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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侯派人告诉嬴连，魏国要支持他归国夺回本应属于他的秦国君位，嬴连不傻，他在魏国近三十年，对魏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了若指掌。魏国善待自己将近三十年，就是要把自己留在刀刃上使用。而此时魏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险恶，正是要利用自己的时候。然而，秦魏两国乃是死敌。自己从魏国回国，必定得不到秦人的欢迎，同时也必定会因为魏国的扶持，受到魏国的制约，对秦国不利。嬴连不愿意做出不利于秦国的事情，又不能拒绝魏国。因为拒绝魏国，等于是与魏国撕破脸，必死无疑。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嬴连最终决定还是回国夺权，不过他拒绝了魏国的帮助，而是只身回国，夺取大权。
嬴连让身边机智善辩之人进入秦国，联系与秦出子母亲不和的大臣，在民间散布嬴连要回国实行新政的消息，用金银珠宝交接豪杰义士，暗中争取秦军的将领。秦国人对当年嬴连君位被叔叔秦简公夺走的遭遇都很同情。秦简公在位期间，秦国朝政*，国力羸弱，丢掉了河西地，秦人对简公都很有怨言。简公的儿子惠公在位期间，秦国没有什么作为，只能自保。惠公死后，两岁的儿子出子即位，秦国更是进入到了出子母亲执政的混乱局面。秦人对秦国的这种危险状况都很担忧，希望秦国能够出现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带领大家走出困境，重现当年秦穆公时的强盛。秦国许多大臣不满出子母亲重用本家亲属的做法，愿意配合嬴连推翻出子母亲的统治。秦国的自耕农和地主在听说嬴连要回国实行新政后，都盼着嬴连的早日归来。
在筹划了近一年后，嬴连终于踏上了归国之路。秦出子二年（公元前385年），秦庶长菌改迎立嬴连于河西。秦出子母亲知道后，命令军队去消灭嬴连一伙。这支军队的将领早已被嬴连收买，反而成了嬴连的军队。沿途闻讯而来迎接嬴连的秦国百姓很多，嬴连在这些人的簇拥下进入了秦国的都城雍，杀死了秦出子和他的母亲，夺回了君位。是为秦献公。
第十一章 孝公即位
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献公废除了秦国自秦武公以来实行了三百多年的以人殉葬制度，受到了秦国民众的赞扬。秦献公废除这项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避免青壮年劳动力被白白地杀死。这项举措为秦国存活了大量的劳动力，对秦国的农业和工商业生产非常有利。
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献公将都城从位于秦国西部的雍（今陕西凤翔）迁到了秦国东部、地近河西地的栎阳（今陕西临潼北）。献公迁都一方面是向国人表明他要夺回西河之地重振秦国国威的决心，另一方面是要摆脱奴隶主聚集的旧都雍的束缚。
秦献公对对地主和自耕农兑现了自己的行政纲领，继续推行初租禾，得到了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秦国在公元前408年开始实行初租禾。所谓初租禾就是按照土地占有者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征收农作物实物税。这项制度的实施，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
地主经济需要雇佣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原来奴隶主贵族家的奴隶和与当权奴隶主贵族为敌的人，有很多都依附到这些地主的身边，因为地主的剥削比奴隶主要轻得多，而且人身上也不受伤害，有行动的自由，甚至是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奴隶主在追寻逃跑的奴隶和罪犯时，常常会追到地主这里，而地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包庇他私藏的奴隶和罪犯。由于奴隶的大量逃跑和留下来的奴隶工作积极性不高，奴隶主的田地大量荒芜。时间一久，地主就以开垦荒地为由，对这些土地进行开垦占有，与奴隶主就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产生法律纠纷。出于对劳动力和土地的争夺，地主与奴隶主的矛盾越来越大。但由于奴隶主贵族担任国家职务，因而地主在与奴隶主的争斗中常处于下风。
秦献公在夺取政权后，从地主中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担任国家大臣，允许地主和自耕农从军，使他们靠立功获得爵位。这就给了地主和自耕农从政的出路，使他们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地主和自耕农此时已是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是献公夺取政权后富国强兵的重要支持者，是秦国重要的兵源和税源。
在献公的领导下，秦人看到了秦国复苏的希望，许多人都追随献公建功立业来到了栎阳，栎阳很快就成为秦国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代替了雍的地位。
秦献公六年（公元前379年），献公把蒲、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区改建成县，由自己直接掌握，派官吏代表自己进行管理。献公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秦国初行为市，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抽取营业税。初行为市与初租禾为秦国的国库带来了大量的收入，国家的经济实力倍增。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为户籍相伍，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互相帮助，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如果有人犯法，实行连坐。因而人人自危，互相监督，秦国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秦献公取得政权后，就埋头改革、励精图治，不参与其他国家间的争斗，秦国的国力渐强，人口也增加了不少，军队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秦人对恢复秦穆公时的荣耀也越来越强烈。
