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江青下的指示，要我写王国福，但也只是传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我当时也并不知道这个说法。后来写完了交上去，可能是姚文元审的，认为可以通过，于是我又被传为中央重视的人物。
然而《人民日报》上又发表文章说不准写真人真事。市委书记吴德怕惹事，不让发表。我当然觉得非常可惜，但转念一想，没关系，自己不是一直想再写一部长篇吗，手里积累的这些新素材可以用进去。
于是在顺义箭杆河边南彩卫生院闷头开始写我的第二部长篇。之所以选在这儿是因为这里离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和萧永顺住的焦庄户都比较近。临去之前，市委书记吴德说，你把去向告诉我们，必须保证随时能找到你。
我一头扎进书里，每天吃饭在供销社，睡在卫生院，很少出去。当时《艳阳天》在农村家喻户晓，为了不受打扰，我还化了一个名字。有一天，有人跑来告诉我村头的大喇叭里在喊浩然的名字，看来人们早知道我是谁，但没有来打扰我。不情愿地，我接了电话，知道市委正在找我。
《艳阳天》是从合作社开始写起的。我一直想把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所以这一部要从合作组开始写起。已经有了《艳阳天》的基础，从写作手法上我觉得驾轻就熟了，而且写得更顺畅。《艳阳天》中我还在主线之外，穿插些小故事似的枝蔓，而且有点磕磕绊绊，总像不能完全驾驭似的。
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和《艳阳天》一样，当时读者就认为我写二林、彩凤这样的中间人写得好，但我不喜欢他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人世纠纷，对这种有点自私，但无害人之心的人是否比较理解了？但不，我还是不喜欢自私的人。我永远偏爱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做人就该像他们这样。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
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至于“文革”中把“高大泉”作为写作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去写，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我。这个路子是我出来的，最合我的脾气，对别人就不那么合适了。而且今天看来，这样做抹杀了生活和创作的多样性。
吕瑞芳的模特儿是昌乐东村队长田敬芳的老伴儿，她是一个既能干又贤惠的女人。丈夫在外主持村里工作，家里全由她撑着。对这样的农村妇女，我也由衷喜欢。
尽管我对《金光大道》寄予很大希望，但从人们的反映来看，更喜欢《艳阳天》。我多少有点失望，那时觉得《金光大道》比《艳阳天》要成熟多了。但现在想来，读者是有道理的，当时受观念和水平的限制，过于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点我是二十年后才认识到的。但历史就是历史，已经这样了，我不会去改动它。有人问我如果现在再写，会不会不一样？当然会。但这种假设没什么意思。
我开始懂事时，正是农村开始实行互助组的时候，它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但进入60年代，互助组发展成合作社之后搞得太左了。从合作社一定要发展成人民公社，一定要搞成大跃进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其实对于单干，我心里一直是矛盾的。无疑单干有利于发挥个人积极性，但对那些缺乏劳动力、家里有病人、又没有生产工具和牲口的农户来说，互助组、合作社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在这一两年关于我的争议中，有人指责我在八十年代的作品中依然留恋互助组。对此，我不想辩驳。
《金光大道》这条路（2）
在我写《金光大道》时，我内心的矛盾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来。事实上，我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互助组一边。今天有人问我，当时社会生活也是有许多阴暗面的，为什么你在作品中没有一点反映？那你的作品能算真实的吗？
这要看如何理解“真实”二字了。对我来说，积极的、光明的一面永远是生活的主流。我的作品当然要写这些。至于单干，当时的确只有那些被认为落后的人才希望；和我要好的、谈得来的都反对单干，这是现实。
其实写《金光大道》时，互助组已过去十多年了。60年代，我在城里住的时间长了，对农村了解少了。而70年代初，农村已走得太快了，太左了，我已经接受不了了。所以我只能返回头来写50年代。
人们喜欢《艳阳天》也许还因为它的手法更像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更生活化、个性化。但在《金光大道》中我没有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现在想来有点可惜。
还有，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我非常突出血统论。今天我当然不这么看了。时间会使人改变很多，我也不例外。
《艳阳天》的稿费是千字十元，我全部交了党费。虽然那时家境不富裕，一家人只有我挣工资，但从没想过要留下给自己或家人买点什么，毫不犹豫就交了。现在可能有人不理解，但当时就是这样，无须任何人动员。《金光大道》出版时，稿费已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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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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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脚步是复杂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涵却有着各种滋味，非是几页稿纸所能说清道明的。写完《艳阳天》，“文革”开始了。
