还在清华读书时，就在家人的张罗下，与湖北姑娘陈启华在“达子营”家中拜堂完婚，那年他二十一岁。我采访李光谟，专请他谈谈母亲。我母亲姓陈，基本上是一个旧式妇女。家里也是钟祥的大户家庭，比我们李家家境更好，人家都叫她陈三小姐。她的文化程度相似于初中吧，主要是家学。她和我父亲订的是娃娃亲。父亲随爷爷离开钟祥到北京。父亲读完清华学堂要出国留学，在爷爷的主持下，把母亲接来北京完婚。那时父亲二十挂头，母亲十六七岁。母亲家对这桩婚事似乎不太满意，有人说把陈家的闺女骗到北京。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１日电话采访李光谟。李济对这桩婚姻的态度，可见他回忆清华岁月的一篇文章——《仁友会史略》。他在文中谈到，仁友会会章的“七禁”，头条即是禁早婚（规定二十五岁为限），但好些会员无法实行。“然而就会员的经验体会出来，有时候这种新理想的战斗力竟敌不过旧社会习惯的压力。所以好些会员竟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不能履行这一条件”李济：《仁友会史略》，《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１６页。。李济的话很含蓄，没有提到“不能履行这一条件”的“好些会员”中包括自己。那时，不少青年的结婚，与其说是找爱人寻伴侣，不如说是为家里娶媳妇。李济完婚时，任清华仁友会会长，正是他赴美留学的前一年。他也屈从了“旧社会习惯的压力”，带头破坏仁友会禁令。也许，李济的父母与多数家长想的一样，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安家是让孩子安心的最好途径。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2）
达子营李府的少夫人陈启华，瘦小的肩上，毫不畏惧地挑起一个大家的担子。对上伺候公婆，对下照管孩子，还要操心丈夫，应付姑子，铺排保姆，和睦邻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不能有半点闪失。
李光谟向我讲述：搞考古的老先生像苏秉琦、夏鼐和我父亲都有一个小脚太太，后来放了脚，属半开明的。老先生出国也带着小脚太太出国，也许是胡适之先生开的头。父亲出国后，我大姐姐出生，不到两岁就病死了。父亲在国外很伤心。这时徐志摩有书信劝慰他。母亲在家主要的事是伺候奶奶，她肺不好，一直伺候到我满一岁时奶奶去世。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１日电话采访李光谟。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婚姻家庭的态度，多为两个极端，一种如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他们文字也如他们的思想，争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我行我素，不受羁绊；一种则如丁文江、胡适、萧公权等学者，接受家庭和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从一而终。在家庭之外，他们把心思寄托于更重要的学术担承。
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在清华园旧南院（现照澜院）９号有一个自己的家。旧南院有一片小平房，分住着国学研究院的几位导师。１—２号住赵元任一家，３号住着陈寅恪，李济住９号。他的家在城里，不是每天都住那里，学校有事临时脱不开身，或要静下来读书著述才躲进那方小天地。有时，李济读书著述，一个人住在清华园的旧南院宿舍。夫人陈启华只有身体怀孕，确需休息静养，才去陪一阵先生，在旧南院享受小家庭的乐趣。
李济留学归来后与夫人陈启华摄于故宫。（李光谟提供）
１９２９年６月，史语所由广州迁到北平的北海静心斋，家住达子营的李济上班太远，于是举家搬到地安门附近的方砖厂甲２１号。那是一座有三进房的大四合院。其时父亲李权早已赋闲，每日诗书自娱。李济收入丰厚，月薪四百元大洋，几乎是京城一百个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于是，家里添置了一些像样的家具，他自己也开始置办书籍。一次在商务印书馆订购了《涵芬楼重印本四部丛刊》，花去八百大洋，那套带有十二个大玻璃门木柜装置的影印线装丛书，直至１９３０年才全部出齐。清华园旧南院（现照澜院）９号李济旧居。（岱峻摄于２００５年）
１９３０年前后，又买了一套带木柜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花去三百元大洋。这些书作为学者的基本建设，也是向兼通文史的父亲表达的一份孝心。
１９３０年，李济六十二岁的母亲病逝，夫人陈启华至此方才解脱多年照料病人的劳苦。李济将母亲安埋在清华园附近，那是他成年后送走的第一位亲人。１９５７年，清华大学扩建，贴出迁坟通知，得知李家尚有人在大陆。李光谟在堂叔李进之的协助下，把停厝南京的爷爷的骨灰迁来北京，与奶奶合葬在福田公墓。完成这件事，对远在台湾的李济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协助迁葬的是李济的堂弟李进之，毕业于辅仁大学新闻系，１９２７年曾陪同李济一道到开封，准备去山西或甘肃作考古调查。因时局不靖，又久等梁思永汇合不至，困在开封河南中山大学凌冰处长达月余。回到南京后，李济把他介绍到刚成立的中研院筹备处任职员，自己则返回北平。后来李进之留学德国，日伪时期曾服务北平的德国大使馆作新闻编辑，曾代管李济留在北平的书籍。１９４９年后饱受磨难，“寿则辱”，直至一百零二岁才谢世。此为后续。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3）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应对日本人的全面入侵作准备，中研院在北平的心理研究所和史语所陆续南迁。１９３３年，李济一家随史语所迁到上海，史语所在上海小万柳堂办公，李济家租赁公共租界兆丰公园旁的花园村。两年后南京史语所办公楼竣工，李家再随所迁去南京北极阁。李济也许没能料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流离，原存放北平方砖厂甲２１号的旧家具和重金购置的十几柜书将永远留在那座古城。
第二节无心亦无滞
“无心亦无滞，舒卷在东风”，这两句描写云的唐诗，或大致接近李济的政治态度。他是个纯正的学者，但政治的风云总要或强或弱地撼动他的生活。他的选择是态度而不是行动，他的坚守始终在书斋与田野。
１９３１年春夏，国民党*、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选举总统，与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发生争执，造成僵局。蒋解除了胡的职务并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不少国民党中委不愿与蒋合作南下广州。各路反蒋派要人在反对*的口号下，以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的武力为依托，于当年５月２８日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场史称“宁粤对立”的事件，给日本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三个多月以后，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国舆论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分裂对峙的状态，宁粤双方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表示和平意愿，但又各有私心，和谈很快陷入僵局。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日，李济与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等联合致电南京的蔡元培，希望转呈蒋：“恳中央让步。促成京粤和议”。所档：元５６７—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一篇《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的论文，别有用心地鼓吹出身东北的满洲皇帝理应有权回到他的故地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为其支持满洲国提供依据。傅斯年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