然而在秦国内部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为了平衡这一矛盾，秦献公决定利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于是他开始将双手伸向邻国的土地。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献公见韩魏两国威胁周天子显王，便决定以此为借口，起兵勤王。秦军在洛阳打败了韩魏两军，得到周显王的赞赏，秦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秦人仿佛看到了往昔的荣耀，国内的注意力转向外战。秦国又开始参与中原的事务了。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献公下令秦军攻魏，夺取了秦国的故土河西地，一直打过黄河，深入魏境到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取得了秦国前所未有的大胜利。献公把这些土地赏给了地主和贵族，国内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周显王向献公祝贺这一胜利，献公被赐予了与秦穆公一样的伯（是霸主的意思）的称号。秦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秦国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大败魏军，俘虏魏相公叔痤，攻取了庞城（今韩城东南）。
尽管秦国的国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也在与宿敌的交战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秦国已经跨入了一流国家的行列，事实上，早中原各国的眼中，秦国依旧不过是西陲野国。
就在秦国大败魏军的那一年，秦献公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带着对大秦的无限热爱和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把一生的梦想留给了他的儿子赢渠梁。
公元前361年，刚刚满二十岁的嬴渠梁继承了君位，成为秦国的国君，是为秦孝公。秦孝公在位二十余年，他是战国时期一位很有名气的君主。他一生做过两件改变秦国历史的大事：
第一， 迁都咸阳；
第二， 商鞅变法。
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评价秦孝公，说：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霸气。
刚刚即位的秦献公，面对诸侯各国看不起秦国的事实，愤慨得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当年他便颁布了求贤令，他说得很明白：“谁能帮我把秦国搞起来，我就给他官做，给他封地。”求贤令一出，天下英才纷纷慕名而去。这其中有一个叫做卫鞅青年也踏上了奔赴大秦的旅途。
第十二章 诸侯称王
在秦国的发展史上，不乏外籍人士入秦，这其中有很多很多让我们难忘的名字，其中有两个卫国人，对秦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影响。这第一位便是商君卫鞅，第二位便是大商人吕不韦。吕不韦的故事容后再说，且看看这位卫鞅先生。
卫鞅是何许人也？
中国人喜欢问出身。英雄莫问出身，这是没有出身的人，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想刘邦一朝，布衣天子，布衣朝臣，满朝皆是老百姓。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刘邦不是还给自己搞了个赤帝子的名头。而那常常自谓“淮右布衣”的朱元璋若不是与朱熹年代太近，不容易巴结上这门亲戚，估计就变成朱熹的什么什么孙子了。
卫鞅的出身我们也是要看看的，他是卫国宗族的旁支，姓公孙，名鞅，有贵族血统，据《史记》说，他的祖上原来是姓姬的，够牛了吧，和周天子一个姓。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研究法学，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他原来在魏国打工。他的老板就是那个逼走吴起的公叔座，也就是被秦献公俘虏的魏国国相。
读到这里，读者心里面不禁会犯嘀咕，怎么又是这位老兄，他那么嫉贤妒能，会不会整死卫鞅？
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常常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做了一件我们所认为的坏事，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事实上，人就是人，人是有人性的，而人性的本身掺杂了善恶，很难说谁是绝对的好人或是坏人。公叔座同样如此。他其实是一个懂得看人才的人，吴起所以被他记恨，根本在于吴起不仅仅有才，而且正在施展他的才干，并且咄咄逼人，让他这个国相无处容身。人为了自保，难免会做出些小人的行为。
卫鞅一直在公叔座的手下打工，《资治通鉴》上说公叔深知商鞅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只是还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就重病不起。这个说法，我觉得有待商榷。从吴起事件上，我们对可以对公叔的品性察知一二，这个人应该不会允许一个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爬到自己的头上。而从后来卫鞅在秦国干得那些事，足以证明，卫鞅是有潜力爬到公叔座的头上去的，并且只要给了卫鞅机会，他一定会这么做，在权力的道路上，卫鞅同样不是善类。
因此公叔座不可能在自己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向当时的魏惠王推荐商鞅。
第一，这会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历史告诉我们，人的本性中更多的是忘恩负义，一旦与权力沾上边，父母兄弟尚且可以不管，更不必说一个外人。如果让卫鞅得到重用，他很有可能取代公叔座的地位，这不是公叔座希望看到的。
第二，让自己少了个得力干将。对于卫鞅的才干，我想没有什么人会怀疑吧。这样的人才放在自己的智囊团中，有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出谋划策，没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说个笑话解解闷，多有意思啊——聪明人拍马屁总是拍得不显山不露水，既让你舒坦了，又让你觉得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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