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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听见两个妇女在探讨公蚊子和母蚊子是怎样那个的，在这之前她们先说了狗，又说了鸡，说得咯咯笑，之后又说到麻雀和蚯蚓，说到蚊子的时候她们争论起来，一个说是尾对尾××的，另一个则坚持说是公蚊子压在母蚊子的背上，她们的声音忽高忽低。忽然一阵爆笑，消停下来才发现我们在旁边，她们就停下来，问我听见她们说什么没有，我说没听见。玉昭说，你们看看，人家知青多正经，听见了也装作没听见。我当时觉得，装作没听见比听见下流话更不道德，我追上玉昭，一再表明，我是真的没听见，我只听见了前面的话，后面的没听清。
一个纯洁的人，正经而寡淡，生涩，有时不知好歹，懵懂，生怕道德上有污点，梦想着成为先进知青，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被推荐，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或者工农兵中专生，或者工厂里的宣传队员。这样纯洁简单的人会有什么有趣的事呢？
我在知青点吃过中午饭，高红燕她们下地去了，我喂鸡。我拿着一只大木勺，到柴房抓了两把米糠，然后回灶间，锅底剩下的锅巴用水泡一泡，捞到木勺里，跟米糠拌在一起。
我还没学会叫唤鸡来吃饭，三婆唤鸡是这样唤的：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第一个咕是升调，后面的咕是降调。她叫起来很好听，大鸡小鸡飞快地奔过来，张开翅膀，欢天喜地，就像孩子见着了亲娘。
革命时代的爱情（2）
我学不像，我跟鸡没有这么亲和的感情，叫唤起来就有点害羞，多次叫不出口，叫出口也声音太小，不像。
我不叫唤鸡，但鸡的眼睛很尖，在门口的坡地上找虫子吃，一看见我端着大木勺，就伸着颈飞奔过来。它们跟着我到柴房抓糠，又跟着我到灶间拌锅巴，伸长脖子咯咯叫，又啄我的裤腿。然后一路再跟回柴房门口，我把木勺往地上一放，这才平息了它们的来回乱窜。
于是我看鸡们吃食。四只母鸡，一只黑，三只黄。黑鸡的冠子红得像块红布，我知道它快要下蛋了。我应该抓一把谷子，单独喂给它。三婆说，母鸡下蛋就像女人生孩子，生完了要补一补。
我回屋抓谷子。这时听见门外有自行车响，我迎到门口一看，韩北方正把车停在门口的空地上。
他一抬头就看到了我。
他的自行车在正午的阳光下，四周十分静，一个人都没有。小孩、牛、狗，也都没有。小刁也不知去了哪里。韩北方神奇地从天而降，让我又惊又喜。
我说：这自行车，太阳晒。他说：不要紧。
我想动手把车扛到柴房，车锁着，有点重。他赶紧到我身后接过车把，他呼出的气直扑我的后脖子。第一次靠得这么近。我有点害怕。天真高，太阳真亮。两个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到灶间洗手，我的手满是米糠。我洗得很慢，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
我问他吃过饭没，他说没关系。我又紧张又懵懂，脑袋一片空白，竟然不明白他说没关系就是没吃。我傻头傻脑地又问了一遍，他便说还没吃。
我一下又慌乱起来，我说怎么办呢？他微笑着说：没关系。他说的是普通话，他的嗓音很好听，语调更好听。但我不会说普通话，一个南流小镇上长大的女孩，只会朗读普通话，却不能用来说口语。我把脸憋通红，我说：怎么办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奇怪，不像是自己发出来的，这使我更加紧张，同时也更加木呆。整个人是乱的，我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不像人，像一只被尿射中的蚂蚊。韩北方安慰我，他说没关系，他一点都不饿。他按了一下我的肩膀，让我坐下。
我刚一坐下，立即又跳起来，我说：对了，有面条！我从米缸里翻出半扎挂面，举到鼻子跟前给他看。但我立即发现这挂面格外黑，比平时看上去要黑许多，简直就像那些发了霉的细篾条。
他又说没关系。他跟我到灶间，很有兴趣地看我用稻草烧锅，有他站在旁边，我觉得灶台上的油垢、地上的鸡屎、水缸里的灰尘全都分外刺眼。
什么菜都没有。他说没关系。他大口吃。我看他吃。四周很安静，只有那只红冠子黑母鸡在咕咕唱着。吃完饭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愣了一会儿我说带他到六感学校看看，走一走。他说好。
走在路上我不知说什么。路过红薯地我就说：这片红薯地是我们水冲队的，那片是水尾队。走到割了稻子的田里，我又说刚刚割完禾，这地还没犁，我也犁过地呢，不难。面前有一条引水沟，尺把宽，一抬脚就跨过去了。沟里的水很清，正在灌水，流得很快。
他停下，回过头，问：这怎么形容？
我反应不过来，人愣着。
他指指水沟。
我愣了一会儿，硬着头皮说：更有潺潺流水。
他说：好。接着他朗声诵道：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我接上：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他接：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我再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二人合：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写到这里我觉得这两个人实在傻得过分，很不真实，就像当时舞台上流行的对口词，也是一人一句，然后合起来，为了增强气氛，则一人拿镲，一人拿锣，再一人拿鼓，说完一句就敲一下，或敲三下。比如：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咚！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咚！咚！咚！对口词这种形式，实在还不如三句半。据我猜测，对口词是从口头宣传喊口号演化来的，战前动员、行军、劳动，等等，跟集体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有关；而三句半，显然来自民间，有一种民间的幽默，比较有趣。
