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门而逃，也不进行反抗，只是一个劲地求饶，恳求于洪杰不要杀了她们。趁着屋里一片乱哄哄的，王守礼逃走了。
于洪杰看着王小凤那几乎裸露的丰满身子寻思了一会，说，是那帮畜牲糟蹋了你，叫你受委屈了，怪可怜的。这样吧，你先到隔壁的1号宿舍去。王小凤一听，忙不迭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连哭带笑的说了不少感恩的话，跌跌绊绊地走了出去。剩下的六 名女场员见状也拼命的向于洪杰乞求，乞求于洪杰放她们一条生路。可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于洪杰突然变得暴躁起来，声嘶力竭地喊着：“我于三虽然吃喝赌，打砸抢，什么坏事都干过，而且还没少干，但我于三可从来没有干强奸女人的事。干这种事的人是畜牲，不是他妈的人养的。虽然你们被他们给玩了，给强奸了，但丢人的是我，你们活着我也说不清楚。”
于洪杰置女场员的哭喊哀求于不顾，把枪交给李亮明，叫他来杀死这6 名女场员。李亮明在于洪杰的逼视下，哆哆嗦嗦的打了几枪，把贺金花、贺银花和白洁打倒在地上。李东梅、刘敏华、赵丁枝连滚带爬地钻到了床底下，于洪杰从李亮明手里拿过枪蹲在地上把钻在床下的三名女场员开枪打死。而后二话不说把枪交给了李亮明，自己去了1号宿舍。于洪杰一走，李亮明携枪和王玉生也逃离了杀人现场。
尽管1号宿舍就王小凤一个人，隔壁的哀求声、哭叫声、枪声又全都传进了她的耳朵，可她还是不跑，而是躲在床上。王小凤见于洪杰进来，惊恐得浑身哆嗦成一堆了，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洪杰连门也没关，就忙着脱衣服。王小凤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为了保住性命，她用颤抖的手主动脱光了自己的衣服，顺从地躺在床上，任凭于洪杰强暴。
于洪杰强奸完王小凤以后，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他又把王小凤带回了大菜窖。韩立军和庄春艳还呆在那里。于洪杰和韩立军商量了几句，放走了惊魂未定的王小凤和忐忑不安的庄春艳。
于洪杰和韩立军此时已经完全清醒了，他们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两个人一言不发地来到1号宿舍，把汽油桶推倒，把桶里的汽油向四处泼洒。一切都准备好了，韩立军在抽烟时，引燃了汽油，燃烧的汽油又引爆了炸药。韩立军当即被炸得身首异处一命呜呼，站在门口的于洪杰被汽油烧成重伤。
吴秀丽等九名女场员被于洪杰等人放了以后，先是默默地走着，但是没走几步就一下子狂奔起来。她们在极端的恐惧刺激下，精神已经崩溃。
下午4 点多钟的时候，公安机关才从死里逃生的女场员嘴里知道红旗沟农场发生特大杀人案的消息。牙克石林业公安处和喜桂图旗公安局的大批警察以及武警先后赶到现场，然而一切于事无补。
身负重伤的于洪杰在现场被捕，4 点50分李亮明和王守礼在家中被捕，5 点20分包达山、张光祖在牙克石火车站被捕。
杨万春在火车上碰上了杜小峰和王玉生，就带着他俩逃到了河南省赞皇县的一个亲戚家。杨万春的亲戚对他和另外两人的到来虽然感到突然，但没有想得太多。在杨万春的要求下，又把他们领到麦田割麦子。
河南警方早已接到公安部的情况通报，并做了周密的安排布置。杨万春、杜小峰、王玉生刚进麦地不久，就被早有准备的当地警方包围。杨万春见势不妙，连忙从麦田爬出，捡了一顶草帽拍到头上，扛了一把锄头跟随当地的农民躲过了搜捕。杜小峰和王玉生在麦田中被捕。
天黑时分杨万春来到一个几十里外的小村庄的代销点，又饥又渴又怕又累的他买了几包饼干后又提出留宿的要求，引起了代销点的女主人的警觉，报告了当地的派出所。杨万春终于落网。
6·16凶杀案震惊全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在当地引起巨大的混乱。一时间，牙克石镇、喜桂图旗以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起特大的刑事案件被演绎成叛乱、暴动，把27人被害说成是几百人上千人地被杀，以致到牙克石办事的外地人下了火车站也不出站台，等下一趟车离开，有的干脆连车也不下。
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集体上书要求把所有罪犯全部处以死刑，但经过审判后只有于洪杰和杨万春被判处死刑（韩立军已死亡，其它罪犯都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
强奸（3）
在6·16案件中，8 名犯罪分子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作案时间里，残忍地杀死了27名无辜者，这27人中有75岁的老人，有两岁的婴儿，男性19人，女性8 人，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帮犯罪分子同时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司法界，震惊了高层领导。而从6·16案件到邓小平同志签发的7·17指示（当时严打斗争的领导机构都称为7·17指挥部）正好是一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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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麻袋人民币被骗
1960年3月18日。黄昏。一个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分头、肤色黄黑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坐落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
“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来人递上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请签字。”秘书室办事员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字，来人例行公事地说了声“好”，收起发文本，迈着从容的步履走出大门。秘书室的光线较暗，年轻的办事员也没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征看得更清晰一些。
