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勾词客”吴震生和“转华夫人”程琼的邻居。她哀悼的亡夫，决不可能是曹雪芹！这首“悼亡诗”，最起码作于乾隆二年再上推十年之前，很可能是康熙末期或雍正前期的作品。
在不能对书箱本身及其涉及到的“张宜泉”、“芹溪处士”、“芳卿”等人物“证假”的前提下，学术研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并对其真实性进行“小心”的考证。我们不妨按照“张家后人——张宜泉——曹雪芹——许芳卿”这一书箱流传的顺序，层层递进，去研究这个流传过程的真实性。实际上，书箱的四个主人、三次转手，只有从许芳卿到曹雪芹这一次转手、许芳卿这一个主人，红学大师们有疑问；如果解开了这个疑团，大师们便不会恨恨地诅咒书箱是“伪造”品了。
四、“曹雪芹书箱”的原主人许芳卿考证
平心而论，只要是熟读清初历史的严肃学者，考证这个“许芳卿”并不困难，因为她的“悼亡诗”中，对自己和死去的丈夫的形象刻画是比较细致的，比起红学大师们“考证”的曹雪芹形象清晰多了。
从“悼亡诗”中不难看出，“许芳卿”与死去的丈夫是元配的“糟糠”夫妻，并非“续弦”，二人很有可能婚前是兄妹关系，诗中自比续《汉书》的“班娘”，就一定视丈夫为作《汉书》的班固，因为二班是兄妹关系，所以可以推断死者与悼亡者婚前也是兄妹关系；不过夫妻间不可能是亲兄妹或堂兄妹关系，只能是表兄妹关系，这在旧时婚姻关系中是常见的。
丈夫生前，夫妻生活十分贫困，丈夫突然死了，无钱置办丧葬用品，也没有生前选定的 “窀穸”——也就是墓地，只好“停君待殓”，卖“嫁裳”筹款。丈夫的死亡原因是“杜康”所致——也就是嗜酒无度造成的，可能是酒精中毒，更可能是酒醉后出现了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旧时医学知识对酒精中毒致病乃至致死还没有今人这么清晰的认识，对病死的嗜酒者一般不会“怨杜康”，只有对酒后意外致死才会刻骨铭心地“怨杜康”。
丈夫死后，芳卿所“理”的“陈箧”，似乎就是这对旧箱子；“陈箧”中所装的物品，令妻子“睹物思情”（或“睹物思人”）。这个芳卿所“理”的书箱中所装之“物”，似乎不会是自己的“花样子”，而是丈夫的著作手稿，书箱的用途可以作证，除了装书籍纸张，此箱似乎无它用途；除了著作手稿，芳卿也不会由“思情”进一步联想到“续书”。书箱中所装的丈夫生前手稿似乎是一部未曾写完的作品，丈夫生前似乎与妻子有过倘若我写不完由你续写的约定，否则“未亡人”不会以“续书”为己任，也可见妻子对丈夫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思路十分熟悉；但丈夫死后，妻子又深感自己“才浅”，担心完不成丈夫的遗愿，内心十分惭愧。
悼亡诗中“织锦意深”字句可以证明，丈夫生前应该创作过以“织锦”为题材的作品，令“蕙女”深感惭愧。有清一代关于“织锦”题材的作品，有据可查的只有《织锦记》传奇。《织锦记》又名《回文锦》，是康熙朝文人洪创作的一部传奇剧本。“蕙女”是《织锦记》中主人公窦滔的妻子苏蕙，书中的“蕙女”确曾因丈夫纳妾妒火中烧导致家庭不和，最后因丈夫的教诲而自感愧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个“悼亡诗”的作者，就是康熙朝大学士黄几的孙女、大文学家洪昇的妻子黄蕙！黄蕙字兰次，与丈夫洪昇是嫡亲表兄妹关系，从小青梅竹马，确系“糟糠”夫妻。因为“家难”原因，黄蕙与丈夫一起逃离了生活优裕的家庭，后半生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洪昇就是《回文锦》传奇的作者，史有明载，文坛没有争议；洪昇创作《回文锦》的目的之一，就是因为自己纳妾，妻子“嫉妒”，用作品使妻子自感“愧悔”。黄蕙与作品中的苏蕙，均可称为“蕙女”；黄蕙字兰次，书中的苏蕙字若兰，作品的讽喻之意，昭然若揭。
