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闻讯极为震怒，指示限期破案。
天罗地网迅速铺开。
几乎在同一天，北京市700万市民全部接受了上级有关的传达。工人、学生、农民、干部，满城争说“20万”。老太太上油盐店打醋，找回钞票也要把它对着太阳光照照有没有什么可疑，小学生上学路上看见一个穿灰大衣的，秘密跟踪耽误了上学……穿灰大衣的人不敢再穿灰大衣了，穿藏青中山装的人也不敢再穿中山装了。哪位要是同通报的体貌特征相似，这回可倒了霉了，公安局审查不说，街坊邻居也会背后指指戳戳，见了面熟人当生人瞅。有几位更倒霉，被当成嫌疑人让公安局审查了一溜十三遭，最后排除嫌疑接受赔礼道歉。
一条条可疑的线索，从四面八方汇总到公安部门，经过甄别分析、查实，又一条条排除了。虽然“赵全一”还没有落网，但是却顺带破获了许多陈年旧案。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
案子还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侦查员们一个个忧心如焚！
茫茫人海，犯罪分子到底在哪儿呢？
技术部门通过对“赵全一”留下的罪证——伪造的总理批示、取款介绍信和20万现款的收款白条的鉴定确认：罪犯所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国务院旧信封，公文用纸是大机关用的15行横格纸，伪造的“总理办公室”的小方章是用蜡纸刻后沾红印油涂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上有涂改后写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信封上的“密”字与其他字迹不同，并写有“＃3146”字样。通过仪器检验，表明信封上的“总理办公室”字样下面也有涂改的痕迹，并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毛笔字迹。罪犯开具的空白收条上签的是“赵金一”，而非“赵全一”，估计罪犯可能习惯于写“金”字。罪犯文化水平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
根据这些情况，侦查人员经过多方面的追查，了解到犯罪分子开“收据”的用纸是从一种黑皮笔记本上扯下来的。这种本子，原由前门外恒昌文具厂印制，但自1952年3月起就已经停止生产。经细致查对，犯罪分子用的信纸，市面上并没有出售过，而是机关内部自制的。为此，专案组人员来到国务院档案室。
在档案室里，几十个人在紧张地工作着。
刘文科长认真地查看着，因为在犯罪分子留下的“收条”上，使他很感兴趣的那个“￥”字，今天他想从这里查到它的出处。因此，他对每一份文件都不轻易放过，但翻阅了上千种文件，还没有找到这个“￥”字。
接着，他们又查到，对外贸易部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所用的格纸和犯罪分子所用的信纸，完全一样。刘文科长认真地翻阅了报告内容，扫兴的是里面并没有那个“￥”字。
但专案组人员还是来到外贸部。很快他们就查出了那个国务院的信封，曾是国务院给外贸部发文用的……
恰巧这时有个女电车售票员来到外贸部反映：今天上午她在电车上，发现一个可疑的人。这人年龄、相貌都同公布的犯罪分子特征相似，而且情绪很不正常，坐在车上不敢看人，一直长吁短叹。这人下车后，她看着他走进了外贸部……
“外贸部……”
“外贸部……”
外贸部的电话总机，突然忙碌起来，四面八方都在向这里要电话，而且一个比一个紧张。
在办公厅秘书科，专案人员很快查到了大量的15行横格纸，原来这是外贸部过去使用的公文纸之一。刘文科长随手拿过几份材料，连续找出了好几个“￥”字。原来，这是外贸部很多人所惯用的“人民币”三个字的代用符号。犯罪分子就隐藏在外贸部是肯定的了。
破案线索由千条万条最后缩小到对外贸易部这一个点上了。一张为数不多的名单摆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讨论中，嫌疑对象由十个很快变作五个、四个、三个、两个，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的名字——王倬。
和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一开口就肯定无疑地把王倬和“赵全一”连在一起了。
“我怀疑他好几天了！”
“为什么呢？”专案人员问道。
“第一条，发案那天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经查发现他和他母亲并没有去过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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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2）
第二条，前几天我和王倬争吵了一次。当时办公室里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大骗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我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并要拉我去找领导。他发这样大的脾气，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
第三条，最近王倬经常不去食堂吃午饭。有一次他将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放在暖气片上烤。我问他你烤的是什么？王倬忽然一愣，脸都白了，半天才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考虑。他把烤的什么，误听为考虑什么了，精神十分紧张……”
王倬的另一位女同事，谈了另外一些情况。她说，在业务上，王倬是很熟练的。他的数学很好，脑子反应也快，搞统计数字，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但前几天，在填一张很简单的表格时，却忽然出错了。
