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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孙中山的革命怎么理解，不好说，但洪门对革命和主义其实毫无理解，也没法理解。用他们起义，等于雇人，钱在人聚，钱散人散。
异哉！晚清！ 第14节：萍浏醴：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1）
萍浏醴：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
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
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如果按规模，要算是辛亥前革命党所有起义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前后差不多有三万人之众。但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也是历次起义中最难有成效的，没有消灭什么清军不说，连一个小县城都没有拿下。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革命党的历次起义，策动会党参与占了多半，但每次起义，组织领导者都是革命党，革命党出钱，出枪械，拉会党进来，略似雇人造反。但萍浏醴起义不同，组织者领导者都是会党，革命党人充其量做个参谋。
其实在这场起义之前，1904年黄兴为首的湖南革命党人，也策动过一场比较典型的革命党起义，跟孙中山历次起义的路数相似，也是先筹钱买枪发饷，后动员会党。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硬是被革命党人忽悠住了，明白了自己的帮会，原是要反清复明的。为此，黄兴的华兴会中稍有家资者，包括黄兴、刘揆一、杨守仁、龙璋、柳大任、彭渊恂等均破家相助，也真筹了不少钱，买了几百支枪械，还委任马福益做了少将。但是，会党一掺和进来，就有麻烦，即使是起义造反砍头的事儿，让会党中人保守秘密，也是件困难的事，三杯酒下肚，别人一激，在大街上就把机密吐出来了。而革命党这边，大剌剌的革命家也是有的，据湖南革命老人邹永成的回忆，当时在江西的革命党机关，就是因为后来参加过武昌起义的曹亚伯，每天拿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及《猛回头》到街头散发，结果也被清政府破获。总之，这场耗干了黄兴他们心力和财产的起义，未及发动，就被剿灭了，白搭进了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的性命，党人也死的死，逃的逃。
萍浏醴起义，虽说在后来的国民党叙事里，也是革命党人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奉命策动的。但黄兴远在东京，其实鞭长莫及，孙中山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起义过程中，刘道一等人也没有跟远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最关键的是，这场如此规模的起义，既没有外来资金资助，也没有洋枪洋炮的采购。起义的当家人，都是会党老大。起义前期，龚春台和魏宗铨组织洪江会，说是起义准备其实有些牵强，倒更像是会党的整合。萍浏醴一带，由于萍乡煤矿的大规模开采，逸出土地的流民增加，是会党的天然土壤，但是，此地的会党，却流派纷纭，各不相能。把众多小流派整合成一个大帮会，自是会党干家的野心。只是，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会党的野心沾濡了革命党的野心，整合固然更加方便，但危险性也增大了。
异哉！晚清！ 第15节：萍浏醴：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2）
原本，包括蔡绍南和刘道一等革命党人在内的洪江会头目们，对于起义是抱着慎重态度的，基本上主张缓行。但是，某些受到革命野心激励的会党干将，对造反赌命，有时往往会特别热心，如脱缰之野马，躁动异常。所谓的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或者说纪律，对他们来说，都是天方夜谭。敢赌命，敢盲动，也敢拖着别人一起冒险。稍后徐锡麟和秋瑾们发动的起义，也是受累于会党的盲动，不得不提前仓促发动。此番萍浏醴起义也是如此，只是人家徐锡麟他们是真的要起义，而洪江会是不是真的要起义，还是个疑问。
不管怎样，洪江会另一个头目廖叔保在麻石聚众数千人发动之后，整个洪江会不动也得动了。龚春台这边打出了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的旗号，自称都督，发布的檄文用黄帝纪元，内容跟绝大多数辛亥革命期间的革命檄文类似，一边强调反满，一边则提出要保护外国人，跟义和团划清界限。最有意思的是，檄文宣称，他们要建立的共和民国，所享有的幸福，即使现在欧美国家的人民，也未曾完全享受。当然，这种小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幻觉，行走于湘赣的游民和萍乡煤矿挖煤的矿工，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所以，要论动员，还是继承马福益做龙头大爷的姜守旦更实在些，他打出的旗号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宣告汉人中只要有人可以推翻清朝，就可以被拥戴做万世一系的中华大皇帝。
不过，无论做皇帝的指望，还是享受民主的好处，对于一群没有训练，也没有新式武器，甚至没钱可拿的帮会分子而言，真的起义造反了，都是不顶饿的画饼。拿着原始武器甚至手无寸铁的起义者，一碰上荷枪实弹的清军，枪声一响，就大半溃散。哥老会首领姜守旦率领的万余义军攻打浏阳县城，城里的清军不足两营，可居然敢于出城迎战，结果一战就把义军打散。在国民党的历史叙事中，只有个别的英勇战士，一手舞钢刀，一手执锅盖，奋勇杀敌。显然，即使这样的勇者，手里的锅盖，无论是木制的还是铁的，挡弓箭也许还凑合，碰上后膛快枪，无论如何不济事。