《红楼梦》历史公案（9）
洪昇死于康熙四十三年，岁在甲申，享年六十岁。死因是在水路归家途中，于一个月黑风高夜，友人招饮，大醉后归舟，失足落水，抢救不及造成的；因此妻子黄蕙在“悼亡诗”中产生“怨杜康”的哀怨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悼亡诗”中有“乩诼”、“玄羊”字样，“乩诼”是与算命有关的谣言之意，“玄羊”是癸未年，即洪昇去世的上一年；很可能“玄羊”年妻子给洪昇“扶乩算命”，有次年甲申“流年不利”的“诼言”。洪昇死时年方六十岁，中国确实旧有“花甲子”“流年不利”的传统说法。至于“悼亡诗”中的“重克伤”一语，应是黄蕙真实心理的反映，黄蕙婚后，次年丧父，七年后殇女，中年伤夫，按照旧社会的观念，确实是“克伤”命，无怪本人要自怨自叹了！
很奇怪也很有意思的是，“悼亡诗”中把丈夫称为“刘郎”。如果是实指，洪昇不姓刘，曹雪芹也不姓刘，他们的姓氏同刘字亦无意义上的关联。如果是用典，与“刘郎”有关的典故，大概只有“尽是刘郎去后栽”了，丈夫尸骨未寒，用此典入“悼亡诗”，既无道理，也无意义。那么，只有一种解释是合情合理的，即“刘郎”二字乃“柳郎”的误写，刘柳二字同音不同形，可能搞混。洪昇生前，确实常常自比“柳七郎”，就是宋朝那个著名的风流文人、“奉旨填词柳三变”。生前洪昇去苏州桃花坞拜谒唐寅墓时，看到墓地修葺一新、桃花万点，感慨自己和唐寅命运、才艺相仿佛，担心自己身后下场不如唐六如万一，在所作的感怀诗中，曾发出“不知他日西陵路，谁吊春风柳七郎”的无限感慨，意思是：不知将来我死之后，有谁会在花繁草绿的春天，到我的墓地来凭吊？黄蕙“悼亡诗”中所说“成谶”的“戏语”，大概就是指洪昇的这两句诗。当日的“戏语”终于不幸成了现实，洪昇死后，葬身无地，殡殓无钱，更谈不上朋友凭吊了。妻子套用丈夫“谁吊春风柳七郎”诗句，在“悼亡诗”中写下“窀穸何处葬刘（柳）郎”或“欲奠刘（柳）郎向北邙”的诗句，都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含义也十分悲凉贴切！
黄蕙与表兄洪昇，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同城，当时的风雅文人羡慕这对夫妻是真正的“同生同心”，结婚时朋友们曾为新人作《同生曲》致贺。这对书箱，很可能就是当年与表兄洪昇结为“同心”时，黄蕙盛装“花样子”的“书箧”。箱面上的兰花、诗句以及“拙笔写兰”落款，似乎就是黄蕙自己的手笔。黄蕙字兰次，一生多才多艺，工诗善画，妙解音律，婚前在嫁妆箱箧上画兰，是顺理成章的。书箱内关于“花样子”清单的五行字，很可能是洪昇婚后在“甚于画眉”之际，为爱妻书写的。如果哪位朋友能发现洪昇手书真迹，加以比对，就能一目了然。
不过黄蕙既不姓“许”，名字也不叫“芳卿”，似乎与书箧不搭界；但仔细分析，还是有可能的。“转华夫人”对“许芳卿”的记载，说明二人之间并非旧交，而是交往时间不久的临时邻居，并不十分熟悉。旧时妇女出嫁后从夫姓，“许”字的发音，在江南语言中，读作“浒”音，与“洪昇”字同为嘬口音，极易搞混；而黄蕙的名和表字，都有“芳香”的意思，被丈夫昵称为“芳卿”，丈夫死后为了怀念亲人，继续沿用昵称，是极有可能的，就像《红楼梦》中的“袭卿”、“颦卿”一样。
五、“曹雪芹书箱”应是盛装《红楼梦》手稿的书箧
