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她：“你不嫌他年龄大吗？”
她笑眯眯地说：“大一点怕什么，能吃饱饭呢。我准备年底回家，再带几个姐妹过来。”
我彻底无语了。聊天的时候，她说的最多的就是那四个字：能吃饱饭。
她丈夫年纪大了，孩子还小，不要花多少钱。平时种的菜也只够自家吃，并不想到县城卖。他们家里一直喂豢养鸡，也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生活开支。可上个月，豢养鸡都生了鸡瘟，三百多只鸡全死掉了。
说到这里，她叹了一口气：“豢养鸡死了，虽然吃饭不成问题，油盐钱可以用以前的剩余。可还要买农药、化肥，粮食、青菜这么便宜，农药、化肥却越来越贵，不买又洗。再加上每年一百元多元的杂七杂八的税，就对付不过去了。仅杂七杂八的税，我家一家三口，要交三百多块钱呢。”
我瞪大了眼晴：“哪里还有什么税？农业税不是早就取消了吗？”
她苦笑道：“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农业税倒是不多，每人每年也不过十几块钱。可杂七杂八的税多啊，每年都不低于九十块钱的，幸好今年还没开始收。”
我搞不清农业税和杂税的区别。不过从她口中我得知，就象她这样摆地摊卖自家的菜，一天都要交２元地摊税的。从她的神色中，我感觉，２元似乎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除了口粮田，除了打工，除了养鸡养兔，普通农民似乎再没有别的收入了，我真替她难过。但她似乎倒不觉得什么，分别的时候，她依然是那句话：“又不是我们一家，大家还不都是这样过，反正能吃饱饭就行。”
农民这么苦，我想到自己在东莞，一月拿五、六百元还不知足，真感到羞愧。这时，天空己经开始刮风，我却郁闷得喘不过气来。
回到家，我一看到我妈就问：“现在还收农业税吗？除了农业税，还有别的什么乱七八糟杂税吗？”
我妈眼晴一瞪：“你这孩子，什么时候不收农业税了？我们家三口人，哪年不送出去六、七百块钱？农业税好象是不多，但杂税比以前多多了。这还不算，前两年上头强行让我们栽了桃树又换银杏树，不合时令不说，树苗差，土质又不好，最后还不是全都铲除了，这前前后后要花多少钱，还不都进当官的腰包里了。还有正在扩建的镇中学，去年就开始挨家挨户收钱了，每户三十元，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你说镇中学的房屋盖了不到十年，为什么要重建？既然重建是为了合并，当为什么要合并？原来的学校卖给曹菊，那２０万是做什么用的？听说上级还拔了很大一笔钱，那钱又是做什么用的？重建学校到底要多少钱？为什么要我们老百姓出钱？”我妈越说越气，索性将正在切菜的刀把砧板上猛地一剁，怒气冲冲地望着我！
我无辜地说：“怎么这样瞪着我，我不过是随便问问嘛，我还以为农业税全部取消了呢。”
我妈轻蔑地说：“不瞪你瞪谁，一提这事我就生气，你还哪壶不开提哪壶！难道读书真把你脑子读迂了！”
我最怕听她说我“读书把脑子读迂了”，赶忙飞也似地逃回自己的房间。
２９９。
今天正好是周未，海鸥回家看到桌上的鱼，笑得大大的眼晴都眯成了一条缝，不住地吸子鼻子。看到吃一顿鱼就让他这样高兴，我有些心酸。自我回家后，好多人看我的眼神怪怪的，话里话外含沙射影。但唯有海鸥，我亲爱的弟弟，他依然一如既往地爱我，那么地信赖与毫无保留。他越是这样，想起村人对我的指指点点，我越发感觉对不起他。我唯一能为他做的，就是赚足够的钱，让他去读大学，不要再走上打工这条路。
因为有了鱼，饭桌上的气氛明显活跃起来，我跟我妈说了“中兴”转租档口的事，我妈很高兴，但还是要求我：“去跟刘军说说，他也没有工作，要是你们也象丽娟二哥二嫂那样，刘军管进货你管卖衣服，那就更好了。”
我想想也是。正好第二天刘军约我到镇上逛街，这可是认识几个月以后，他第一次单独约我出去，我当然很高兴，也正好借机和他说开服装店的事。他现在也没工作，开一个服装店马上就可以解决两个人的工作问题，我想他一定会高兴的。
镇上的街道除了一条并不宽敝的水泥路，其余还都是黄沙路。街道布局得倒还整洁，卖日用百货、卖农副产品、卖衣服、卖菜、小吃店等等都有专门的场所，摊位都很小，衣服的作用是保暖，并不时尚潮流。菜的价格也很便宜，几毛钱就可买一堆小青菜，却吃着放心。小吃店的门脸很小，店面也不整洁，但价格便宜，两块钱就可以吃得很饱。虽然所有这一切，并不象大城市那样繁华，但拥挤而热闹。行走在这热闹间，踩着坚定的土地，不时可以遇到熟悉的亲朋好友，一个个满面笑容地打着招呼，心里充实而满足。
我推着自行车，在人群中焦急地寻找着刘军的身影，恨不得早一点把开服装店的好消息告诉他。因为太过匆忙，自行车竟然不小心撞到一个卖香烟的小摊前。我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卖香烟的小贩抬起头，若有所思地望着我。这个小贩和我差不多年纪，穿着灰不溜秋的半旧夹克，脸色红黑，土头土脸的，一别标准的农村男青年形象。但他的脸却我感觉好面熟，蓦地，我脑海中很快闪现一张脸，惊喜地叫起来：“宋小帅！”
与此同时，他也“腾”地站起来，大喊一声：“杨海燕！”
我们同时笑起来，宋小帅初三时坐在我后排。别看他现在高高大大的，那个时候，他身材矮小，整天嘻皮笑脸的，是班里数一数二的调皮鬼。他脑子极聪明，理科成绩特别好，但语文和英语却很差，平均下来，总分就只能在中等徘徊。有一段时间，他特别爱称自己为“老娘”。一个十五六男孩子，整天把自己称作“老娘”，听一两次还觉得有意思，次数多了，我就很不耐烦。
