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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世纪以来，有关性格的讨论经常围绕着心理学中最基本也争辩最多的一个话题展开：人性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呢，还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究竟是内心力量的产物，还是环境刺激的结果？
柏拉图及其弟子坚持认为，思想的内容在出生之前已经存在，因而只需记住即可；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则反驳说，所有的知识均源于感知。一场争论由此而起，并于17和18世纪达到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尔和其他理性主义者认为，大脑里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经验主义者却认为，新生婴儿的头脑形同白纸一张，只靠经验在上面留下信息。
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后，遗传论者——高尔顿、戈达德、特曼等——都拿出调查数据以支持其观点，而行为主义者——巴甫洛夫、沃森、斯金纳等——则提供实验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场争论一直持续至今，“气质主义者”用内在的（气质）力量来解释人们的性格与行为，“情境主义者”则用个人经验的情境对其进行解释。
两种观点在儿童哺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疗、针对少数的公众政策、对罪犯的处理、妇女及同性恋者的状况和权利、移民政策等诸多个体与社会议题上，均得出相反的结论。顺理成章的是，最近几十年来，这一问题也一直制约着人格心理学的发展——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每个人都会投机取巧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先后进行了以下两项实验：
实验一：实验者从某大学挑选了3位男生，要他们进行一项拉力测试。实验室里安装了一台拉力器，实验者要求他们不论是个人拉还是集体拉，都要全力以赴，3位大学生都表示会照此努力。实验分单人、双人、三人3个项目。
实验开始前，其中的两人被悄悄地告知，不论是双人还是三人拉力赛中，都不要真的用力。拉力赛开始了，3个人看上去都像是已经全力以赴。但实验结果出来后，却让实验者目瞪口呆。
实验二：在一家大学的心理实验室里，正在进行一场“呼喊”测试。实验者从某大学找来的6个志愿者，分别坐在6个相邻的单间里，每人戴一副耳机，每个志愿者都是通过耳机接受指令。志愿者A接到指令说，实验者从5开始倒着数数，等他倒数结束时，A和D必须扯开嗓门大喊“啊——”，声音至少要持续5秒种。
第一轮“呼喊”测试结束之后，A又接到指令说，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喊，下一次是6个人一起喊。事实上，测试中A和其他志愿者接到的指令是不同的。比如在A和D同时呼喊时，D接到的却是不喊的指令；在6个人一齐喊时，其他5个人接到的指令都是不喊。为了蒙蔽A，A从耳机中听到的呼喊声都是事先的录音。在当时通信设备还不发达时，能够想到做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所有的这些蒙蔽行为只有一个严肃目的：对“社会投机”现象进行研究。
“社会投机”是指人们在集体中不发挥最大能力的倾向，除非自己所做的贡献能够让人一目了然地分辨出来，并得到认可。
在上一个例子中，证据是测量出来的拉力（拉力器可以自动记录）。当一名学生相信自己是与另一名学生一起拉时，只用独自拉时所用力量的85％；当他以为和另外两个学生一起拉时，所用力量只有他一个人拉时的77％。
在本例中，证据是测量出来的喊叫力度（每人面前都装有一个可以记录喊叫力度的麦克风）。当学生A相信自己是与另一名学生一起喊叫时，只用独自喊叫时所发力量的82％；当他认为6个学生一起喊时，力量输出则减少至独自喊叫时的74％。
研究小组在研究报告中总结说：“在人类的本质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社会投机潜势。我们怀疑，社会投机的影响非常广泛，后果也非常深远……（它）应该被视作一种社会疾病。”——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相貌泄露你的命运
中国有句古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人的命运与他的生理特征息息相关。
即是说，人可以貌相。比如，天庭饱满的人大富大贵，眉毛浓密的人智慧过人，鼠头鼠脑的人阴险狡诈，等等。按照这些条件去比照，还真有不少的人能够“对号入座”。这便是“相面术”流行古今中外的深层原因。
据说，达尔文发明进化论之前，历史性的毕哥号之行差一点流产，就是由于“相面术”的缘故。事情是这样的，达尔文准备乘坐毕哥号轮船进行一次全球生物学考察。就在他准备登船的前夜，十分崇信“相面术”的船长却突然通知他取消了他的旅行资格，理由很荒唐：“达尔文的鼻子告诉我，他很难有毅力和决心完成这样艰难的航行。”
以前船长并不认识达尔文，在他相过达尔文的“面”以后，认为长着像达尔文这样鼻子的人，应该是生性懦弱者，因为相面书上是这样说的。
相面术和颅相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颅相学的主要奠基人是弗兰茨·约瑟夫·加尔，他通过解剖，第一次向人们展示：大脑是由两个半球组成的，由乳白色的流质所组成的茎（接管）将两个半球连接起来；脊椎的纤维在与下脑连接时是交叉的；一个物种所具有的皮层——大脑表层的灰色物质——越多，其智力水平也越高。
