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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夏天，作协党组召开了扩大会改，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他说，“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这个会，讨论一下，丁、陈的错误在哪里？今天开的是一个团结的会。”
这个会，也开了三天。丁玲本来不想在会上讲什么，事情澄清就可以了。但参加会的很多同志，都一再要她谈谈，她就即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在我本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中央就把结论批了下来？”
周扬同志在会上作了明确表态：我们汇报的情况不准确，我和有关同志负有责任。
作协党组已在研究，要摘掉丁玲的“帽子”，决定再召开一次大会，给莫须有的“丁、陈反党集团”平反。
这时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像龙卷风一样，在全国铺天盖地掀起满天的飞沙走石，许多许多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阵旋风卷起来，摔倒在地。在作协党组再次召开的原打算为丁玲公开平反的大会上，权威发言人突然宣布：丁玲不仅是“丁、陈反党集团”的头目，而且在历史上还有三次叛变，其一是在南京“自首变节”，其二是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其三是进城后搞“独立王国”。另外还宣布，下次批判大会将在文联大楼礼堂召开。
第二天，作协党组书记找丁玲谈话。陈明看到：回到家里的丁玲，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红肿了。
在“大鸣大放”中，丁玲没讲过一句话便戴上了右派帽子。有些为复查“丁、陈反党集团”调查取证的同志，也受到株连，划成右派，当时《文艺报》的总编室主任唐因就是其中之一。唐因全家被发配到黑龙江。“文革”中，他的老伴在自己房里上吊自杀了；唐因平反后，带着唯一的女儿回到北京，老伴却永远留在了黑龙江。
陈明更难免要遭劫难。当时他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丁玲被揪出来后，他便首当其冲地成了右派。处理右派，有所谓“六类七种”的政策。“罪行”最严重者属一类，处理有二种：一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种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二类者，监督劳动，撤销一切职务，每月发28元生活费；三类者，降职降薪，留用察看；四类、五类者，降职降薪。按这五类处理的右派，一般都将被送下去劳动改造，但若年过半百，可以留在机关劳动。一些得此“照顾”的右派，留在机关当杂工，做些打扫厕所之类的活，遭人白眼，备受凌辱，心里还后悔没一起下去。都是右派在一起，日子还好过一点。受六类处理者，须是“头面人物”不论其“罪行”大小，工资和职务只降一级，并可不送去劳动。当然，不论受哪一类处理，是党员则开除党籍，是团员则开除团籍。陈明被划定为二类右派，每月发28元生活费。他已经接到通知：春节过后，就要同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右派们一起，到北大荒接受监督劳动。丁玲是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当然属“头面人物”。经全国政协讨论，按六类处理，留在北京，不必去北大荒。
1958年的春天姗姗来迟。丁玲夫妇两人安静地坐在寂寞的家里，他们在考虑：今后怎么办？
那时小兴安岭林区正在建设，丁玲特地从报纸、画报上剪下小兴安岭伊春的建设图片，她还买了介绍贵州山区的一些书籍。她对陈明说：“我们国家的林业太落后了，听说森林覆盖率只占全国土地的12％还不到，我们去小兴安岭，或者到贵州山区，去搞林业吧？”
陈明说：“我们都作了这样充分的精神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3）
丁玲又恢复了她那革命的乐观主义和爽朗性格，说：“中国有句绿林豪杰的壮语：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鲁迅不是早就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
陈明为丁玲担忧：“我先走了，你身体又不好，怎么办？”
“你去吧！”丁玲说，“不要不放心我。”
陈明征求丁玲的意见，是不是把他将被遣送到北大荒的事，告诉作协党组一声？
丁玲连忙阻止说：“不要说了。说了，会照顾你，把你留下来。我们俩不是都心甘情愿地要到东北去嘛！”
陈明临行前一天，老两口凄然地坐在一起，拍了一张临别合影……
陈明回忆了这一段往事之后，又把他正在整理的丁玲生前最后一部遗作《风雪人间》的手稿，交给我看。我默默地读着，我的眼睛湿润了。书中的每一个章节，都把我带进当年风雪人间的难忘的回忆之中。也是这个季节，北大荒的冰雪刚刚开冻，我和陈明等许许多多同命运的同志一起，乘上一列“右派专车”，从北京直赴北大荒。丁玲在书中写的每一个细节，凄然而又带着浪漫遐想的心境，我都亲身经历过，都是我熟悉的。我为书中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感动了。这位一生历经坎坷、驰名中外的著名女作家，饱含与党和人民血肉相联之情，向读者敞开她光明磊落的心灵和博大的胸怀，哀而不伤地讲述着在突然袭来的残酷打击面前，她的迷茫，她的悲痛，她的信念，她的追求……
读完《风雪人间》，我感到自己有一种庄严的责任，应该把这部丁玲为这段难忘的往事而写的遗作，早些奉献给读者。这里，摘录《风雪人间》的一些章节：
之一：意外的判决
……一切可以令人眷念的思情都已远远离去，我和陈明在十分繁华热闹、鞭炮齐鸣的北京城里，度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
春节刚过几天，文化部电影局北京制片厂通知陈明三天后去东郊双桥农场报到。
在陈明准备出发的三天里，我们相互规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蔑视这时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踏着为我们设置的荆棘刀尖，昂然前进。我们相信我们将信守共产党员的信仰道德，开辟自己的新路……
