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贰Ｆ涫担膊还馐撬桓鋈巳绱恕２皇锹穑泻退贝娜耍皇嵌即印�30－4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引文如未注明出处，均见本书，以下同）中走过来的吗？不是都经历过50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那种狂飙式的革命浪漫主义吗？不是都需要从理想主义转到经验主义吗？所不同的是，作者较早地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因而，早在20年以前就提出现在需要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问题，而是紧迫的现实问题。它正在困惑着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革命的激情，而是“冷冰冰的解剖刀”；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经验主义地解决现实问题。作者在这里斩钉截铁地向我们表示将：“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作者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这种经历应当是和作者同时代的人所共有——本文作者）“深深体会，斯巴达体系（即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籍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作者还进一步极其尖锐和深刻地认为“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和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这样，作者又把我们拉回到了现实世界中来。不过，正如作者在这里极为惋惜地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
我们都是被革命的理想主义鼓舞着参加到改变现实世界的革命运动中来的，我们经历了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切，现实生活又向我们提出了许多过去从未想到过的问题。显然，从革命导师那里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可能，是用严肃的科学态度，不带任何偏见，严峻地重新审视和剖析人类迄今为止、尤其是现代的全部历史经验（当然包括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合乎历史逻辑的对未来的规划。这就是作者所以如此坚决地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的根据，我认为。
诗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散文的时代。
陈敏之
1992年8月18日
顾准《顾准文集》目录页
附二：顾准传记
一
顾准（我的五哥）于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不治病逝，至今已经14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丧失亲人的感情上的冲击已经过去，现在更多的是理智的思索。然而，由他的亲人来为他写传略，仍不免蒙上一点感情色彩，虽然这篇容量不大的传略并不企求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的评价。
顾准，1915年7月1日（农历5月19日）生于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兄弟姐妹共10人，在兄弟辈中行五。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姓。原籍苏州，民国初年在父亲一辈举家移居上海。父亲晚年业中医。以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学制为二年）毕业后，由留云小学母校教师殷亚华推荐，经王志莘介绍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
1927至1937年的10年间，正是我国民族工商业有相当发展的时期。潘序伦从美国学成归来，移植到国内的新式簿记——现代会计学，是完全不同于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的一种新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他借助科学原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按其不同类型的具体特点，设计各种不同的会计制度，进行系统的记录、计算、分析、检查，它较之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要精确、及时、科学得多，因此受到开始运用现代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新兴工商业者的普遍欢迎。适应这种社会需要，潘序伦的会计事业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扩展到立信会计补习夜校，以后又创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会计编译所、立信会计用品社等。当时众多中小工商企业中从业的中小职员、练习生、学徒，迫切要求增进业务知识，改善社会地位，因此，这种业余补习、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不仅受到他们的普遍欢迎，也得到多数业主的支持，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和会计事业在这一期间有极大的发展。
1927年，顾准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时，不过12岁。以后经过勤奋自学，逐渐学会和掌握了会计学这门学科。然而毕竟年事过小，稚气未脱，因而曾经闹过这样的笑话：当他第一次登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讲课时，（当时只16岁），竟被学生轰下了台。又过一年之后，第二次才算站住了脚。
从1927年到1940年离开上海，顾准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前后工作了14年。他从刻蜡纸、印讲义、改课卷，到在夜校讲课、担任夜校部主任、撰写会计学著作、在之江和沪江等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时期，是他职业向上时期。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此时不过19岁。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这些著作出版问世时，有的用了顾准自己的名字，有的署了别人的名字。值得在这里提到的是，顾准与潘序伦的关系。1934年顾准参加革命活动以后，曾几次被迫流亡。潘序伦对顾准是一个危险的赤色分子并非没有觉察，但他对顾准几次进出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仍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并且还同意他可以采用在家撰写会计著作这种更为自由、也更适合于从事秘密活动的职业方式，甚至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向潘序伦提出警告以后，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潘序伦对顾准爱其才，也敢于用其才，在他心目中还曾把顾准视为自己会计事业的继承者（潘序伦直到晚年还这么说），不问他政治面貌如何，采取了一种开明、宽容的态度，而顾准和他的家庭也因此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条件，这在30年代的旧社会，确实难能。
二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四省沦亡；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失败，国民党坚持奉行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普遍的民族觉醒的推动下，顾准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了革命运动。经过1933年下半年的积极活动和酝酿，1934年初，以顾准为核心，成立了一个自发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进社。参加进社的最初的成员是团结在顾准周围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和立信会计补习夜校同学中的先进分子。第一批成员有顾准、李建摸、李少甫、陈怀德、夏舜凯（以上均已故世）、李燮泉、沈蔚平、童志培以及不久以后参加的汪璧（方采秀，后与顾准结婚）、王纪华（王文清）（以上两人也已去世）。进社成立不久，即与党的外围组织远东反帝同盟建立了联系。在远东反帝同盟的指导下，进社起草了自己的“纲领”，建立了干事会，出版了内部油印刊物《前卫》，声援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美亚绸厂的罢工斗争，并决定全体成员积极参加当时由李公朴、柳辰夫主办的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的活动。1934年8月，远东反帝同盟负责人刘丹被捕，进社与远东反帝同盟失去联系。通过读书会甲班干事孙化新（即孙焕新、孙静，武术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队）机关刊物《武装自卫》编辑，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员，燕京大学社会专修科毕业），顾准很快找到了武卫会党团书记林里夫，进社又与武卫会建立了联系。林里夫当时决定：一、利用读书会结业式的机会，由顾准在会上公开宣读武卫会抗日救国纲领，以扩大影响，争取合法地位（结业式到会学员约200人，会上对武卫会纲领一致表示拥护，并当场推举约有10人组成的筹备组织；筹备组也曾进行过这次活动，但在当时形势下终未能公开）；二、进社解散，除个别成员按其自愿参加其他革命组织外，其余均转入武卫会。
顾准转入武卫会后，先在武卫会沪东区委工作，后调任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分会主席。1935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顾准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
30年代中期以前，党在上海的基层组织一般都是按地域组织的。党在职员阶层中进行艰苦的系统的工作，并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到企业中去，实肇始于江苏省委职委（职员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委成立于1937年11月）。抗战前夕，1936年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组织部党小组在职员中只有党员数人，经过整理（把分散在其他方面的职员党员集中起来）、发展，到1939年7月，党员已发展到150人左右，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有：银行工作委员会，下面有银联（银钱界联谊会）党团、《银钱界》编辑部、各企业支部；洋行工作委员会，下面有华联（洋行华员联谊会）党团、华联会刊编辑部、亚细亚支部、其他各企业支部；百货公司委员会，下面有永安、先施等百货公司企业支部；益友社支部；保（险业）联支部；绸布业支部；海关支部；电台支部；职妇支部等。直属职委的还有职协（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党团和《职业生活》编辑部。
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迹从苏南、苏北解放区直至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华东。这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苏北监阜区行政公署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1943年3月去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日本投降，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上海解放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刚解放的上海。
进入上海以后，面临的不仅是繁重的接管工作，还有支援全国解放（尔后是抗美援朝）和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远为艰巨得多的严重任务。这期间，他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等职。1953年调至北京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