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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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传- 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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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在上海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年底,李济因史语所拟迁上海事由北平赴申。在与杨杏佛接触过程中,李济了解了“同盟”的宗旨和活动内容,接受了“同盟”执委会的委托,同意回京筹建“同盟北平分会”。其后,蔡元培又力邀胡适加入“同盟”,并委托胡适在北平负责设立分会,他也欣然同意。
  1月30日,“同盟北平分会”在北平市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成立,与会者胡适、蒋梦麟、梅贻琦、任鸿隽、陈博生、成平(成舍我)等人多是曾留学欧美的教授学者。杨杏佛以宋庆龄代表的身份到会祝贺。胡适在开场白中明确阐述了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观念,最后说道,“我们成立此会目的有三:一、帮助个人;二、监督政府;三、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此次当局要杀陈独秀和牛兰,我们要营救他们。此外一切被压迫的人士也要设法保护。”《大公报》,1933年1月31日。分会选出胡适、成平、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鸿隽、蒋梦麟、李济、马幼渔等人为执行委员。2月1日的执委会上,选举了胡适为分会主席,李济为副主席,胡、李二人又被选为出席同盟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4)
2月4日,胡适在他住家的北平米粮库4号,收到同盟上海总部的一封英文快信,里面有宋庆龄署名的英文信、宋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的信函、北平军委会反省院*的两封控诉书等内容。控诉书痛诉*在狱中备受折磨,史沫特莱据此以个人名义要求北平分会立刻营救,并在末尾声称已将控诉书全文公布,“除非你们分会迅即采取步骤,那些犯人将要受到重刑虐待”。
  四天前,胡适和杨杏佛、成平等才去视察了反省院及三处地方,了解到犯人最感痛苦的乃是带脚镣、伙食差,但没有提到私刑。胡适还与一个名叫刘质文的犯人用英语交谈,他也并未有任何暗示。2月1日,杨杏佛接受记者采访时语气温和,也只谈到上述两点资料出处:《*史资料丛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5页。。按说,同盟上海总部收到控诉书后,为慎重起见,理应向北平分会核实,再决定是否公布;现在却贸然刊登。还有史沫特莱信尾的那句话说,如果北平分会不照办,就要为犯人遭受*承担罪名。这岂非形同胁迫?胡适当天就把这两层意见写入信中,准备寄往上海总会1933年2月4日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80—581页。。信未发出,胡适便在次日的英文报纸《燕京新闻》上读到了那份控诉书和宋庆龄的信,署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种种迹象坚定了胡适的判断,他在第二封信里认为,上海总会收到的那份控诉书是捏造的。他指出:“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他进一步表态,倘若一二私人能够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则北平的朋友们“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1933年2月5日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81—582页。。
  这次风波中,胡适与上海同盟总部思考问题的方式泾渭分明。上海的朋友认为,“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既然中国监狱里普遍存在拷打,那么每一所中国监狱都存在拷打;北平的反省院里一定存在酷刑拷打。胡适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态度,既然没有获得北*省院严刑拷打的直接证据,就无法扭曲具体去迎合那个哪怕是正确的抽象。
  1933年2月5日,胡适写了一封致成平、李济、陈博生三人的信。信的大意是说:收到史沫特莱和孙夫人的信,以及署名“北平军委会反省院*”的呼吁一篇,感到失望;已作长信(4日、5日)致蔡元培、林语堂。胡致蔡、林的长信中有这样的内容:如果一二私人擅用“同盟”执委会名义公布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现将原信及回信送成、李、陈三人“大鉴”,如蒙同意,请成君留一副稿,将原信快邮寄出,如三位认为应召集执委会讨论,“乞示知”,云云《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80页。。胡适的上述两封抗议信经过同盟北平分会的执行委员成平、李济、陈博生传阅之后,由成平用航空快邮寄往上海。信中胡适表示“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然而不待他退出,同盟就于3月4日将他开除了。胡适被开除后,四十余位教授、校长等组成的同盟北平分会在3月28日也停止了活动。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5)
同盟北平分会副主席李济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他对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那封信中采取了何种立场态度,至今未见到任何直接的材料。但从蔡、林二位在2月13日致胡的信中可1933年2月24日于新雅酒楼午餐后,李济与杨杏佛、鲁迅合影。(李光谟提供)
