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统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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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总统的岁月- 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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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后果。如果袁能够接受这三个附带条件,就可以把袁调离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来到革命控制下的南京,使他再也不能玩弄实力政治与政治阴谋,就可以约束其野心而使之走上法治的轨道。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全场一致17票补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

  2月20日,临时参议院补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临时参议院已经过孙中山所提出的三个附带条件,新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是孙、袁争执的主要焦点,孙认为如果袁一天不南下,他就一天不解职,即使袁在北方以“新选举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行使职权,都将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为了使袁的行动合法化,在袁当选临时总统的第三天,孙以临时政府名义派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魏宸组、钮永建为北上迎袁专使,迎接袁南下就职。

  南方的迎袁代表到达北京后,这又使袁感到有变更策略的必要。他曾经设想到,如果坚持不南下就职,而孙又坚持其必须新总统南下就职始行解职的意见,如果临时参议院因他没有南下就职而仍然挽孙留任或者另有推戴,任何一种情况发生,都是对他不利的。

  2月25日,他用极隆重的礼节,打开正阳门欢迎北来的五个专使。并说他打算由京汉线南下,先到武昌会见黎元洪副总统,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

  29日晚间,五个专使正在迎宾馆就寝的时候,忽然听到枪声四起,接着就是一片通红的火光冲天,不久得知北京驻军因反对“袁保宫”离开北京而华变了。专使们听到这个惊人的报告,就急忙逃到六国饭店避难。

  3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陸军总长黄兴通电南方各省调兵北上协助维持秩序。这个建议引起袁的震惊,急忙用“各国联军驻京恐发生误会”的说法,来阻止南军北上。

  临时参议院原系根据孙中山的建议通过这三个附带条件的,当然不会坚持下去。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在北京就职,但又附以另外的三个条件: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提出新内阁名单,征求参议院同意;三、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总统始行解职。

  3月10日袁在北京宣誓就职,8日,曾将誓词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如下: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瑕秽;谨守约法,依国###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国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弗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掏诚悃,誓告同胞。”

  在这时孙、黄、袁、黎四个“大人物”中,黎被称为“忠厚者”和“稳定派”,并且是站在北洋派与同盟会以外第三者的地位。但这个“忠厚者”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在8月15日杀害了革命党人张振武和方维,这是袁黎在政治阴谋血案的开始。

  张振武、方维被杀后,袁世凯又设一套计划,电邀孙、黄、黎三人来京举行会议,想利用“四巨头会议”,形式粉饰中国之统一,以加强其统治地位。他估计到孙、黄二人是不肯北来的,如果他们不肯北来,就可以把破坏统一的责任加在他们的身上。不久孙中山从上海动身到北京来,而黄兴随后也来了,他就停止了前一阴谋计划的进行,仍然保持其与同盟会表面合作关系。

  张振武血案发生后,同盟会认为袁的手段太毒辣,反对孙中山轻入虎穴和那个杀人魔王见面。但孙中山并不关心个人的安全,于8月24日到北京,距离血案发生不到10天。

  孙敢于“单刀赴会”不能不引起袁暗中惊佩。他极力装出竭诚欢迎的热情,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双马车,到前门外迎接孙,并命北京军警以总统之礼相迎。北京市民也都悬旗欢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九、同盟会与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
九、同盟会与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

  孙中山到北京前,北京各政党即已开始了分化和合作的重大演变。原来在南北和议成立的前后,有些只知有民族主义的同盟会会员,认为革命的目标已经消失,便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另外组织一些争取政治地位的小政党。有些小政党则是时代的新产物,挂上一块招牌,发表一篇宣言,拉出几个大名的政治要人来作为他们的领袖,以便于进行政治投机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参议院内部互相对立的政党,主要是同盟会与江浙人士章炳麟、张謇为中心的“统一党”。与以湖北人士孙武、蓝天蔚、刘成禺为中心的“民社”,君主立宪分子籍忠寅、周大列等所组织的“国民协进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共和党”,推戴黎元洪为名义上的领袖,成为同盟会的主要竞争者。除了这两个政党外,参议院还有谷锤秀、张耀曾、吴景濂等的“统一共和党”,立于第三者的地位而有举足轻重之势。在此时期,同盟会的政治活动家宋教仁通过私人关系与“统一共和党”建立了密切关系。

