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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没有保留那个剧本的底稿，又因为经过的年代久远，我已经不能全部背诵下来，但有些唱段还牢牢地记着，虽然很难保证一字不差，却敢说###不离十。把稿子交上去以后，我正在伙房外边跟同志们蹲着喝高粱米粥，就见王书记乐呵呵地从他住的房间里走了过来。他冲着大伙儿喊道，嗨，梁浩然把节目编出来了，编得还蛮不错哪！
这个剧本是一男一女两个演员，男角色好挑选，女角色不好确定。我们这帮青年干部里边只有两名女性，一个五音不全，根本不能上台；另一个倒挺合适，长相不难看，嗓子也蛮好，可惜偏偏脸薄害羞，不愿意在演戏的时候跟别人配对儿充当夫妻两口子。她提出改剧本，把《小两口唱国庆》改成《兄妹唱国庆》，不改她就不演。我没有听完她的意见就坚决反对。王书记支持我，可上哪找女主角呢。正为难的时候，他忽然眼光一亮，对我说，你扮演那个小媳妇的角儿，打扮打扮，准比小媳妇还要俊俏。
没等我回答，他从挂在墙壁钉子上的背兜上解下一条花格子的毛巾，转过身来递给我说，给你，盖住和尚脑袋，像老娘儿们那样在脑勺后边一系，我再看看行不行。旁边坐着的几个伙伴对这件事出乎意外的解决办法，既没谁表示赞同，也没有谁表示反对，甚至没有人说句逗趣儿的笑话。他们闭口不言，不是默许，也不是无动于衷，而是一种怀疑。好几个人都偷偷地看我，眼神里画着问号。
这种怀疑无疑是对我严重的不信任，是对我最瞧不起的一种表现。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我，比站出来当面反对，比漠不关心，更加刺激我的自尊心，更能触发我的虚荣心。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答应了王书记的安排。
等到舞台上奏起剧本上写的那个过门，我便一手拿着鞋底子，一手拿着复写的剧本稿子，轻松自如地在戏台上扭起来。台下一片喝彩叫好声给我鼓了劲儿，助了威，等到该唱的时候，我也不像我的搭档小张那样唱一句看一眼手里的稿子，而是差不多能够连唱几句才看一眼下边的词儿。尤其出乎意料的是，我越扭越觉得手脚灵活自如，越唱越感到嗓子顺畅好使。台下的观众越鼓巴掌叫好，我扭唱得越起劲儿。
就这样，我过了五天非常快乐的日子。赶上两个集日，又登台演出两场，晚上四周村子的群众###，又在小学校的教室里演过三次。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露脸，显示出小小的才华，也使我益发相信，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成为一个有志气、有出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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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天》：我的三十而立（1）
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在昌乐生活了八个月后，我们被提前叫回北京。我所在的《俄文友好报》停刊了。恰巧，《红旗》正在改版，增加了文艺副刊。我便要求调到那里。
第一项任务是找名家约稿。我当时认识的人不多，只有一些熟悉的：茅盾、丁西林、周而复、叶圣陶等。茅盾是我在《俄文友好报》时认识的，当时和其他人一起去采访他。茅盾的作品我喜欢，比如《春蚕》是写农村的，我觉得写得好。我对他本人印象也不错，但他的事总是很多，所以没有机会深谈。他应我的约写了一篇中苏关系方面的稿子，手稿我现在还留着。
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喜鹊登枝》出版后，叶圣陶看了觉得好，就写了篇评论。巴人告诉我，老作家不容易被打动的，他主动写文章夸你是感动了。后来叶圣陶挨整，批他“人性论”什么的，被清除出文艺界，我去看过他。他的家在东四十条，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正好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珍珠》集，我想送给他。有意思的是，“文革”后我又去看他，他只字不提自己的经历，还是跟我谈创作。
为了约稿，我还去了北京作协在北戴河的疗养所，认识了不少人，包括贺敬之。后来他在“文革”中挨整，我骑车带着李学鳌去看他，怕他想不开。他住在煤渣胡同。我们深夜才从他家出来。他们这些老革命，成就高，我很尊重他们。他们对我也不错，知道是后起来的。虽然当时和他们有工作关系，但我很少想到从他们那里学习写作经验，当时年轻气盛，觉得自己有实力，进入文坛不需要任何人拉一把。而且我的写作路子和大多数人也不同。后来想法有些改变，想去求教了，这批人又都被打倒了。
很快，我奔了三十岁，还没写出长篇的东西，心里着急。在我看来，短篇是小东西，要想立住，必须有大部头的。当时看过一些苏联的长篇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女作家的《拖拉机站站长与女农艺师》、《收获》等，加上中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我觉得自己能把握长篇了。而且昌乐的所见所闻总在我脑中萦绕，我像有一肚子故事要写出来，于是我把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主玉调到《红旗》替我，自己请创作假准备动笔写长篇。由于生活紧张，多数作家都放下笔杆，不写东西了。可我按捺不住，每天都写，写到很晚，饿极了就吃几块高价点心。那时是十块钱一斤，为了写东西，再贵也得豁着花钱买。
我的上司邓力群是支持我的。但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中方正在写《###中苏关系》。我是文艺组的，这是重要文章，我要当校对。所以邓力群不得不做些姿态，批评我。
