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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麦特·德拉吉先生当然会嘲笑这种典型的“精英主义理想”。我们当然要和德拉吉先生一样奋起反抗媒体集团由于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而出卖新闻业的独立精神的行为，但是我们更应该清楚，我们所凭借的手段绝不是“诽闻与道听途说”。
新闻判断力比勇敢更重要
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是否能够减少你的恐慌？100个版的SARS增刊就能增加你对疫情状况的了解吗？自从4月20日以来，我对一切媒体都厌恶之极，因为世界在它们的描述中，除去SARS，别无他物，似乎全球不足6000个的感染案例却涵盖了其余60亿人的生活。我们看到那些勇敢的记者们，将医院视作海明威战斗的意大利前线，他们试图呈现、放大并回放每一个病人的细节。
但是，人心并未因此而安全。是的，没人否认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越来越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信息公开除去镇定人心，它同样可能制造混乱，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领导人甚至试图禁止民工收看电视，因为他们在恐慌中试图逃回家乡。
这场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对新闻业的真正考验，是它质疑了中国新闻界的一些惯性思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新闻界生存在两种自我营造的气氛中。他们中最锐利的，将自己想像成斗士，代表着正义与弱势一方，去刺破束缚与黑暗，他们大多是唯事实论者，认为只要尽可能地披露真相，就越可能接近真理；其余的大部分，则感慨时运不济，将自己的平庸推卸在制度层面上——不是我不想怎样，而是环境不允许。在漫长的前行道路上，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看到被阻拦在一座山峰前，便只是抱怨，单纯地认为只要这座山峰消失，前途必然光明。
普利策塑造的新闻传统影响着现今大多数的中国记者。他们将自己的职业想像成一个转型社会的先知，试图在价值失衡的年代，充当暂时的立法者。他们迷恋于揭露黑暗，追寻真相，就像20世纪80年代前的美国电影中的记者形象：挑战既有社会秩序的不安分的小子。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今天的中国除去面临19世纪末美国的转型以外，还同样面临着CNN与互联网开创的新传播年代，在这种语境中，新闻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呈现更多的信息，而是信息泛滥。在这双重夹击下，新闻业一些固有的缺陷也就更明显地放大出来。
首先，新闻很难客观。新闻对正常的世界不感兴趣，它只喜欢异常。所以当战争、灾难到来时，新闻记者的神经也开始活跃起来。与过去年代不同的是，媒体在我们时代扮演了中心的角色，媒体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依靠它来了解世界。所以新闻业的习性，将直接塑造大多数人对于世界的感知。2001年9月11日8点42分之后，美国人几乎相信，这世界上只有恐怖主义；就像2003年4月20日以后，中国人只关心SARS一样。不得不说的是，灾难的显著性，除去国际压力的影响外，媒体的渲染同样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电视网使中国大部分并非疫区的人民亦有了强烈的参与感。
其次，媒体具有天生的取悦市场的倾向，市场的诱惑可能比政府压力更可怕。保罗·克鲁格曼发现，英国的国有BBC电视台在报道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常常对政府持批评态度，而美国私有的福克斯等电视网，却仿佛是美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因为后者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他们需要迎合公众的态度。同样的，中国媒体在SARS的报道中，对于情绪的大肆渲染，很大程度是源于新闻人的本能想法：这样更容易销售。
当然，笔者承认，从来就没有笼统的新闻业之称。电视与纸质媒介（报纸、杂志）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前者更容易屈服于市场压力，因为它的反馈更为迅速。所以，中国新闻业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它们必须拥有一个层次更为丰富的媒体行业。电视天生适合于提供更多的信息；而报纸与杂志却并未提供更多的分析与观点，这种分析与观点本应在混乱期给人提供更多的心理慰藉。其次，理解力在我们时代的新闻业中将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甚至比勇敢这种品质更为重要。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任何单一事件不再是非黑即白，它往往有着太多的牵扯，杰出的记者越来越注重为读者提供这种线索的梳理，而非简单的呈现。