办事员见信封上写着“急件”二字，往收文本上登记以后，连忙叫来另一名办事员，让他立即送到行长办公室。行长不在，行长秘书接过“急件”，见信封上标有“速送，限5点40分送到”一行醒目的文字，当即拆开，里面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一件公函，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望着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年轻的秘书虽然对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过疑虑，但这种顾虑瞬息即逝。她抬起手腕见手表的时针与分针已分别指向了6与12，心头不由一紧，啊，离限定的交款时间仅剩下1个小时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于是她急忙抄起电话：“喂，发行局吗？”在确认电话无误后，她通报了自己姓名，并且以不容置辩的口吻下达了命令：“半个小时以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什么，手续？你们先准备现钞吧，注意，要旧票，到时候计划研究局会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挂断电话，秘书又急忙敲开了值班领导——计研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她将信函和总理的批示递给了王副局长，王副局长认真看过以后，疑惑地问道：“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时间来不及了，你看，还剩了不到一小时！”
行长秘书有些着急，王副局长末及答话，桌上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他抓起听筒：
“喂，我是总行计研局，是……我们正在准备！7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电话挂断，王副局长没有放下听筒，他一边拨着号盘，一边对行长秘书说：“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催了，我马上通知发行局，让他们火速送款！”
挂上电话，这位局长再一次催促发行局快办。发行局当班科长撂下电话，带上科里的老吴，叫来小轿车直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志也不敢怠慢，按照总理批来公函的要求，到金库里提取现钞，捡旧票，包装好，分装两个麻袋。这时发行局当班的朱科长也奉命赶来催办，真是急如星火。三人把麻袋抬进小轿车，直奔民族饭店。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晚餐的和晚餐后外出的宾客在民族饭店一楼前厅进进出出，正是人稠的时候。朱科长三人抬着麻袋进了前厅转门，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立起一个人，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他走近服务台说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朱科长看了看眼前的赵全一，如释重负地问道：“我们没有误事吧？”
赵全一笑着摇摇头，一指墙上的挂钟：“很准时嘛！款子带齐了？”
朱科长点点头，用手一指，说“因为都要旧票，发行局的同志加班清点，你看，整整两麻袋呢？”
赵全一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朱科长看过信函，又让赵全一打个收条。
赵全一从兜里拿出笔记本，随手撕下一页，写了一张白条，送给中年人。
“是不是应该加盖个公章。”朱科长不大放心。毕竟这是一笔巨款，一旦出了问题，他无法交代。赵全一笑了：“这信函上不是已经有公章了吗？要不你们就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吧？”
朱科长拿了介绍信和收条，离开民族饭店。当他们迈出饭店大门时，不约而同长长出了一口气，“哦，可算完成任务了！”于是，他们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轿车。转瞬，轿车便融进了西长安街的车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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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1）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一个会上讲话。忽然，他的发言被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总理办公室通知，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现金……中央负责同志责成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迅速破案！
就在前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研局王副局长心情沉重地向公安部门报了案。他们本来以为，20万巨款送达以后，总理办公室会很快交代如何入账。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六天头上，仍然没有接到总理办公室的回复。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打电话询问。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声称根本不知此事，要求将“总理批示”和收条送去查对，才发现这是—起伪造总理批示的特大诈骗案。
１９６０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6亿人民在挨饿，就是在这样经济极端困难的非常时期，骗子竟用伪造的“总理批示”骗去了20万元人民币！
总理闻讯极为震怒，指示限期破案。
天罗地网迅速铺开。
几乎在同一天，北京市700万市民全部接受了上级有关的传达。工人、学生、农民、干部，满城争说“20万”。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