  以证实,他们二人已及时收到胡的长信。这或许可以间接证明,成、李、陈三人是同意了胡适信中的意见的;否则就应把信留下,要求执委会讨论。因此可以推断,他们三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或默认胡的长信的最后一段话的精神,愿与胡适共进退。
  1933年2月,李济随史语所迁往上海(次年又迁南京),他已不可能参加北平分会的活动,但他和胡适都是出席同盟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人在上海,总部也在上海。他在2月24日参加杨杏佛、鲁迅等一次在新雅酒店的宴请,或许与这桩事多少有些联系?从2月5日开始,北平分会与上海总部的“战争”已进行了近二十天整,鲁迅早已披坚执锐冲锋上阵。于是,那次酒宴在李济记忆中多半别有滋味?可惜他没写下只言片语。
  同盟上海总部被解散是在1933年6月杨杏佛被刺以后的事。此间史语所已落脚上海,也无迹象表明李济与总部有更多的联系。看来,他选择了退避。
  第三节轻轻的我走了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1931年11月19日,李济留学美国时的挚友、著名诗人徐志摩在由南京乘飞机去北平的途中,因遇大雾,飞机在济南附近撞山,机毁人亡,徐志摩不幸罹难,时年三十六岁。
  朋友闻讯,异常震动,人们纷纷撰文纪念。胡适在徐志摩遇难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朋友之中,如志摩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无第二人!”他发表了《追悼志摩》一文,文章写道:“……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经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20日晚,赵元任剪下《大公报》上刊登飞机失事的消息,贴在日记里,加上注:“晚听说徐志摩坐飞机上死了!!!可惜徐志摩没能听到《海韵》的演出。”其时,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诗歌《海韵》,已由赵元任谱曲成歌,成为“绝唱”。学界领袖蔡元培的挽联题为:“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诗人闻一多没有反应,学生臧克家发问,“你是公认的徐的好朋友,为什么没有一点表示呢?”闻一多回答,“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保持沉默的还有与徐志摩一起留学美国的同窗好友李济。
  1918年8月14日,李济与徐志摩同乘“南京号”客轮,到旧金山。又一同去到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同住一个寝室。两年后,李济到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徐志摩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回国后,两人时有往来。据徐的表弟蒋复璁回忆,在一次新月社的聚会上,李济应志摩之邀演奏了一首七弦琴曲《捣衣》,蒋和陆小曼各唱了一段昆曲。后来,徐在接手主编《晨报》副刊时,他邀请四十位“名人”写稿的计划中,包括了“李济之先生谈中国音乐”。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6)
1928年底,李济应弗利尔艺术馆之邀到美国商谈工作,从欧洲经印度返国时,曾再次和徐志摩乘轮遨游,回国后又同车北上。这年12月13日,徐志摩自北平寄给上海的陆小曼的信中提到,“……星期六在车上又逢着了李济之大头先生,可算是欢喜冤家,到处都是不期之会。……”
  李济最后见到徐,大约是在他遇难前五个月,他俩曾在北平的公园中玩了一个晚上。两人各诗人徐志摩。
  自的领域和熟人圈大不同,想必谈话的内容相当宽泛。
  徐志摩逝世时,李济正忙得焦头烂额。彼时,城子崖正在作第二次发掘,殷墟第五次发掘又已经开始,他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宣泄哀伤,但对友人的早逝,言谈中常流露十分惋惜的神情。他在怀念丁文江时说道:相传徐志摩跌死的消息最初传到他的时候,他说:“可惜可惜!”有一个朋友问他:“你看志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毫不踌躇的答道:“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至今有好些文学家的朋友多以此为笑谈。但细思之,这不但是最恭维志摩的一句话,并可代表在君的人生观。他常说向不肯研究别人的心理,一切只以行为为判。……李济:《怀丁在君》,原载《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李济文集》(卷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59页。“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也是李济对青年时的同窗好友的基本认同。
  住在北平方砖厂甲21号的李济,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此间,一个叫杨季徵的女大学生与他颇有些来往。李光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有两处提到“杨刚”。李光谟写道:他一生极少介入政治团体活动,究竟为什么会参加“同盟”的活动而且担任了负责职务呢?除了前述杨杏佛的影响外,还有一种估计说,可能与受一位同乡朋友杨缤女士(即后来《大公报》的记者杨刚)的鼓动有关。
  根据近年看到的一些材料(例如萧乾先生的忆旧文字),杨刚(即杨缤)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左派女性。她跟李济的接触谈话,据亲友的回忆,是颇有几次的,当然谈话内容并不清楚。估计李济很有可能把她的来访交谈当作是共产党人的第一次接触;还可能把他自己在杨铨影响下加入“民权保障同盟”活动的那段经过也与此联系在一起。这个“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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