后来“三家村”被揪出来，我不明底细，在县城给写作者作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成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管桦说我：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我准备检查。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我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侯文正，只身一人闯进市文联串联、造反。他说市文联是一潭死水，在文联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这时，被保护在医院里的老舍从医院打来电话，要求出院参加群众运动。我劝他先养病，但他执意要来。
8月23日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报告材料，忽听院子里一片喧哗。打字员小丁慌忙跑来告诉我，说是那个姓侯的给一个中学打了电话，勾来了一汽车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来了！我赶紧跑出房门，只见一辆卡车停在门前，一车身穿绿军装的女学生，正一个接一个地从车上往下跳。侯文正和文联内的少数造反派串通一气，要挟文联的全体人员到院子里集合。接着，就按照已经列好的名单，点一个，揪一个，揪一个就斗一个，一会儿工夫，竟揪出了一片。不少人挨了皮带抽打，所有被揪的人都戴上了写着“黑帮”、“反动权威”等字样的木牌子。我一眼瞧见了老舍正站在院子里，立刻意识到，老舍是统战对象，应当由军宣队出面予以保护。于是，连忙向后院军宣队的办公室跑去。路上，草明拦住了我。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用两只冰凉的手攥住我的手腕，哀求道，浩然，我害怕死了，救救我吧！我说，你赶快藏起来吧！听了这话，她嗖地一下子跑了。
找到军宣队说明了情况，我请求他们向红卫兵解释清楚，以保证老舍的人身安全。军代表躺着不动，说，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红卫兵小将要揪谁，我们也没有办法！我急得跺脚，只好给市“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请求他们给说句话，但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前院时，老舍已被揪出，挂上了牌子，正被抽打着推上汽车，说是要与别的“黑帮”一起拉到孔庙去烧戏装。
我怕造成严重后果，便当机立断，派“文革”办公室的干部周述曾也跟上车随老舍同去。并嘱咐周述曾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赶快打电话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周述曾打来电话，说老舍受了伤。我立即找到司机班，派汽车把老舍和周述曾接回来。谁知，接老舍的汽车刚刚开进文联大门口，又被一伙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发现了。他们看到老舍被红卫兵打伤后，头上缠着水袖，立刻一拥而上，将老舍围住，又进行批斗。这时，一个著名作家突然跳了出来，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揭发老舍。她说老舍是反动权威，崇洋媚外，不要人民币要美金，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帝国主义……在她的鼓动下，一些愤怒的红卫兵对老舍的打骂更加凶狠。老舍不甘受辱，一气之下，突然摘下脖子上挂的木牌子，朝身旁的红卫兵砸去。老舍的举动，立即激怒了红卫兵。霎时，更多的红卫兵冲了上去，拳脚相加。此刻，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大喊一声，老舍是殴打红卫兵的“凶手”，应该押送派出所法办。这一喊，红卫兵们停止了拳脚，几个人上去将老舍送到了西单派出所。
当时死人很多，派出所没工夫管老舍，打电话让我们赶快去接人。我们先把串联的红卫兵劝走了，把被揪斗的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人集中到后院，然后赶去派出所。我对老舍说，先回家，一来让家人处理一下伤口，二来好好反省一下，明天到文联来报到。老舍当时没有说话，我说什么，他点头听着。我又给舒家打电话，让他们来接人。当时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2）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那天他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了电话。胡薭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当时人都麻木了。老舍之死是市文联在“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一次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我说，骆宾基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管桦他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北京电子管厂有一位郭某，1958年就曾撰文批判过《青春之歌》，从而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后来茅盾先生写文章，作了结论，这场争论才告结束。这次“文化大革命”后，北大学生侯文正进驻市文联，大字报、小报上大登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这些文章批判杨沫的小说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我就出面说明她的历史、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和刘少奇更没有任何牵连。他们要揪斗杨沫，被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给拦阻了。我觉得杨沫、管桦、草明都是革命作家，不会反党。于是跑去找《红旗》的王主玉，问他上面是否有风说要批杨沫。王主玉说没有。我就放心了，回来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