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不管我在上海还是在北京，我每天都在工作状态中，不断地想内容，找新闻，拍东西。那时候娱乐界没有现在这么多活动，所以没新闻时我就跑到音乐厅去拍演出。
“那时候虽然没有没有炒作的概念，但也是要宣传的。亚尼开新闻发布会；神秘园开发布会，我都去了，也会提问。慢慢别人就认识我了，但是我自己没感觉。”
“当时也叫娱记吗？”
“当时没有这种称呼。”
“这种称呼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98年以后。后来有人采访我，让我谈谈对娱记的看法。我说我不是娱记，我觉得记者就是记者，娱乐只是工作的一个范围。作为记者本身是一样的，都有职业性、道德性。不过现在的娱乐记者职业性增强了，道德性降低了。”
“你那时候怎样坚持自己的职业准则？”
“真实反映事物的本身。我记得96年底有一个四川的女记者到北京采访，跟我认识以后聊得挺好的。她住在招待所跟我打电话，我们曾经聊了一个晚上。我是一个喜欢聊天的人。
“她在四川也是一个著名记者，也当过主持人，被称为铁嘴，而且心高气傲。在聊的过程中，她特别希望跟我交锋，但被我化解了。因为我根本就不接招，漫不经心就化解了。最后她说你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高手。
“她毕竟是一个外地的，潜意识里觉得不能丢外来人的脸。而且她也是有才华的人，想表露一下，所以她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根本不考虑语气的东西，只是回答问题。她的情绪和挑衅我都充耳不闻。”
“你采访名人嘉宾的时候，怎么和嘉宾交锋？”
“提问啊，我提问会寻找角度，不会咄咄逼人，跟嘉宾千万不要咄咄逼人。”
“但真话是逼问出来的。”
“逼问是方式而不是语言的犀利。”
“真正的犀利在哪儿？”
“藏在后面，这是一种采访技巧。采访不是逼问，因为对方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让嘉宾去掉防备，袒露自己。”
“但是你没有时间准备。”
“首先他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他就不会认为我是去伤害他。同时我跟他面对面沟通以后，他会认可我的亲和，感觉到我的真诚，这个时候他是松弛的。而且我不会去伤害他，我觉得要尊重嘉宾。”
“你要隐私吗？”
“不要，我从来不说隐私。我会让他谈一些对生活的看法，台前幕后的事情，不会让他说隐私。我觉得隐私就是隐私，不用昭然天下。
“我记得那个女记者回到老家以后，给我打电话，他们头儿让她挖一些明星的幕后花絮，说如果没有就编造一些。我当时就特别反感，我说‘首先我不知道他们的隐私；第二，就算知道我也不会说；第三，媒体是一个宣传的平台，具有导向性。你们总编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或者让他改变办报的方向；或者这种地方不能久待。’没多久她就辞职了。这就是我当年的态度，十年前我就是这个态度，十年后我依然是这个态度。”
“你觉得Channel［V］当时坚持的导向是什么？”
。。
美术博物馆和欧洲赛马会（6）
“我没有考虑代表谁？我代表我个人。但是我个人做节目，肯定有我的影子在里边。所以流行音乐节目里边会有古典音乐的新闻，会有谭盾现代音乐的新闻，这就是我的影子。我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节目，我传达这个乐坛的信息。我是传达信息而不是挖掘内幕。”
“有选择性的？”
“对。肯定不会什么样的都上。”
“当时什么样的新闻比较多？”
“当时的娱乐事件相对还比较少，所以我拍的新闻都是歌手发片。当时拍过比较火爆的签售，有陈琳、罗中旭等，在西单音像大世界。”
“从来没有人为地去制造过媒体事件？”
“其实有过一次，但是是良性的。我1995年底刚到Channel［V］的时候，采访了零点乐队，他们正要发新专辑。应该说零点乐队接受的电视媒体我是第一家，还没发片呢。我记得是在东三环的龙博广场，访问了他们。回来我就说，这个乐队会火。
“96年初我跟乐手大毛说，你们出片了做一个签售，我来拍新闻。这是惟一的一次我安排的。
“后来他们去了复兴商业城，在地下，签售磁带。电视上播着《别误会》的VIDEO；但没什么人，大家还不认识他们。我们拍照、拍新闻。从那个时候起，我看着零点乐队一年推出一张唱片。96年12月31日在JJ迪厅零点时分发了零点乐队第二张专辑，我去了。97年底在阳光俱乐部发了第三张唱片，也是凌晨零点，我也去了。我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后来他们到内蒙古演出我跟去了，回来写了一个散记《内蒙之行》。中国最有名的音响师，一个是金少刚，一个是宋多多。宋多多说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文章。
“我最初采访孙悦的时候，刚到北京。孙悦的制作人居鹏介绍我说‘你要认识这样一个人，金少刚，他是中国录音界的大腕，所有大牌的录音都是他录的。’那是1995年夏天，在正大的录音棚，我认识了金少刚。后来我经常跟着演出拍摄新闻，又认识了宋多多。金少刚以棚里录音为主，宋多多是演出现场调音为主，他们是中国最牛的两个音响师。”
二十一 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挨打