当时，王倬把蘸水钢笔扔在桌上，用拳头猛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怎么搞的，这么个简单数字还写错了……该死，真是该死”
“什么数字啊大惊小怪的”
她来到王倬的办公桌前，侧身一看，原来是把千位数写成了万位数，便向王倬打趣地说：“我当是多大的出入呢只不过是多画了一个‘0’……”
“多一个‘0’，千就变成了万，还算小事儿吗”
“‘万’怕啥你也不是没算过，1万、2万……10万、20万的……”
“怎么？你敢血口喷人！”
王倬瞪眼质问，女同事不知怎么回事，连忙解释说：“我没讲你什么呀”
“什么没骗过10万、20万……这是谁说的”
女同事哈哈大笑，知道他把“算”误听为“骗”了，便向他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说你也不是没算过？”为使王倬听清楚，她把“算”字拉得很长。
“实在对不起，一到春天就上火，我耳朵有毛病了……”
很快王倬的笔迹被交给了技术鉴定科。不到两个小时就得出了鉴定结论：王倬的笔迹与诈骗人的笔迹完全相符。从笔迹特征看，文字书写都很熟练，结构、笔划搭配、运笔方向、连笔方法，甚至一些微小细节都与伪造信件上的笔迹相同。从语言特征上看，词汇丰富、文字简练、标点准确，日期书写位置相同，编号方法相同。结论是：伪造信件上的笔迹与送来鉴定的样本系一人所为。
这时，为“赵全一”画像的几位同志也匆匆赶来，他们拿出几经修改的犯罪分子的模拟画像，平平展展铺在桌上，与王倬的照片一比较，简直像同一张底片洗出来似的。
在公安部的小会议室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不时从会议室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
邢局长和金处长带着信纸和笔迹鉴定，向杨奇清等汇报了信纸查对经过和笔迹鉴定结论。几位副部长审阅了信纸和笔迹鉴定后，一致认定：诈骗20万元巨款的案犯就是这个人——王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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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网（1）
王倬，又名王连升，笔名金维，男，36岁，辽宁省辽阳县人。案发时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1941年参加三青团，1943年加入青帮，1948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当了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开小差逃回北京。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据调查，王倬曾给他的哥儿们伪造过证明信，给这个哥儿们化名为“赵全一”。后来这个哥儿们跑北京来找他，他上派出所给这个哥儿们报了临时户口，使用的也是“赵全一”。
为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暂且不抓王倬，搞明白王倬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
北京市局刑侦处的处长刘汉臣亲自带领十多个侦查员来到李广桥南街蹲点。他们与当地的片警郝继民取得联系，要求他找个可靠的地方做临时指挥部。
郝继民领着侦查员到了附近的卫戍区招待所。他过去与招待所负责人老张就比较熟悉，郝继民把想找个临时落脚地方的意思说了。老张立即叫人把一个大会议室腾出来，抬来桌椅、床铺，并安装了两部电话机。热情的老张还专门派了两个服务员给侦查员们倒茶送烟。一个侦查员把电话安装、调试好，因此，临时指挥部具备了工作条件。
这时已近黄昏，刘处长说：“小郝，这个地方不错，不过还得请你帮助选几个能直接监视王倬家的地点，你看怎么样？”
郝继民带了三个侦查员去选择监视点。刚到李广桥街，就看见李大爷疑惑地注视着街道上的人，看见郝继民，忙拉住他：“郝同志，你看这天还没黑，又不是礼拜天，咱这地方也不是公园，怎么一对儿一对儿搞对象的人在这转悠啊？我看不正常。”郝继民知道那是化妆的侦查员，就对李大爷说：“不碍事，您放心回家歇着去吧！”
郝继民带着侦查员到了李广桥东街粮店。这个粮店的门口正对着李广桥南街，王倬上下班必须从这里经过，于是侦查员选择粮店为监视点。后来又找了两家住户作为监视点。通过三个监视点，王倬家院内一切情况尽收眼底。侦查员不时向指挥部报告疑犯的消息：
301报告：一号对象今天早6点起床，一直在家活动。
302报告：今天早7时零5分，从院中出来一男一女，骑自行车向东去了。经查车号，其中男的是一号对象。
303报告：一号对象和他妻子到鼓楼大街委托行出卖血压表和大衣，没卖成，又到东华门委托行也没卖成，随后又回到鼓楼委托行以47元的价钱卖出。
304报告：一号对象把47元存到住地一个储蓄所，19时20分回到了住地。
天亮以后，侦查员发现王倬在西屋烧东西，后来又端着烧的东西前往胡同口的垃圾站。
一直监视着王倬的刘汉臣处长说：“搞来它！”立即有侦查员装扮成捡破烂的出去了。一会儿，提着一些煤灰、纸灰等垃圾回来。刘处长命令马上送去做技术鉴定。经过鉴定科长刘云启的检测，王倬倒掉的垃圾里有残存的人民币，大量灰烬是人民币燃烧后留下的。
晚饭后，王倬从他母亲的屋里出来，回到自己的屋子。后来，他又开锁进入那间没人住、门窗都挂着帘子的小屋，开了灯。
不一会儿又从小屋里出来，上了锁，又去了西屋厨房。
夜深了，院里被监视的王倬似乎预感到自己成了瓮中之鳖，如坐针毡。此时，临时指挥部的电话响了，刘处长听完后放下电话，对赶来的市局闵局长说：“王倬的爱人睡在单位办公室里。她入睡后突然起床开灯，接了一个电话，没说上几句话就生气地挂断了。”
“王倬这边有什么动静？”闵局长立即问。刘汉臣回答说，王倬屋里的灯关了，院里的灯也熄了，没发现异常。
刘处长用眼神询问闵局长，闵局长也注视着他。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