有一次自习课，他在和同桌顾斌聊天时，又“老娘”、“老娘”地自称着，我忍不住回头，冲他直翻白眼：“‘老娘’‘老娘’，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当即被我噎得一愣一愣的，一向机灵的他竟好半天没反应过来。旁边的顾斌原本是个不太爱讲话的人，但听了我的话，却笑眯眯地接口道：“是男是女你看不出来啊？”
这次轮到我愣住了，我同桌的女孩于娟却笑得前仰后合，拼命揉着肚子。我这才恍然大悟，脸立刻红了，转过脸也忍不住偷笑起来。
和他同学三年，整个初中时期，己经如一副画一样定格在我的脑海中。那是我记忆中最开心、最美好的时光。那时的校园很美，那时的天很蓝，那时的青草很绿，那时的阳光正好，那时的同学也正值青春年少。可自从上了高中后，没日没夜地为高考努力，所有美好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３００。
就算宋小帅理科成绩再好，因为文科成绩不好，所以中考成绩总分并不高，只上了一个普通高中。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差，他的理科成绩还是很好，但文科就更差了，最终也没考上大学。不过高中三年，他个子却长高了不少。
不到一平米的烟摊是摆放在地上的一块木板上，他高大的躯就蜷缩在烟摊后面的地上，看上去很是别扭。买烟的人很多，瞅了个空隙，我问他：“现在是不是每天都卖烟？”
他边忙边说：“当然不是，不逢集的时候，我就去村里挨家挨户专买死鸡死鸭，有时也收死兔子死猪。噢，对了，你还记得顾斌吧，他也没考上大学，有时候走得路远了，我就和他一起去飞翔。有时候几毛钱就可以收一只，然后再三、五块钱卖给那些做烧鸡烧鸭的，碰到生鸡瘟的养鸡户，就很赚呢。”
我有些奇怪：“顾斌也和你一起？那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你们为什么不出去呢？”
他笑笑：“我和顾斌想法是一样的，我们绝不出去打工。出去打工是拿命赚钱。我就想在家里打出一片天地来。”
虽然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但因为之前总是吵嘴，我和他说话也很自然。所以听了他的话，便不以为意地问：“怎么打？就靠贩卖死鸡死鸭吗？不要说那些死鸡死鸭被人加工成烧鸡烧鸭卖是骗人，就你卖的这些香烟，恐怕没一盒是真的吧？”
他正色道：“死鸡死鸭我去买照样有人会去买，再说，我们和别的买死鸡死鸭的小贩不一样。只要有死鸡死鸭，就是变色发臭了，他们也买，而我们是绝对不会买的。还有，这些香烟即便是假的，可也是香烟，都吃不死人。和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草草菅人命的法官、见死不救的医生相比，我们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我真没想到，这些话是当年那个总是嘻皮笑脸的调皮鬼说出来的。我不禁替他担心：“那你以后准备做什么呢？”
一提这话，他来了精神，开始滔滔不绝起来：“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当时很多人叫我复读。我想，就算复读考上了，我家里也负担不起学费的。于是，我就缠着我爸，拿了一笔钱去学电器修理，因为我理化成绩本来就好，一年后结业，成绩是全班最好的。本来回家想开个修理铺的，可没有本钱，就和顾斌收死鸡死鸭了。攒够了钱，我准备开一家电器修理铺。”
我故意问：“那顾斌呢？他初中毕业就没再升学了，收了几年死鸡死鸭，应该攒了不少钱吧。”
他由衷地说：“老实说，我很羡慕顾斌，他才不想那么多呢。他四年前就结婚了，现在孩子三岁，是个男孩。他整天想的就是收多一些死鸡死鸭，赚钱存在银行里；以后供儿子上大学。”
我深有同感：“是啊，有时想想，早知道读不了大学，还不如初中毕业就回家种地，或者干脆不识字。那样也就会安安份份，结婚生孩子，平平淡淡过一生，多好啊。”
他自嘲道：“是啊，我比顾斌多读三年书，就是比他不安分，比他想得多。还有就是，收钱的时候，加减剩除算得比他快一些。”
大约是同病相怜，我跟宋小帅越聊越有共同语言。但随着赶集的人越来越多，他忙个不停，我只好遗憾地和他告别。
３０１。
我很快在集市的一角找到了刘军，他看到我，很是高兴，笑容满面地向我招手，心情似乎很是不错。逛街时，他柔声细语地和我说着话。如果不是那天亲见，我实在不会想到，就是这个笑容满面的男人，那样面对彭方，是那样的冷酷与绝情。
但想到无论如何，彭方己经和他分手了，至于原因，我不必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现在最想的是，再不出去打工了，到县城开服装店，然后和这个无论年龄、长相、家世都还说得过去的男人结婚生子。
有意无意地，我们远离了集市，来到一棵稍微安静的大树下，站定后，他便犹犹豫豫地说：“约你出来，我有事想和你说。”
看着他严肃的样子，我知道这事肯定在他心里酝酿了很久。难道是要和我分手，我心里不由一沉，呆了一呆才说：“你要和我分手吗？”
他连连摆手：“不是不是，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太多心了，我正好也有事和你说呢。”
他“哦”了一声：“那你先说吧。”
我轻快地说：“好，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