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顿先生，从目前情况看，对她有利的方面多。”
“多谢了，太感谢了，”霍顿先生松了口气，忙不迭地道谢，随后便向病房走去。
克雷格完全能够理解霍顿先生的心情，因为他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对待他的。这事使他记起，他已经差不多有三个星期没与父母通过电话了。他打算今晚一回到住处就给他们打电话。
克雷格虽不常思考自己与双亲的关系，但一直深深地爱着他们。他的父亲是个忠厚、老实、勤劳的人，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地势起伏、遍布乱石的农场里长大。他无意中学会了一手设计庭园的技艺，在经济状况渐渐必善，家道小康之后，他的妻子安娜就开始催他，既然他们没有孩子，应该考虑领养一个了。
起初，比尔？皮尔逊领养孩子是为了安娜。可是，当他们领养了一个男婴以后，比尔？皮尔逊发觉，在他的心里也埋藏着一种他以前一直不知道的感情。孩子抱回来还不到一个月，他便开始为孩子的将来盘算了。他决心不让孩子象他一样没有文化，为此他特地给儿子在银行开了个户头。
从孩提时起，克雷格？皮尔逊就知道自己是个养子。曾经有好多个夜晚，他在床上不能入睡，思考着他来自怎么样的家庭，为什么被亲生父母遗弃，不过，最后他又对自己能被象安娜和比尔？皮尔逊这样慈祥的人当养子感到高兴。
克雷格上中学期间，尽管好几位体育教练劝他从事体育活动，他总是婉言谢绝，因为他一心想帮父亲做些园艺方面的活计。他的父亲再三对他说，他不要认为自己有帮忙的义务。比尔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每当顾客夸奖起克雷格干的活计，他总掩饰不住自己的自豪心情。
每当遇到这样的时刻，比尔？皮尔逊会乐滋滋地说：“嗨，这样的活儿他干不长了，我的孩子要当一名医生，不会象他老子一样只是个花匠。”因此，在比尔和安娜开车送儿子去上大学的那天，他们夫妇俩感到，他们这一辈子的宏愿终于实现了。
每年暑假，克雷格一回到家中，总坚持要帮着父亲干些园艺活儿。他的父亲不让他干，他认为一个一年到头刻苦攻读的学生，假期里应该好好休息。可克雷格执意要帮着拖水管、翻地、推割草机。
克雷格考进医学院后，比尔？皮尔逊坚决不许他再干园艺活儿。他认为一位医生是不适合干这种粗活的。于是，克雷格在供穷孩子们玩的运动场上揽了个活儿，并开始考虑选择儿科作为自己今后的专业。然而就在那年，他妈妈因担心自己患有癌症，整天惶恐不安，于是克雷格开始钻研妇科肿瘤学，随后他决定以此作为自己的专业。幸运的是，他的指导教师——医学院的一位妇产科教授治愈了他妈妈的病，很快他妈妈便完全康复了。事后，他爸爸对他说，“孩子，如果说我们为你做了些什么的话，你已经一百万倍地报答了我们。”
这天晚上，克雷格一回到住处就给父母挂了个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父亲，他母亲也用电话分机跟他通了话。他们谈了许多事情，谈了自他上次打电话以来发生的事。他的父母还询问了他最近的工作情况。
“我一直忙。每天忙得都象从台风中抢救小树苗一样，一刻也停不下来。”
“忙可不是坏事，”他父亲说，得知儿子竟然如此受病人欢迎，他感到十分自豪。“现在你干得越多，等到自己开业行医的时候，你的技术就越熟练。”
克雷格心中默默地提醒自己，他应该尽早把自己的打算告诉父亲，他不打算私人开业，而杨在医院里呆下去，成为医院里的一名医生，从事研究工作。这样一来，他就不会拥有宽敞的住宅，也不会有精心管理的私人花园、草坪了，而他父亲一直认为这些正是任何医生都应该享受的一切。
不知怎么的，克雷格无意中跟父母谈起了辛西娅？霍顿，谈起了她的病情，以及她由于是个养女而产生的恐惧心理。
克雷格最后说：“我估计这正是我今晚给你们通电话的原因。如果人们互相热受，也许他们不必把热爱的话挂在嘴上。不过，我想让你们知道我的感情。”
“孩子，尽管说吧，这没有什么要紧的，”他母亲说。克雷格可以想象出她说这话时一定是眼睛里噙着热泪。
他的父亲说：“那就好好照看那个姑娘吧。”
“说起姑娘，”他母亲插了一句，克雷格知道她要说什么。“你有没有找到一个姑娘？”
“您是说女朋友？”克雷格问，“还是未婚妻呢？”
“孩子，你晓得我指的是什么，”他母亲答道。“不管怎么说，就是当医生的，生活也不应当仅仅是工作啊，也要结婚，也要生儿育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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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国王（1）
引子
我来到慕尼黑还不到一小时，塔拉斯上尉就告诉我，第七军的先头部队又发现了一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在上奥地利林茨附近一个叫茅特豪森的地方。塔拉斯一定要我立刻出发。他为我在一架军用飞机上搞到了三个座位。他本人要过两三天再去。我应该服从乔治·塔拉斯，其理由是多方面的：他是上尉，而我只是个少尉；直至1942年夏天，他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况且，是他两星期前在巴黎偶然遇见我，让我到他领导下的“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工作的。如果这些理由还嫌不够充分，还可以再加上一条，那就是我对他挺有感情的。他穿着一身橄榄绿的军服，我有点认不出这位好揶揄、生性活泼、曾在哈佛大学校园的绿荫下高谈阔论的教授了。