加尔在描述这种现象时写道：小时候，一些同学虽然没有他聪明，但考试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因为他们的记忆力都特别好，令人感到神秘的是，他们都长着很大的脑袋，眼睛也都鼓鼓的，就像是金鱼的眼睛一样。
加尔猜想，眼睛后面的大脑皮层一定是主管记忆的。那么照此推理，大脑皮层一定还分布着许多特定的区域，比如“爱情区”、“仇恨区”、“好斗区”、“和平区”等。后来，虽然经严格的科学实验证明这些假设大多是荒谬的，但加尔对神经科学所做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加尔的思想却激怒了教会和弗朗西斯一世，因为颅相学将更高的智力过程归结为更加发达的大脑，而没有归结为神灵或上帝。
1802年，皇帝颁布法令，禁止加尔进行讲演，以避免加尔的宣传导致物质主义、不道德和无神论。后来，加尔曾经几次请求皇帝解禁，但始终没有成功。
1807年，加尔怀着无限惆怅和遗憾，离开维也纳来到巴黎。在这里，他本以为可以施展才能，自由发展，但不论是法国学院派还是拿破仑，都对他的思想不感兴趣。
加尔并不气馁，仍然坚守自己的思想，在1810年和1819年间，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卷帙浩繁的著作，用以宣传他的主张。通过加尔不懈的努力，颅相学逐渐红火起来，其影响遍及英美和西方各国，整整一个世纪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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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看透对方的心……改变对他人的看法的心… 克拉利昂行星上的超级生物
1954年9月，一位笔名叫玛丽安·基切的家庭主妇在美国一份报纸上宣称，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接受来自克拉利昂行星上的超级生物的信息。她传达超级生物的信息说，12月21号，整个北半球将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洪水淹没，除了极少数具有坚定信仰的人之外，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将被淹死。
看到这个消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里昂·弗斯丁格如获至宝，认为这是一个研究认知失调的天赐良机！当时，里昂·弗斯丁格正在研究认知失调理论，并在1956年出版的《当预言落空时》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假说：“假设某人真心真意地相信某事或某种现象，并受此信仰的约束，进而采取了某些不可逆转的行动，假设就在此时，确信无疑的证据证明他的信仰是错误的，将会发生什么呢？我的结论是：这个人决不会善罢甘休，而是更加确信自己的信仰，甚至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弗斯丁格认为，基切夫人的公开声明和接下来的事实，肯定是一个活生生的宝贵例证，完全可以说明对互相矛盾的证据的矛盾反应是如何生成的。
于是，他找来他的两个学生，亨利·W。莱厄肯和斯坦利·沙切特，一起做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密探。他们给基切夫人打电话，自我介绍是三个好朋友，均对她的故事感到好奇，想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他们的请求被基切夫人很爽快地答应了。
基切夫人早已形成了一个活动团体，他们定期聚会，已经在为将来筹划，并正在等待来自克拉利昂行星的最后指令。
弗斯丁格制定了一份研究计划，为了扩大调查的范围，他又征集了5位大学生志愿者，作为“不公开的参与观察者”参与基切夫人的活动。他们就像真正的信仰者一样，整天忙个不停地参加活动、听基切夫人作报告、访问这个小团体中的成员等，并在7个礼拜内参加了60多次会议。
这些活动短的只有一两个小时，长的一开就是12～14个小时，就像降神会一样，枯燥乏味，无休无止，把人搞得身心疲惫、精疲力竭。更让实验者难以承受的是，一方面他们必须在会议期间时刻提醒自己，对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应该作出“虔诚”的反应，另一方面他们还得高度紧张地记录下由基切夫人和其他人在恍惚状态中所传达的行星守护者的神秘信息。
弗斯丁格回忆说：“我们三人轮流去厕所记笔记，进出的频率要控制得恰到好处，否则将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厕所也是这个房子里唯一谈得上隐私的地方。我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会不时地宣称自己出去走动一下，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然后，我们会飞快地直奔旅馆房间，将记下来的笔记录下来……到研究结束时，我们差不多已给累垮了。”
终于，基切夫人接收到了企盼已久的信息：外星飞船将于某时某分在某地降落，以解救忠诚的信仰者，并把他们带到安全地带。但预定的时间到了，飞船却没有到来。接下来，外星人几次改变降落的时间和地点，结果仍然没有飞船降落。12月21日最终过去了，信仰者既没有等来飞船，也没有发现任何洪水。
就在这时，基切夫人又收到了来自外星人的信息：由于信徒的良善和忠诚感动了上帝，上帝已决定不再降临这场灾难，让世界重归安宁、信徒重归家园。
听到这个消息，信徒们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那些本来就将信将疑的人，根本无法承受自己信仰的失败（有的甚至觉得受到了愚弄），纷纷宣布退出团体。而另外一些信仰坚定的信徒，正像弗斯丁格所预料的那样，更加死心塌地地信仰由基切夫人传达出来的真理，有的甚至辞掉工作，变卖家产，决心一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