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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心得
角度及论点体现的是作者的判断力，而论证体现的是作者的表达力。通俗地说，论证就是论述、证明自己的判断和观点。对新闻评论来说，论证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效率。要做到这两点，首先需要三大“法宝”：一、先进的理论。比如关于*法治的理论、市场经济的理论，等等。没有理论的支撑，论述不可能有力量。二、丰富的知识。理论总是抽象的，需要具体的数据、掌故等信息使之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三、多样的工具。前人已经总结出了很多论证的工具，当然应该掌握，比如辩证法、形式逻辑等。此外，还有两点需要注意：一、要紧紧围绕论点。与观点无关的话不说，与论点无关的资料不用，切忌卖弄式的“掉书袋”、漫无边际。二、分析尽可能全面。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古、今、中、外，高标准、中标准、低标准……如果各方面、各角度、各层次都能得到支持，当然是最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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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车夫读复旦博士”只能是特例？
只有高中学历，当时已经38岁，之前还是三轮车夫……这位叫蔡伟的人已经被列入了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并师从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裘教授称：“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由于国家规定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复旦研究生院负责人还专门去了一趟*，和相关部门作了沟通。（据2009年4月28日《解放日报》）
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名牌大学的博士头衔，再有想象力的人也很难把这二者联系起来，然而这即将成为现实。什么叫“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如果蔡伟日后也成为一代宗师，那么他的经历也将成为一段佳话，就像当年没考上大学却被蔡元培聘请为北大哲学系教师的梁漱溟，小学没毕业却被胡适请上中国公学讲台的沈从文一样。
面对蔡伟的传奇经历，人们在感叹之余，势必产生很多联想或思考，比如：社会上还有多少像蔡伟这样的专才、偏才、奇才？像蔡伟这么优秀的人才，为什么当年连大学都考不上？如果没有裘教授的慧眼识英和复旦大学的不拘一格，蔡伟会不会被埋没？为了避免这样的教育悲剧，我们是不是应该改革招生考试制度？……
我相信中国还有很多蔡伟式的人才。他们也许不像蔡伟这样“水平比教授还高”，却可能在某些领域具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但由于偏科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无法通过高考或其他统一考试。无论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看，还是着眼于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这种状况都是应该避免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看了蔡伟式的佳话，肯定有很多人产生“如法炮制”的想法。
实际上，这方面的改革早就开始了。比如很多高校被赋予了自主招生权，复旦大学甚至规定两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题由导师自己定，学生可以不参加统考。不过，这些自主权都规定了基本的门槛，比如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复旦为了招收蔡伟，不仅自己破了格，还让*破了格。除此之外，复旦的研究生院及数名专家教授也都参与到破格录取蔡伟的工作之中。很显然，蔡伟的读博之路是很难被复制的。
那么，能不能把格破得更彻底一些，比如实行无门槛自主招生，完全由教授说了算呢？就人才发现及教育规律而言，这当然是可以的，甚至是应该的。实际上，很多科教发达的国家以及中国的民国时期就曾经这样做过，而且相当成功。然而，如果中国现在实行这样的制度，我却大大地不赞成。为什么？因为权力缺乏监督——在这权钱交易、潜规则盛行、*现象无孔不入的情况下，如果高校的入场券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志及自由裁量，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巧的是，几乎就在复旦不拘一格录蔡伟的同时，*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公开宣称，今后的高考制度将包括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但这一改革新动向却遭到了舆论的普遍质疑，因为人们担心此举很可能极大地损害教育公平。
正如“一考定终身”虽然有很多弊病但却是“最不坏”的招生制度一样，研究生招生规定门槛的“拘格”式的录取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为了弥补这种制度的缺陷，在操作的过程中可以偶尔对蔡伟式的人才“特事特办”，但目前的教育体制之下绝不能把这种做法制度化并推而广之。
宁要有缺陷的硬规则，不要无制约的软权力。要想告别这样的无奈，首先必须改革我国的教育体制。等公办高校的“所有者缺位”、“教育行政化”等问题彻底解决、管理者及其教授的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高校真正以选才育才为第一追求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如何将“不拘一格”制度化吧。
写作心得
初学者常常会为“从何下笔”而苦恼。的确，如何“切入”确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问题——“万事开头难”，写作也是如此。一般来说，新闻评论的第一段都是新闻由头，那么接下来写什么？总的来说，入题应该遵循自然、诱人、效率的原则。所谓“自然”，就是符合一般的思维习惯，也符合下文论述的需要。所谓“诱人”，就是要能引人入胜，让读者有读下去的欲望。所谓“效率”，就是要尽快地切入正题，不能说得太多。
