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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武善斗作为秦人的本性和维持血缘的根本，在和西戎征战了几百年之后，才从血迹斑斑中看到了征服四野的希望，那就是生产技术，继承周的冶金技术，秦人才从部族转变为国人，军队装备较以前有了质的飞跃，西戎人的第一次心悦诚服地低下自己那颗倔强的头颅。北出东进，秦国军队成为西戎人的噩梦。
当然，秦国也没有放弃对陇南一带蜀人的攻击，蜀人也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沿白龙江流域南迁。
战争，尤其是远古时代的战争是部族分化和融合的催化剂和粘合剂，战争不但带来了区域间的文化、生产技术交流，也给文化和生产技术带来了灾难性的毁灭。但是问题最后还得落脚于是毁灭大于促进，我想这个问题人类文明的进程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答案。我可以这样说：人类文明的进程如果失去战争，那人类文明就会停滞不前，到现在我们还有可能是在过着“穿兽皮吃兽肉，饮毛茹血”的原始生活。当然，战争对人类文明毁灭性的打击也不能低估，否则就没有两河流域文明的消失。所以，战争只是一种选择更优秀文明的工具，“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在战争中更为适用。 。。
羌笛东进（2）
本来在我的写作计划中是没有羌笛东进剩余的部分，在昨天和朋友喝酒的时候谈论起关于秦人转变为秦国后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关于秦国后继战争，朋友们有不同看法。一部分人坚持秦国在占据三大地后发动的战争是正义，因为有了这种动力，秦国才会强大；另一部分人认为，秦国后继的战争是秦国人好战的情绪的发泄，消耗了秦国的实力，尤其是与魏国结仇，让秦国孤立起来，得不偿失。朋友们喝酒的量都是公斤级的，拿烧酒当白开水喝，在这样情况下，酒醒之后谁也记不得自己到底说了啥话，但是这对我而言，无疑或多或少给一点提示。
史称“春秋”，得名于鲁史《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03年。 春秋初期，大小诸侯国见诸经传的有一百七十余个，最大的是给周公的封地——晋，下来就是荆楚之地的楚和占据周王室故地的秦国，在这三个国家中文化最发达的应该算晋国，而发展速度最快的要数占据山东半岛的齐国，而诸侯王国会盟、征伐事迹可以追寻的不外乎就是齐、晋、楚、秦、鲁、宋、卫、燕、陈、曹、蔡、郑、吴、越等十数国。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各个诸侯王国在周平王这个形式上的共主的眼皮底下大肆动作，解盟、征战，你方唱罢我上台，我们私下里先干一仗，等仗打完了事情闹大了，大家会到周王室那里去争取一个对话的机会，但是不到一百年以后，谁也不在乎周王室的存在，开始依附新的霸主为自己作主，先后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继位，以管仲为相，整顿国政，废除井田制度，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于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然后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它国家，抗击夷狄，终于在周僖王三年（前679年）成为霸主。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以优势兵力迫使楚国服从他，订立了召陵之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自此，齐桓公建立了会盟霸主的制度。齐桓公死后，五公子夺位，齐国内乱不止。据说，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互相战争，箭矢射到了齐桓公的尸体上，都没有人顾及。南方的楚国兴起，消灭了其北方的几个小国之后将矛头指向中原。宋襄公以抵抗楚国进攻为名试图再次大会诸侯以成为霸主，但宋国实力威望不足。宋襄公十五年（前638年），宋楚两军交战于泓水。楚军渡河时宋大司马子鱼建议宋襄公“半渡击之”，宋襄公称趁敌渡河时攻击是为不仁不义拒绝建议；楚军渡河后子鱼建议趁楚军列阵混乱之时攻击，宋襄公再次以不仁不义为由拒绝。楚军列阵完毕后发起攻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中箭，次年因伤重而死。楚国称雄一时，楚庄王成为春秋第二位霸主。北方的晋国，和周王室同宗。公元前633年，楚军包围宋国都城商丘，次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成为霸主。晋文公死后，秦穆公谋求向东方发展，被晋所阻，崤一战，秦全军覆没，转而向西，吞并了一些戎狄部族，称霸西戎。楚国在城濮之战后，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国力更为强大，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祭天地的鼎的大小轻重，意在灭周自立，此即“问鼎”一词的来源。公元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邲（今河南武陟东南），大获全胜，不久又进兵围宋，晋人不敢去救，于是中原各小国纷纷归向于楚，楚人称霸中原。后来晋楚两国再度爆发两次大规模战役（公元前576年的鄢陵之战和公元前557年的湛阪之战），虽皆以晋国获胜收场，但楚国在中原地区仍与晋国保持势均力敌的态势。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于是由宋发起，公元前579年和公元前546年，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此后战争大大减少。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人。