“我记得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借了一个呼机。妻子丹的好朋友嫁了一个北京部队的军官，是部队的军官借给我用的。虽然后来还给他了，但有人呼我时，他会打电话告诉我谁找我。
“有一次晚上，一个搞音乐的朋友于江莹，晚上10点多打电话跟我说，好久没见，一起去酒吧坐坐。那是1996年的11月。她和男朋友开车到了楼下的时候，就给我打传呼，说已经到楼下了。部队那边看到传呼后来就跟丹说，半夜三更一个女人让我下楼。后来我费了好多口舌去解释，但娱乐圈之外的人很难理解。
“我后来发现要做任何事情一开始就要到位，就像买呼机一样。如果一开始就给自己买呼机就不会出现造成这种误会的事情了。”
“那时晚上不睡觉？”
“那个时候越睡越晚，早上7点是整个睡眠最重要的时间，11、12点才是起床时间，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就这样。后来这个习惯在离开Channel［V］后改掉了。”
“怎么改的？”
“刚去凤凰的时候，我学车，早上6点就得起床。原来是12点起床，现在要6点起床，我还怕起不来呢，但两天就改过来了。
“第一天早起特别难受，但是感觉特别好。6点出门阳光灿烂，正是初夏的时候。赶地铁到老山那边，路上要走1个多小时。我觉得早上的空气、阳光太好了，两天以后就习惯了。后来我的作息时间是12点上床看书休息，早上8点多起床，在MTV以后一直如此。大家都不相信，娱乐界哪有那么有规律的人？但我一直就是这样。”
“娱乐圈必须这样颠倒吗？”
“也没有必须这样，大家上午没法干事，所以就睡觉呗。这个时间越拖越晚，后来我发现原来1点、2点睡觉，后来拖到5点睡觉了。
“我想不行，就往前挪。今天2点睡，过两天1点睡，慢慢就改过来了。我觉得本末倒置特别不好，看不见早上的太阳。但是那段时间下午特别有精神，出门工作也特别有精神，都是下午、晚上干活。
“1996年12月，我们拍的‘中国流行歌坛十年回顾’专题片正在做后期，我写配音稿。那段时间又是特别忙的时候，赶元旦、春节的节目。”
“Channel［V］的节目？”
“是。因为元旦、春节要放假，我就开始赶节目。12月份正好有哈尔滨电视台的朋友过来拍东西，我就带他们一起拍，资源共享。那是12月的27日，JJ迪厅晚上有唱片公司歌手在那边演出，我就让哈尔滨的朋友在JJ等我，我回公司取带子。我们当时有车有司机，他们在车上等我，我上楼取带子，摄像师窦岩拿了东西先下楼了。
“那时天刚黑，有人在办公室里坐着说话，我不认识。我取了带子准备下楼，走到楼道里，有人叫我‘山奇’。办公室里的人听见了，一边喊‘你就是山奇？’一边冲出来就对我暴打一顿。我当时还护着带子，怕打坏了。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来机房的其他几个人拖住他，我就跑了下去。司机问‘怎么了？’我说‘被打了。’他们不相信，不可能啊，几分钟的时间。”
美术博物馆和欧洲赛马会（7）
“因为什么？”
“说来话长。1995年底的时候，我刚去工作。原农让摄影师小贾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我说留不留反正就这么做呗。所以我一直在那儿做，但是没有签什么东西。我一直没有说要固定下来，一直到我离开Channel［V］都没有。但是原农当时就说‘你就住公司吧，在机房搭一个床。’所以，元旦后就住公司了。
“但是住公司以后，因为同事都很欣赏我，回家说山奇如何如何出色。但是我不知道。秋小姐和老公原来就有矛盾，但回家经常说山奇如何好，引起误会了。
“我每天忙，忙了一年。中秋的时候我还向很多人发短信问候，包括秋小姐。秋小姐其实有一个情人是摄像。有一晚她没有回家，说在公司住了。她老公虽然没有见过我，但知道公司有我住，所以以为跟我有一腿。那天喝了点酒，在公司突然遇见我了，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就借酒发疯了。
“从小到大没有被打过，这是我最黑暗的一次。去医院看，软组织挫伤，在家休息。但‘十年回顾’的配音稿得赶出来。所以一边休息一边写稿。而且拍摄也不能停，得赶节目。
“哈尔滨的朋友没等到我，就打电话问我怎么了？我说被打了。他就说要帮我去教训对方，我说没必要。
“一个是看在同事的面上；另外，我觉得这样的男人挺窝囊的，连老婆的情人是谁都不清楚。然后我跟他打一个电话，我说你打错人了。他说不可能，他说‘我是学法律的，我怎么可能打错人？’我特别可怜他，也没有时间去计较，去起诉他什么的，没有做这件事情。
“因为工作特忙，歇了几天赶紧干活了，脸上还带着伤痕。我还不能跟别人说什么原因，就说摔的。那天演出在后台，毛宁问我‘怎么了？’我说‘摔了一下。’他说‘是吗？如果有问题你告诉我，我帮你出面解决。’李娜也问我，李娜跟我关系很好，我就说了这个事情。她说‘是真的啊？我帮你去出气，我就问他为什么打我男朋友？’李娜非常直爽。”
“为什么不追究呢？”
“没有时间。我觉得追究最后就赔点钱，尽管我也缺钱，但我觉得我的精力不够。人在事情多的情况下肯定做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那时候最重要的事是我要完成我的工作。
“几年以后有人告诉我，曾经传言我在JJ门口泡妞被打。但是我觉得没法去解释。这是我在《非常中国》时期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你不计较别人对你的伤害吗？”
“我不去计较。我计较我能得到什么呢？我计较了只能让我耿耿于怀、心胸狭隘。我自己不会得到任何方面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