洪昇出身于江南的一个“百年望族”家庭，后半生多灾多难，贫困潦倒，但多才多艺，著述颇丰。洪昇晚年，在为《隋唐演义》的作者楮人获作品作序时，曾说自己正在以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创作一部作品，但尚未竣工。同一时期，洪昇的好友朱彝尊，也说自己曾亲自看到洪昇以亲身经历所写的一部《洪上舍传奇》。《红楼梦》所记载的故事，与洪昇早年“家难”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闺友闺情”完全一致，当非偶合，《红楼梦》应该就是《洪上舍传奇》。“洪上舍”是对洪的尊称，洪昇的作品，不会以别人对自己的尊称命名，只能解释为朱彝尊不欲提及《红楼梦》名称，而以洪传奇代称。
洪昇去世前的人生最后一站，是在曹雪芹的爷爷——江宁织造曹寅的府中度过的。康熙四十三年春，应江南提督张云翼之约，洪昇亲赴松江，观演自己的得意作品《长生殿》传奇，场面之盛大，轰动整个江南。曹寅得到消息，邀洪昇到南京，在织造府又“畅演三日”《长生殿》。（洪昇这个人很有意思，红学研究中的“张候说”、“明珠说”、“江宁织造说”，都能与他扯上干系，难道是偶合么？）洪昇与曹寅是老朋友了，洪昇抵达南京，曹寅亲自到江边去迎接。洪昇是带着“行卷”到南京的，所谓“行卷”，就是文人随身携带的书籍和手稿。读了洪昇的“行卷”之后，曹寅感慨万端，写下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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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公案（10）
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著书恐惧成。
礼法谁曾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
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于诗中可见，洪昇“行卷”中装的是自己“垂老”之年在“恐惧”中所写的一部作品手稿；作品描写的是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迹和轻蔑“礼法”的人生理念。这部作品非《红楼梦》而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卷”二字，洪昇携带百万字书稿前往南京，以当时毛笔书写的文稿计，大概有三五千页，甚至还要多些，没有书箱盛装是不可想象的。盛装书稿的书箱，应该就是妻子黄蕙出嫁时带来的装“花样子”的一对“书箧”，书箱中装的就是《红楼梦》手稿！
洪昇携带手稿到南京，目的似乎是求曹寅为书稿刊刻“问世”；曹寅确实经常出资为江南贫困文人刊刻书稿，在文坛有很好的口碑。洪昇归途中不幸淹死了，装手稿的“行卷”亦即书箱必然流落在曹府。洪昇的遗体打捞出来之后，妻子黄蕙必然赶赴乌镇现场处理后事。此时的曹寅，也必然把洪昇的“行卷”亦即盛装手稿的书箱带来，交给黄蕙“理陈箧”。可以想象，黄蕙整理完丈夫遗物之后，必然把盛装书稿的箱子继续交给曹家，目的依然是为了完成丈夫的出版遗愿。交给曹家前，黄蕙“睹物思情”（或“睹物思人”），在箱中草草题写了那首“悼亡诗”，就是顺理成章的推断了。
清初问世的《天宝曲史》一书，作者和编校者分别题署为“苏门啸侣”与“芹溪处士”。“苏门啸侣”是大戏剧家李玉的别号，《天宝曲史》的作者为孙郁，可能系伪托的“苏门啸侣”之号，这在中国古代是常事，不足为奇。这个“芹溪处士”，笔者考证就是洪昇早年的别号。洪昇在创作《长生殿》之前，曾长期收集李杨爱情故事题材，《天宝曲史》就是写李杨秽乱故事的，洪昇很有可能为其编校，这在《长生殿》序言中亦可间接得到证实。
如果这个“芹溪处士”确为洪昇早年别号，一切问题都迎仞而解了。这个所谓的“曹雪芹书箱”，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