公元前506年，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吴军攻进楚都郢，伍子胥为父兄报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公元前496年吴军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起兵打败了越，越王勾践求和，贿赂吴臣伯嚭并送给吴王珍宝和美女西施，自己亲自为夫差牵马，吴王拒绝了伍子胥联齐灭越的建议，接受越国求和，转兵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公元前473年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最后一个霸主。在晋文公回晋即位的时候，有不少随从随他回国，结果这些人渐渐在晋国成为贵族，而晋国的国政亦落入智、赵、韩、魏、范、中山这些贵族的手上。公元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下智、赵、韩、魏四家，智氏出兵攻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战事持续两年，后赵氏游说魏韩两家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并把持晋国国政。公元前438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即为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另一种分法就是以《战国策》记述为分界点，以公元前476年为分界点，我采用《资治通鉴》的分法）。据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战争，其实是没有正义非正义之分，在电影《墨攻》中那些老百姓就是说这句话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奔走，希望寻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对于老百姓而言，战争最后的结局就是从一个统治集团的血腥统治下转别为另一个统治集团。最近在网络上点击率很高的是小布什关于对伊拉克战争的说明，其实，这场战争的发起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想打伊拉克，美国想控制长期以来在前苏联保护下的伊拉克，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是谎话，有没有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益和权力。秦国的战争也是这样，作为统治集团的其中之一，而且大家的地位都相差无几，发动战争的主动权不在于你，也不在于劳动者，这是利益权衡和欲望的实线之路。尤其进入春秋时期，各个统治集团的欲望都像火一样燃烧着，周王室这个名义上的共主在没有任何地位的情况下存在着，谁先站出来谁就最先取得发言权，就能获得和周王室一样的权益，当然这时候大家看到的不是东周王室，大家看中的主要是商、西周时的统治地位，甚至更远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为统治集团服务的文人们首先想到尧、舜、禹这些先古时代的“德高望重”共主。
这个时候我们的圣人——孔子出场了。 。 想看书来
羌笛东进（3）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在这里赘述孔子，真正的原因是他对后世的影响超越了他活着的时候，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还生活在他的阴影下。当然，这不是孔子一个人能够做到了，还有很多人前赴后继来不断完善孔子的理论。
孔子的祖先本来是宋国贵族，属于商殷的后人，知道她的父亲做了鲁国的大夫，他们一家才算是在鲁国安家。孔子本人也曾在鲁国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官。在社会不断变迁中，他看到鲁国的政权逐渐下移，堂堂国君已无实际的权力，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孟孙、叔孙、季孙等士大夫的手中。城市，在当时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建的，建立一个城市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城市国家，这种形式我们在希腊雅典的社会构成中已经见到了。而现在的鲁国士大夫们都建有自己的城市，那不等于他们都有各自的国家。于是我们的孔夫子就暗中教唆自己的高足子路设计毁坏了叔孙、季孙的城市，只留下孟孙的城市没办法毁坏。凭借这点功绩我们孔老夫子还做了一段时间鲁国的宰相职务。可是后来他就失意官场，再也无法做官，只有周游列国收徒讲学，宣扬西周的文物般制度。孔子在执政期间是很能杀人的，而且是只要不符合自己口味，杀死自己的政敌（其实也不算啥政敌，只是执政的理念不同而已）从来没有理由，并且对改革坚决法对，例如杀少正卯。说起来孔子杀少正卯很可笑，公元前497年，在孔老夫子摄行鲁国宰相第七天，他便对少正卯痛下杀手，罪行就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也就是说少正卯也是开馆讲学了，和孔夫子后来的职业一样。在春秋时期，开馆讲学应该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孔夫子的眼里却揉不得沙子，就这样孔子就站在礼的角度，将少正卯验明正身就地正法。我们从少正卯的罪行来看，少正卯也就是对已经非常腐朽的礼治进行了评判。无论怎样说，在春秋战国时期，鲁国最终没有走出孔夫子礼治的阴影，始终是孔夫子的试验田，也许是这个原因，后来的人总喜欢将史书——《左传》认为是孔夫子的著作。
其实，在共主——周王室没落后，所有的诸侯王国都在积极寻找一个理论在建立新秩序，早在公元前513年，晋国就看到礼治无法维持新秩序，由范宣子出来创制法律，确立贵族与奴隶之间的秩序，并将这些规定的条文铸在铁制的鼎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大致有四类人：奴隶主贵族（旧贵族）、土地拥有者地主（新贵族）、靠租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