于是，我带着两个人出发了，一个是中士迈克·里纳尔迪，另一个是摄影师罗伊·布莱克斯托克。我对这两个人都没有好感。里纳尔迪来自纽约曼哈顿的小意大利区，布莱克斯托克是弗吉尼亚人。两人的外貌完全不同。一个矮胖，又细又黑的小胡子好象上过蜡似的；另一个身高两米，大腹便便，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我发现他俩还有一张厚脸皮，干什么事都漫不经心的，着实让人吃惊。在我看来，这就是成熟的标记，老于世故的明证，而我却对生活毫无经验。
那天是1945年5月5日。对于这场行将在欧洲结束的战争，除了三天前俄国人占领了柏林，以及第三帝国即将全面正式投降以外，我知道得很少。战争就要结束，而我连一个敌人也没有杀死，更没有参加任何战斗。再过两个月我就要满二十一岁了。我就象一个头一次进戏院的少年，刚刚进场就看见帷幕落下了。六年来我第一次回到欧洲。在巴黎，我又见到了的法国祖母。我放弃了父亲的国籍，选择了母亲的国籍，成了美国人。这件事并没有怎么使祖国不高兴。说实在的，她也没有追问下去，显然对此没在意，只顾向我描述德寇占领下的巴黎，她的普罗旺斯……
一到林茨，里纳尔迪就让我们搭上了一辆去维也纳的卡车。红军从4月13日起就占领了维也纳。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在埃恩斯过了多瑙河。里纳尔迪在那里拦住一辆吉普车，司机象他一样也是个美籍意大利人。他说服了司机，让我们搭车。我们先到了茅特豪森的火车站，这儿离集中营还有六公里。我们又对司机施加压力，简直就象论诈，他这才把我们送到那里。
就这样，我第一次踏上了雷布·米歇埃尔·克利姆罗德的足迹所至的地方。
那天的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留在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奥地利那种轻松的气氛。那儿风和日丽，妙春常在，芳香阵阵。
接着，我闻到了一股气味。
我们离集中营还有二三百米远时，那股气味就直冲我的鼻孔。一长列盖着篷布的卡车在前面驶过，我们不得不停车。我们的临时司机趁机怒气冲冲地宣布，他再也不往前开了。我们只好下车步行。气味越来越重，一阵阵袭来，经久不散。“焚尸炉”，布莱克斯托克带着他那南方的拖腔说道。他的语气很平静，再加上他的腔调，这几个字听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走进洞开的大门。坦克驶来又开走了，地面上可以辨认出新近的履带印。在坦克开过的地方，卡车不停地开进来，卸下食品、药品和卧具，增援已经到达这里的医疗队。这列长长的车队一进大门，就消失在无边无际、无声无息的人海中，这是一片濒于死亡的人构成的海洋，平静得出奇，就象海水在涨潮时突然凝固了似的。五六个小时以前，坦克的到来大概使人海颤动了一阵，振奋了一阵。但是，现在激动已经过去，自由带来的欢乐似乎消失了，一张张面孔都成了呆板的假面具。最初的时刻过去以后，人们好象进入了第二阶段，这场噩梦接近已经尾声，这一新的现实已无法改变。布莱克斯托克用他那营养良好的高大身躯为我们开路。一双双神情恍惚的眼睛看着我，看着里纳尔迪，看着布莱克斯托克。在这些人的目光中，我看到一种奇特的麻木不仁和听天由命的表情，也看到了恨，一种愤懑的指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来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绿色国王（2）
“他们真臭，”布莱克斯托克说道，“臭得简直无法相信。”
这个巨人在一群身穿破烂条纹囚服的丑八怪中间气势汹汹地朝前快步走去，一路上推推搡搡，带着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
负责这个集中营的美国军官佩带着金质枫叶领章，表明他是个步兵少校。他叫斯特罗恩，个子矮小，青筋暴出，一头红棕色的头发。他对我说，他不知道眼下还有什么事比调查战争罪行的事更使人操心。他说，他要把这个污秽不堪、乱七八糟的地方清理一下。他已经派人把这些前囚犯按无法抢救的，情况危急的和脱离危险的分成三类。无法救活的人为数众多。少校说：“几天之内将死掉两三千人。他们将作为自由的人死去，这样总好一点。”他睁着一双近似黄色的栗色眼睛盯着我，问道：
“您刚才说您叫什么？”
“戴维？赛提尼亚茨。”
“犹太人？”
“不是。”
“那您怎么姓这个姓？原籍哪里？”
“法国。”
“听起来好象是波兰人。”
这时，他已经转过身去，用生硬的语气发着命令。里纳尔迪对我做了个手势。我们走进了曾经是党卫军办公室的房子里。里纳尔迪问我：“要这间还是那间？”我选中了头一间。这个房间还带一个小小的候见室，里面还有三四把椅子。布莱克斯托克跑得不见人影，大概在什么地方摆弄他的那些照相机。里纳尔迪捡来一块硬纸板，把它钉在门上，写上“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这几个字，然后又一笔一笔地把字描粗。
我没有动弹，臭气熏得我透不过气来。尽管茅特豪森还有成千上万的幸存者。但却静得出奇，这种扣人心弦的寂静也使人感到窒息。当时，我内心经受着羞耻和绝望的折磨。今天，时隔差不多三十七年，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心情，重新体会那种恶心和屈辱的感受。
我不得不到外面走一会。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在密集的人群中走着，人们勉勉强强地挪动一下，给我让路。我穿过一间木板屋，接着又走进另一间，这间木棚医疗队还没有来过。木棚里半明半暗，有些地方透进春天的阳光，在黄色的光柱里，灰尘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