之二：寂居
现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只剩下王姐和我，显得十分空寂。三月过去了，四月来了，院子里剩下几盆花，寂寂寞寞地自个儿开着。
……人可以烦闷，可以忧郁，可以愤怒，可以嘤嘤啜泣，……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像一只癞蛤蟆似的聒聒地叫着自己不愿听的虚伪的声音。
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一个认真的共产党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聒聒地叫，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我虽然有过迷茫，真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尊重事实，肯为丁玲说句公道话吗？我相信党，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搞清楚，我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我应该活着耐心等着这一天。……我应该不必羞愧，我应该无所畏惧，扫除迷茫，承担苦难。继续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为人民的一生。
之三：悲伤
陈明走后，我整天埋头在一些异邦异域的文学作品中……人要习惯在寂寞中、孤独中、耻辱中熬炼，熬炼出一副钢铁的意志……现在人们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宣判我政治生命的死亡，万里长空，只有蒙蒙的迷雾一片。
之四：火柴
陈明来信，宝清县853农场，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所谓“右派”大约有一百多人，年龄大都在三四十岁左右，都在有为之年，如今都背着黑锅，发配边疆，每月只发28元生活费。
他的来信，都以最愉快的心情，描述他在冰天雪地里劳动感到的无穷乐趣。他还告诉我一件十分兴奋的事，王震司令员冒着春寒去看了他们。
王震向他问起了我，他把我也打算去北大荒的想法讲了，王震说：“好嘛！她来我同意。”火柴，我已经感到你的热了，我一定要飞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之五：何去何从
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按右派六类处理，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我想：我是脸上刺得有字，头上戴有帽子……我被描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任人指点，任人笑骂，这种处境，我怎么能保持宁静的心情创作？
不必犹豫了。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把一切烦恼远远地抛在后边……
之六：轻装
不是就要我“重新做人”吗？我决心真正地从头做起，把过去的一切都勾销。不是从零做起，是从零下做起……天上不会落下奇迹，有人不希望我下去，想看到我从此委靡，一蹶不振，从文坛消失……我要做出自己的证明，我只有到群众中去，找回真理。……我的党籍任人开除了，但一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心却仍是属于我自己的，任何人也是拿不走的。
之七：前进
6月中旬，作协总务科代我买了去黑龙江哈尔滨的火车软席卧铺，并且特地选了一位转业军人陪同去，他也坐软卧。这可真是特殊的照顾。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车票钱全要我自己支付呢？按常规，犯人应该由主管司法公安出钱，“解差”的旅费，更不应该由我这个“犯人”来支付。
之八：介绍信
到###拿介绍信，却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可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为什么这么变？没有人向我解释。
如果我在下面果真能够刨作，谁能批准哪个刊物能发表我的作品？又有谁胆敢照常例支付我稿费呢？我只能靠陈明的每月28元钱的生活费生活了。
我下决心，什么也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
“向左村”（1）
陈明向到来的丁玲描述：汽车在一米多深的雪中碾开一条道，就像在原始的冰山雪谷中行走。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人，几天就在亘古荒原上亲手搭起了马架棚子。
王震将军向“右派”们训话：一个人右了，怕什么？还可以变左嘛！你们这个新居民点就取名叫“向左村”。
丁玲决定去北大荒，作协的负责同志和她商量：“你名气太大，下去是不是改个名字方便一些？”丁玲果断地谢绝说：“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丁玲就是丁玲。”
1958年的北大荒下了几场大雪，冰雪荒原，积雪深达一米多。春暖花开，积雪融化，对于等着开垦的荒原来说，等于下了一场春播时节的及时雨。这年6月，丁玲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大箱书，由一位转业军人陪同，从北京出发，第一站到哈尔滨。在黑龙江省文联的一间会议室里，第一个来接待她的是文联主席延泽民。延泽民是陕北人，讲一口陕北话，丁玲一听这口音，就感到分外亲切。他紧握着丁玲的手自我介绍说：“我叫延泽民，曾在延安党校三部同陈明一起学习过。”接着。他又问：“你怎么也来了？”
丁玲回答：“是我自己要求来的，我希望到北大荒来。”
稍事休息，延泽民就派人安排丁玲的住宿，不凑巧，南岗国际旅行社已经客满，陪同人便驱车去道里，让丁玲住进了马迪尔旅馆。丁玲在这座俄罗斯风格的建筑中，百感交集。这不就是1949年她出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路过哈尔滨时曾住过的豪华旅馆吗？再仔细打量，就连现在住的房间，也正巧是9年前她住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