具体说来，有几种常用的入题方式：一、介绍新闻事件的背景，将论证建立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之上；二、从作者对新闻事件的感受说起，由感性过渡到理性；三、把新闻由头中最有震撼力、最具冲击力的事实或概念抽出来，并由此说开去；四、开门见山，直接进入论证。本文采取的显然是第三种方式，因为“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与“名牌大学的博士头衔”之间的反差确实非常大，这是新闻由头的关键要素，也是本文论题的出发点。当然，上述四种入题方式，都只是理论上的思路。在写作实践中，还需要作者灵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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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茶水发炎”与“职业道德”无关
杭州一家媒体的记者曾乔装成患者，将事先准备好的茶水送到杭州10家医院检测，结果有6家医院检测出茶水有炎症，从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茶水发炎”事件。2007年4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对媒体提出了批评，称此行为有悖记者职业道德。因为经过质控检验，医院的茶水检查过程没问题。专家解释说，医疗机构的检验是针对比较有特有指向的检验品来测试，有一些只通过设备本身进行的检测。如果是设计为对尿液进行检验的仪器，而放进去的是茶水，这个仪器并没有首先鉴定是不是尿液的程序，它就会直接把样本作为尿液来化验。提供的监测样品里面，只要有一些物质和尿液中可能检出的物质有相似情况，仪器就会诊断出来，如白细胞、红细胞、胆红素这些物质都是由机器来自动识别的。（据2007年4月11日新华网）？
我相信，卫生部对“茶水发炎”的说法是负责任的，专家从专业角度进行的解释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发言人最后对媒体的批评却让人难以苟同。我认为，说策划茶水送检的媒体违背职业道德，未免言重了。
是否违背职业道德，有一个前提性的标准，那就是看是否“故意”。如果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道德要求或某种规定还要去做，比如搞有偿新闻、借新闻讹诈；或者事先已经知道可能的结果却还有意设置陷阱诱导对方从而置对方于不利之地，比如记者明知茶水很可能“发炎”却还拿它送检，那当然是有悖职业道德的。但如果不是“故意”的，那就与“道德”无关。
记者之所以用茶水冒充尿液，无非是因为二者看起来非常相像。那么，策划茶水送检的媒体是否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茶水也可能检测出“发炎”的结果呢？我相信不会。策划者肯定以为，茶水是不可能“有病”的；如果“有病”，则很可能是医生“有病”。“茶水发炎”报道后舆论一片哗然，也证明公众都是这么认为的。事件发生后，即使是卫生部门及其专家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事实上，他们也是在经过反复试验和分析后才搞清楚问题之所在的。
当然，不管怎么说，媒体拿“茶水发炎”大做作文章确实有过错。但这种过错完全是无心之过。茶水送检只是媒体践行舆论监督的一种方式。这不仅不违背职业道德，反而是社会责任心的体现。作为媒体，在监督的时候当然应该谨慎；如果犯了错误，也应该及时予以澄清和纠正。不过，监督失误确实在所难免。作为被监督方，也应该诚恳、理性地对待监督。新闻有误会的地方，可以解释；报道有失实的情况，可以澄清；媒体有不当的行为，也可以反批评。但不应该动辄进行指责，甚至扣上一顶大帽子。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日前在谈到舆论监督时表示：“不能要求媒体的每一句话都对。”我认为，这种对待舆论监督的态度才是辩证的、理性的。
写作心得
“茶水发炎”事件曾轰动一时。在医患关系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它的颠覆性是可想而知的。事发之初，当事的医院甚至整个医疗界都有些懵了，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辩护。但几天之后，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终于站了出来，并给出了一个理论上说得通的解释。这本来是正常的，但这位发言人最后对记者的行为进行了道德上的指责，颇有“反戈一击”的味道，而这一反击对舆论监督的打击也是比较大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为记者的行为作辩护。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记者的过错为“无心之过”，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记者不是故意陷害医院；二、记者那样做合乎常人的想象。为了证明记者之所以拿茶水充尿液送检是因为二者看起来非常相像，笔者作出了“记者不知道茶水会发炎”的推断。而为了证明这个推断，作者援引了两种人对“茶水发炎”事件的反应：一、公众一片哗然，说明绝大多数人都是那么想的；二、事发之初，卫生部门及其专家一时也“摸不着头脑”，这充分说明记者违反的绝不是常识。应该说，这两个方面的旁证是很有证明力的。因此，评论者一定要擅于利用各种细节，包括那些报道中没有甚至是抽象的信息。
此文被新浪和搜狐重点推荐后，引来了广泛的关注。搜狐的一位网友评论说：“分析得有理有据。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对于新闻舆论监督的一种习惯性诋毁和抵制。他们总是会说，你看，媒体就是这样，‘没事找事’。”凤凰卫视“一虎一夕谈”以“茶水发炎与职业道德”为题制作了一期节目，并邀请本文作者担任了领衔主嘉宾。
痛斥房产商：别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一次建筑论坛上，著名房产开发商潘石屹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周榕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