但我还是很快如愿到了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那是风景区，大殿都改成了住所。和我一起的有刘知侠，其他尽是些老作家，大多写过很多东西。我又开始打退堂鼓，心想如果利用这样的机会能写出多少短篇呀，那才是我的目的。为什么要写长篇呢，从来没写过，万一写不好呢……
王主玉听到我的想法，就鼓励我，按计划去写。
于是我又鼓起勇气，写着写着就顺手了。故事、人物早就在心里，只要一调，就跑到纸上来了。
因为没写过长篇，从别人的话语里，我听出不信任。我觉得这些人对我不了解，心里憋着一股劲儿，闷头往下写。其实我不是一个人，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们一下子都来到了我身边。写萧长春时，老朋友萧永顺仿佛就坐在我对面，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听到他，感受到他的呼吸。
想到山东昌乐东村的田守业一家，我忽发奇想，创造了一个歇后语“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田守业的爹中年丧妻，他也遭到同样命运，膝下又有两个儿子，大小整四条光棍。用在萧家，这句话正合适，在书里我写到萧长春有一个儿子小石头，加上他爹 ，三条光棍苦熬日子。
在东村晒场、护秋的场景，我也都写了进去。有了那些亲身经历，我觉得自己写得相当活。
《艳阳天》：我的三十而立（2）
写了改，改了写，我抄一遍稿子改一遍，一共三遍感到满意了，便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电话，叫他们来取稿子。谁知他们并不热情，只淡淡地说，你什么时候下山，顺路捎过来吧。
看来他们不太感兴趣，我把稿子交给他们等了很久却没有回音。正巧赶上《收获》复刊，叶以群到北京来组稿，听说我写了部长篇便拿去看，看后立即要求先发。这时上海让我去改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上海文艺出版社也要出我一个集子，我便去了上海。
忽然转念一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不是全国唯一一家出版社，为什么非让他们出不可呢？于是打电话说我要换出版社，让天津出。
这时《收获》上登出来了，大家都说好，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后悔了，想出。我不给他们。
想来真难为情，真是笑话，那时年轻，办事也冲。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派人到上海来找我要稿子，我很冷淡。回来时，又去机场接我，我仍然坚持不给他们。
结果回到《红旗》就挨了批评。邓力群批评我，还有一个姓吴的领导说话更重，说我变坏了，让我立即准备行装，下乡“四清”去。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也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搞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了起来。
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我哪里知道，邓力群的夫人叫罗丽韵，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部副主任。没有这层关系，邓力群是不会批评我的。
最终，稿子还是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我要求调到北京作协，他们早想要我。邓力群不同意，他说《红旗》养得起专业作家，让我安心写作，有什么困难都帮我解决。但我执意要走，他便同意了。
《艳阳天》出版后，反响很大。我心中非常得意，觉得自己三十而立了！
读者喜欢我，每天都收到好多来信。单纯谈文学的很少，都是从政治上谈。有些人说我还写马立本这种人的感情生活没必要。我自己不这么看。现在回头想想，自己坚持的都对了，如果把这些所谓不符合形势的部分都去掉，《艳阳天》肯定要大大逊色了。不过当时正闹“革命”嘛，读者怎么说都可以理解。还有人说我写的中间人物，比如“弯弯绕”什么的，写得生动。读者自有道理，但作者也有自己的偏爱。我当然最喜欢萧长春，他符合我的理想。
后来我从文联下去“四清”，同去的还有汪曾祺。他是那种很文人化的人，我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但面子上过得去。他提出将《艳阳天》改成现代京剧，我当然愿意，并自认为《艳阳天》的戏剧基础很好。可惜弄了一半，“文革”开始了，我们都去“闹革命”，这事就撂下了。
北京人艺还把《艳阳天》改编成了话剧。蓝天野把剧本写好，之后就彩排了。我看了彩排很好，但后来没有公演，我也没问过原因。
《金光大道》这条路（1）
从1966年到1970年底，这五年间，我跟全国所有的作家一样，是在斗批改、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度过的，完全放下了笔。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重新返回了北京。大兴县大白楼村已故队长王国福被树立为典型，我被选中给他写一部传记。虽然没有和他本人接触，但了解了王国福的故事后，我深受感动。我自幼是生活中的弱者，对那些肯于帮助别人，真心解救他人于困境中的人总感到非常亲切。于是奋笔疾书写了一篇《王国福的故事》。应当说写这篇东西，我是有创作冲动的，当然也想通过它改变当时的处境。这一点，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应当能理解。
据说是江青下的指示，要我写王国福，但也只是传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我当时也并不知道这个说法。后来写完了交上去，可能是姚文元审的，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