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起义，落到具体战事中，竟然是些儿戏式的战斗。这样的起义造反，漫说新组建的陆军，整顿过的巡防营，就是湘淮军也一样能给平了。指望成千上万拿锅盖做盾牌，钢刀做武器，间或有几支抬枪，甚至是徒手的游民和矿工去碰后膛快枪和大炮，彻头彻尾是一场会党首领的盲动。这样的盲动，比起革命党其他有钱有枪的起义，要更加荒唐。原来置身事外的革命党人，猛然听说萍浏醴策动出这样规模的起义，急性子的匆匆忙忙赶来参加，结果不少人什么都没干就掉了进去，非死即囚。起义不仅折损了几百无辜的会党群众，而且赔上了不少莫名兴奋的革命党。
后来国民党的史学家，一直称萍浏醴的起义者为党军，其实，这群起义之众，如果是党军的话，也是会党的党，不是革命党的党。查当时的清朝官方档案，湘赣两省的地方官，包括负有间接责任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端方，都一直称这场起义为“会匪”作乱，只是在后来拿获革命人之后，提一下拿了几个“孙党”，一直就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党的起义。真扫兴，老冤家竟然一点不给革命党的面子，全然抹杀了他们的功绩。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第16节：农民：不许革命（1）
第五幕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好些积极革命的人，其实原本不想革命，
想革命的阿Q，偏又不许他革命。
农民：不许革命
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赵老爷和秀才们开始不明就里，不知革命底细，因此对阿Q低声下气。后来假洋鬼子回来，他们发现革命并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神气活现起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的就有农民想要革命…虽然他们跟阿Q一样，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不唯乡绅地主们不许，当地革命后的军政府也不许。
1911年11月间，即传统的收租季节，江苏无锡、常熟一带，发生了若干次的抗租骚动，最大的一次，是一个名叫“千人会”的农民组织搞起来的。跟阿Q一样，这些农民听说了革命，但并不太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阿Q要参加，参加干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打破天，能想到的无非劫富济贫，自己捞点油水。但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往好处想，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府，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带抗租这事能闹得比较大，跟这种想法不无关系。但是，千人会不是阿Q，他们有组织，可以闹出点大动静。
那时候各地的独立，在县这一级，无非是几个乡绅加几个教员或者学生，再运动一下当地驻防的防营，然后赶跑了原来的知县，就当家做主了。按说，农民也可以如法炮制。可是，想闹事的农民，却相当糊涂。他们拉起人马，舞枪弄棒，但真正的意图却是要抗租。说是抗租吧，他们还搞组织，成立了“仁义农局”，首领是无锡的孙二、孙三，还叫都督。除了都督外，他们还有一个读书人樊文涛做军师。有了都督、军师，还有人马，按革命的道理，他们也可以算是革命，自立为王了。可是，无锡、常熟两地的革命政府，都不同意。他们自己可以自立为政，但农民不行，为什么不行？没道理可讲，不行就是不行，跟假洋鬼子可以挂上“银桃子”革命，而阿Q就不行一个道理。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第17节：农民：不许革命（2）
其实，千人会这种组织，原本在革命前就在农村广泛存在，就是一种农民之间的互助团体，一种互相借钱、周济粮米的民间组织。就是一种古已有之“会”与“社”，千人会的规模只是大了点而已。但是，出于革命的缘故，千人会的野心也大了一点，介入农民跟田主之间减租的谈判，要价太高，谈判谈崩了，常熟地方王庄千人会跟当地的大族的义庄发生了冲突，其首领周天宝被常熟县政府派人抓了起来，结果事情就闹大了。无锡、常熟两地的千人会成员成千上万地涌进了王庄，打烂了义庄，抓了田主的亲戚做人质。然后在王庄城隍庙里设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会”、“仁义农局”的旗帜，四下贴满了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联名的告示，俨然是成立一个农民的政府。只是这个农民政府，没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个免租，并没想杀上县城，弄把交椅坐坐。既曰免租，当然谈好了，少交点也不是不可以。虽然农民闹事用了武力，手里无非是锄头、鱼叉，并非来真格的暴动，而且一个人也没杀。
但是，上千的农民，拿了家伙，占了一个大村庄，还扯旗搞了一个都督府，即使没有动武杀人，也犯了大忌。于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当然，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作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虏。原来已经抓进监狱的千人会首领周天宝被枪毙，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出逃，不知所踪。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地走进了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唯一的好处是，当地的租额，在事件过后，还真的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类似的农民革命，在南通丝渔港也发生过。当地的农民，在南通光复之后，也宣称光复，组织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等官衔，拉起一支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装备起来的队伍。可是这个农民式的光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