革命时代的爱情（3）
当时我和韩北方站在刚收割过的稻田上，一人一句，用的是普通话，很像是演对口词，这样不自然的事情不像是真的，极像是拙劣的编造。但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这是真的！我十七岁那年，扎着羊角辫，站在稻田里，像傻瓜一样大喊：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喊过对口词之后，我感到全身十分松快，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心里一时很是亢奋，看到天高地阔，远处的群山清晰地起伏，我觉得秋天太好了，田野太好了，韩北方太好了。
我就看了一眼韩北方。
韩北方也看了我一眼。我的眼睛闪着光，他的眼睛也闪着，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变成了我们共同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正在我们之间流动。水沟里的水、水两边的青草、脚下的禾茬、田里掉的谷穗，以及远处的鸡和狗，天地，和空气，如果有小刁跟在后面，那也包括小刁。总之有一种东西，也许应该叫做气场什么的，它从我们眼睛和身体散发出来，一一落在我们眼睛所及的事物上，随后又返回我们的皮肤，再从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进入我们身体的深处。
这使我们有一点神思恍惚。
我们不再说话，不快不慢地走着。对口词消失了。干稻草的气味在空气中飘荡，我深深地把这种气味吸进我的五脏六腑。干稻草干爽的力气在我的身体里托举着我的每一寸肌肉和骨头，我走在田野上，身体轻盈，神思飘忽。一抬眼，小学就到了。
我忽然又开始说话。我说：这是榕树。韩北方说：榕树桂林也有的。我说：这是初一的教室，初二的教室，高一的教室，高二的教室，下面两排全是小学的教室。又告诉他，六感学校本来是小学，现在教育革命，从小学到高中，统统都有。
我一路走一路絮叨：这是初中教师的办公室，这是我的办公桌，原来是孙二姑娘的，孙大姑娘和孙二姑娘是一对姐妹，在我们大队很有名的，孙二被推荐到北京工学院去了。
我说：这是钟（一块铁片）。
我说：这是我的房间。
我开门，房间里有一股霉味，亮瓦照下来的光正射在的白铁皮桶里桶壁闪着光。
我坐床沿，韩北方坐在小矮凳上。矮凳紧靠着我的“书桌”，上面的书计有：《鲁迅在厦门》、《理想之歌》、《上海中小学生毛笔字作品选》、《沸腾的群山》、《野草》、《朝花夕拾》、《剑河浪》、《哲学名词解释》。
学校里一个人都没有。我的腿快碰到他的膝盖了。他的手指细长匀称，可以当外科医生。我说：星期天，没有开水。他说：没关系。
我的枕头鼓鼓囊囊的，下面放着我的一本厚厚的日记本，里面全是流水账。他说：我回去给你寄一点书来。我说：要寄多一点。他说：我把我写的东西寄来给你看看。我说：好。
亮瓦投下的阳光从铁桶移到了墙上，我跳起来说：赶快走吧！该收工了。我慌慌张张关了门，和韩北方赶着走回生产队。我一路走一路担心社员收工回来看到他。我将怎么向队里的妇女们介绍他呢，朋友？同学？亲戚？说同学没人会信的，他比我大八岁，完全是成年人了，朋友也奇怪，他说的是普通话呢，是来自大地方的人，我怎么会认得这样的朋友。亲戚，什么亲戚？不会是表哥吧，这就更有嫌疑，我好像事先看到玉昭她们鬼头鬼脑的坏笑，一路上闷着，没有说话。
为什么没有发生点什么事呢？
四周无人，稻草垛温暖软和，一个人的嘴唇碰到另一个人的嘴唇，我的后背落到稻草上，干稻草的气味从韩北方的身上散发出来。我从没有看到过他裸露身体，在梦里或幻想中，他永远穿着一件稻草一样颜色的衣服，而我则裸露着，我从身体凸起的部位感觉到裸露，那儿有一点凉，毛孔紧闭着挤在一起，形成一些细小的疙瘩。我的肚子、脖子、腿的外侧，我的肩膀、脚丫、手背，我一一感到它们凉沁沁的。这时我发现这已经不是一个白天，明亮的蓝天变成深蓝，星星挂在头顶，温暖的阳光变成稻草干爽的气味，藏在纤维的深处。而月亮正饱满地照耀着我的全身，我的皮肤闪着一层水的光泽。
革命时代的爱情（4）
这样的夜晚不知在哪里？
玉昭她们一眼就认定韩北方是我的伙计，伙计这个词在六感是这样理解的：结了婚，伙计就是丈夫或妻子，没结婚，伙计则是恋爱对象。除此再无别的解释。那天我和韩北方从学校回到知青点，正好碰到生产队收工，她们看到我和韩北方在田垌里走，立即喜不自禁，一个个眉开眼笑，好像天上掉了馅饼，砸着的不是我，而是她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刚走到知青点门前的空地，喜坤喜凤喜月她们一干人就跟着走过来了，她们装着路过，她们笑嘻嘻地看看我，又看看韩北方，也不说话，也不走。
我让韩北方赶紧走，他微笑着，说好，然后跨腿骑上自行车。他在车鞍上还没坐稳，这边喜坤喜月都耐不住，一连声的审问。她们同时问：这是哪个呀？长得够高的。还说普通话呢。我说是朋友。她们更加挤眉弄眼，并且学我用南流街的话，亮了嗓音说：是伙计吧！我说真的不是，她们说肯定是，不是伙计能这么远来看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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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北方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