  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阶段,他所持的政见与孙中山不同:孙中山主张将政权让与袁,同盟会退为在野党,宋则主张“毁党造党”这就是放弃同盟会的名称,吸收其他小政党组成一个大政党,并在国会中取得第一个大政党的地位,从而担负起组织责任内阁的责任。这个主张也是放弃在总统问题上,军事实力上对袁的斗争。这个主张很快地获得了大多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支持,因为他们渴望政权已久,在革命成功之后退为在野党,是与他们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宋教仁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而且还是一个驰名的政论家,经常用笔名在报上发表政见。同时不仅与“统一共和党”取得联系,而且与“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这三个小政党取得联系与同盟会合并。在孙中山到北京前,同盟会合并以上四个政党组成一个大政党打下了基础,只等孙中山一到就正式宣布。

  孙中山到北京第二天(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宣布与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孙中山出席发表了组织###的演说。同盟会原来以孙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宋教仁等为干事。自改组为国民党后,改推孙为理事长,黄、宋等九人为理事,并设参议三十人以容纳各方人才。国民党的成立,使宋立刻成为党的核心和政治上最活跃的人物。

  1912年底到1913年初,进行国会的选举。选举揭晓,国民党两院议员共占392席,共和、###、统一三党联合起来占223席,国民党的压倒优势使君主立宪派为之失色,同时也使袁世凯感到失望。

  1913年5月11日,在梁启超的建议和主持下,共和、统一、###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因此国会中四党并存的局面变成了两党对峙的局面。进步党推出黎元洪为该党理事长,以对抗孙中山为理事长的国民党(实际负责人为汤化龙与梁启超)。

  孙中山到北京后,错误地认为袁的品质不如传言中之恶劣。他极力劝黄兴北来,在致黄电中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而绝无可疑之余地。振武案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孙中山到北京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服袁加入国民党,并且愿意以党的领袖地位让给袁,使之能为党所用;说服袁遵守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其个人野心和违法行为;说服袁仍然迁都南京来,以避免北方腐朽势力的包围。为了表示与袁真诚合作,他和黄兴相约共同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担保袁当选,并且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的主张。

  孙中山在北京一共住了一个月,与袁进行过十多次的会谈,但都没有谈到此行三个目的。他曾经谈到“耕者有其田”,又谈到收回硬弊代以纸币的政策,而使他感到诧异的是:他每次提出来一个问题,袁都叫一次好,完全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袁也谈到梁启超将要回国,希望孙中山不念旧恶予以效力民国的机会。孙也接受了这个意见。

  一天,孙表示愿在十年之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请袁在同一时期训练精兵一百万。袁高兴得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也回报声“大总统万岁”。

  9月9日袁以总统命令发表“特受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

  9月20日,袁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内阁总理,由于黄兴尽力疏通得以顺利通过。袁就放出空气来说:“赵秉钧是国民党的党员,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

  内阁问题解决,下一步骤就是举行所谓四巨头会议了。黎元洪因张振武案不敢来。袁打电报把他和孙黄二人会谈经过告诉他,并且请他列名于四巨头的共同宣言。9月25日,袁通电宣布:“与孙黄二先生讨论后,并征得黎副总统同意,决定八大政纲条文于下: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陸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各国家承认之根本。

  四巨头会议仅仅是袁、孙、黄三个人在宴会后进行漫谈,既未经过讨论和争论,也就不可能提出主要问题得出一个共同意见来。这个内政大纲是袁所草似的。条文抽象不具体,有些竟是空洞无物的东面。袁发表这个宣言不是没有目的的,除了利用孙、黄、黎三个大人物列名粉饰中国“统一”与他们“合作”关系外,还从这个宣言中取得把一切大权抓在他的手里的保证。

  1913年春天,孙中山到日本去了,国民党推宋教仁代理该党理事长。他经常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当他在北京的时候,袁借口帮助他的政治活动费送给他一本支票簿,隔了几天,他把支票簿退回给袁。袁又直接间接向他表示,只要他不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主张,就一定给他担任内阁总理。宋不作任何回答。对于这样一个收卖不了的硬汉子,袁是十分憎恶的。

  宋不但是袁的政敌,同时又是赵秉钧的政敌。赵原来是河南临汝县的一家“书香人家”的书童。由善于逢迎巴结,在结识袁世凯之后得到不断提拔,由同知、巡警道爬到民政部侍郎和尚书,在民国时代又爬到总长和国务总理。

  1913年3月20日夜晚10时,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到北京,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都到上海北站送行。宋的一脚刚刚踏进车门,突然有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对准他放了一枪,击中了他的右腰,凶手就往人丛中溜走,随即逃脱了。

  他的朋友慌忙扶着他上汽车,送到就近沪宁铁路医院医治。当晚动手术钳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伤势十分严重。这位32岁的青年政治活动家延至22日上午4时身亡。宋死后,国民党总部通告全体党员“为代理理事长宋先生服丧”。25日孙中山由东京赶回上海来,亲自致词如下:“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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