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钦天监的汉官杨光先早在五年前就上疏康熙，指斥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借编造历法之名藏身京师，意在窥伺朝廷机密，且其所制新历法声称可推算两百年间的天象，这不明摆着是在诅咒我大清江山只有区区两百年寿命吗？杨光先揪住了洋人的小辫子，激情万丈地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民族情感”的战斗口号（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的味道）。御状告到康熙那里，满朝文武中没有一人熟悉西洋历法，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判别是非。康熙尽管年仅十五岁，但却没有犯糊涂。他下令来一次现场考试，由钦天监官员吴明烜和洋教士代表南怀仁一起到午门广场，当着文武大臣的面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间日影的长度。
结果，南怀仁用一根日晷测出当日正午针影达到的精确位置，而汗流浃背的吴明烜却一筹莫展，屡次测算失误。康熙当即力排众议，将杨光先等一伙人革职，任用南怀仁主持西法治历。
这次惊心动魄的午门对决，激发了康熙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深深感到作为一国之君，对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有所了解，才能够在此方面取得发言权。从此，对西方科技知识的渴望和热忱贯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后来说起幼年经历的那场“历法之争”，他对臣下谈道：“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多年之后，康熙俨然成为了中国“史上最热爱科学的帝王”。
这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对西学的痴迷和熟悉程度令人瞠目：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谁能想象得到，三百多年前，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地球”是个什么概念都还不知道时，他们的皇上已在紫禁城的深宫内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康熙的开明和好学，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他要求传教士们用满语讲授数学和力学等欧洲科学，“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法国传教士白晋作为康熙的老师，详细记述了康熙热情高涨、学以致用的情形：
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txt小说上传分享
迷途的帝国：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7）
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广到蒙古。为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还亲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在黄河、淮河、运河交口的大堤上，他指着东流的河水，耐心地向当地负责管理水利的官员讲解如何计算水的流量。他甚至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验起了杂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还早了三百多年！
康熙晚年组织的两项全国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响深远。一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全国优秀的天文数学家，集体编纂了一部代表当时中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编纂该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当时已经掌握的西方科技知识，修正古代典籍上的有关差错，弥补其不足，使之成为自己文治中的重要内容。康熙对此高度重视，命令将所纂之书每日进呈，由他“亲加改正”，整个编纂工作历时八年方告成功。二是“移天缩地”，组织人实地勘测绘制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在测绘勘察过程中，康熙大胆使用外国传教士，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术等，从而取得了很大成果，代表了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赞叹道：“它不仅是亚洲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康熙与洋教师们的“蜜月”
那段时间，康熙对他的洋教师们可谓恩宠备至。他在紫禁城亲切接见来自法国的“国王数学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等五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是以法王路易十四的数学家身份、经过三年长途跋涉抵达北京的。五年后即1693年，康熙帝身患多年的疟疾，正是洪若翰、刘应用西药奎宁（金鸡纳霜）治好的。康熙大悦，这大大刺激了他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知识的兴趣。他将原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府邸及附近一块地方赐给他们，以建立天主堂用。他对法国人带来的天文望远镜非常感兴趣，把它们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可以说爱不释手。法国科学家巴斯加于1642年发明了手摇计算机，康熙皇帝也令传教士为他仿制成功，用于日常计算。康熙还亲自为灵异稀奇的西洋自鸣钟写了这样的赞美诗：“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送来二百年。”
康熙为洋教师们在宫廷提供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康熙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这段“蜜月”期中，西洋传教士们如鱼得水，欣喜若狂，满以为通过西学的吸引力可以顺利推进他们伟大的传教事业。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他们常常往宫中，经常能和皇帝见面交谈。”白晋在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也兴致勃勃地说：“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学和艺术的耶稣会士，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同已在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一起，在宫中建立起一个像法国皇家研究院那样的一种研究院。”1713年，康熙帝指定皇三子胤祉组织成立“蒙养斋算学馆”，馆址设在畅春园，它被传教士们誉为中国的“皇家科学院”。康熙召集陈厚耀、何国柱、何国京等到京加以培养，并“亲临提命，许其问难如师弟也”（《清史稿》第四十五卷）。
迷途的帝国：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8）
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康熙经常让侍从带着仪器随侍左右，当着朝臣的面专心致志地观测天体和研究几何学，并积极把自己掌握的西洋科学知识传授给皇太子及其他臣僚。皇上对西学的满腔热情，顿时激起了王公大臣们的趋附和兴趣，他们迫不及待地让自己的子弟去学习西学知识。西方的机械、水利、医学、音乐、绘画等过去只能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国人不屑的东西，现在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间的时髦。受康熙的影响，学术界也兴起了学习科学之风，尤其突出表现在数学领域。乾嘉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数学人才，就是康熙本人提倡并爱好学习数学的结果。
康熙对西学的热爱和治国的英明，不仅在中国宫廷掀起一股热潮，在遥远的西方也不胫而走，引起很多人关注。1697年，德国的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惊叹道：
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甚至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当时作为欧洲君主典型和榜样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也对康熙顶礼膜拜，成为康熙的“超级粉丝”。
1684年，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神父白晋作为亲善特使到中国，原意是希望说服康熙皇帝信奉天主教，用宗教征服康熙，进而征服整个中国乃至于东方。谁曾想，白晋不仅没有说服康熙皇帝成为上帝的“粉丝”，自己反而率先成了康熙的粉丝，他对康熙人格魅力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对路易十四的敬仰。白晋在自己的著作《康熙帝传》中这样向路易十四描述康熙皇帝：
两三年前，陛下派往这位皇帝身边的耶稣会士，有幸接触到一位以前在法国以外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他和陛下一样，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到如此英主，确实令人惊讶。简言之，这位皇帝具有作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说，他治理国家的才能还不如陛下，那么，恐怕也可以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
白晋在书中描述了中国的强盛富饶和康熙皇帝的不同凡响，令自命不凡的路易十四五体投地，对这位东方的伟大君王产生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由衷崇敬之情。后来，路易十四亲笔给康熙写了一封信，信中的语气异常谦卑。更让人意外的是，路易十四从此迷上了中国，尤其对瓷器和丝绸非常迷恋。他曾在凡尔赛宫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这座建筑一经落成，立刻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效仿。他的弟弟奥尔良公爵曾策划过一场中国风格的晚宴，在舞会上，路易十四身穿中国服装、坐着中国轿子出场。路易十四对康熙大帝的崇拜进而影响了整个欧洲，从十七世纪晚期开始，整个欧洲曾掀起了一股异乎寻常的“中国热”。从政界到文化界，从贵族到平民，都沉醉在对中国文化的狂热追逐中。那时在欧洲人们关于中国的商品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着读。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特别是景德镇陶瓷受到欧洲众多王侯的珍爱，被视为“东方的魔玻璃”，成为上流社会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