不管新闻业多么受制于外界环境，笔者却越来越相信，与它的品质最直接相关的仍是新闻人本身。希望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平平的中国新闻人能够意识到，束缚他们前行的并非是制度，而是他们自身能力的缺陷，他们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
英国的启蒙
散文家爱狄生每天要在巴顿咖啡馆泡上六七个小时，当时是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距离工业革命已经有一百多年。一种前所未有的觉醒意识正在普通英国人中蔓延，对世界的好奇心与对自我独特声音的渴望，成为新兴中产阶级们的主要追求。作为《闲聊者》（Tatler）、《旁观者》（The Spectator）、《卫报》（The Guardian）的撰稿人，爱狄生希望在象征平等的咖啡馆中探求对事件的争论与新观点。与当时其他英国报刊作家（如斯蒂尔）一样，爱狄生深知，公众亟需一种新的美学标准与道德准则。
同时期，一群德国知识分子在“星期三俱乐部”争论一个关于“启蒙”的话题，就连伊曼努尔·康德也加入了讨论。这位严肃的哲学教授宣称，尽管欧洲尚未被完全启蒙，但很显然，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当时是1783年。
如今，我们承认，“启蒙运动”—这场发生在18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思想活动，洗刷了西方文明的一切领域，理性、民主、科学的观念变成了新的信仰，现代西方文明由此开始。当然，我们很愿意将这种成就归功于法国人。伏尔泰的机智、卢梭的不妥协、狄德罗与达朗贝尔艰苦卓绝的努力，当然还有血腥的大革命成了这场风暴的惟一注解。按照今天的观点，逡巡在法国贵妇沙龙中的法国知识精英们是启蒙运动的绝对主角。他们的深刻思想是爱狄生、斯蒂尔所无法企及的。
在新著《现代世界的创造—英国启蒙运动的未知历史》中，英国教授罗伊·泼特反驳了流行的启蒙运动研究对于英国历史的忽略。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英国的启蒙运动更安静、更宽容异己。由于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较早受惠于工业革命，英国社会相对富足，中产阶级群体更为庞大，“革命或激进”对于他们缺乏吸引力。而且，英国的知识精英们不像他们的法国同行那样善于表演，他们更崇尚实用主义，单纯的乐观与好奇是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不管是亚当·斯密还有休谟，他们更希望自己的观点可以有益于公众，而非激起他们的狂热。
报纸与杂志在英国式的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关键影响。1770年，伦敦有9份日报、50份周刊，每年总发行量是1200万份。爱狄生、斯蒂尔这样聪明的观察者与思考者通过这些报刊，不断向公众灌输着知识精英们的理想与追求和那些不断涌现出的发现。一个庞大的阅读群体在英国形成了，英国公众们通过廉价的印刷术越来越详细地了解到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探讨爱狄生的随笔成了18世纪中产阶级们的日常话题，这种探讨背后，可能正是亚当·斯密对于经济学的重新定义。而在这样的阅读群体中，阶级之间的对立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了，民主成为一个越来越可能实现的目标，理性则自然成为其生活的指导原则。
至于妇女们，在18世纪末，小说成了她们主要的精神生活。写作与阅读小说，让妇女们逐渐摆脱了男权意识与阶级差异。
在罗伊·泼特看来，英国的知识精英与报刊作家们将启蒙精神真正地带入每一个英国家庭中，让启蒙所追求的“理性”成为英国公众普通生活的必要元素。而这样的结果必须要感谢商业印刷术的成功，正是技术的革命促使了信息的极大丰富，使讨论与客观成为可能—在繁杂的事物中，运用理性是基本要求。
历史从来都是偏爱戏剧性变化的。法国启蒙者强烈的个性特征、法国公众所制造的流血与暴力，让历史学者更乐于研究它，并为它披上迷人的“浪漫主义”外表。但是，18世纪的法国公众其实并不幸福。他们呼喊着卢梭激动人心却又相对空洞的口号，冲入巴士底狱后倍感迷惘。激烈的革命运动除了为抒情作家提供写作素材外，缺乏实质的帮助。时间回溯到18世纪中期，年轻的卢梭来到英国，陶醉于这个国家的安定与宽容，在回忆录一再感慨。对于爱狄生这样的报刊写作者来讲，这是最大嘉奖，正是他们将才智分享于公众，营造了这种宽容与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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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经济学家，平庸的专栏作家
《商业周刊》的大多数专栏都不忍卒读，这是一份在文字美感上缺乏追求的杂志。专栏作家们，尽管大名鼎鼎，不管是伦敦商学院院长劳拉·泰森，还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藤，都是仅仅能够将文字写通顺。他们的笔调中充满了平庸的智慧，他们的判断从来也不会超出我们的想像。他们无非是在“9·11”发生后坚持自由贸易，重思商业领袖的责任，或是对布什的减税计划的一个新进展表示反对或支持。最近读到的《不再神圣的经济学》是该杂志另一位专栏作家罗伯特·J·巴罗的专栏文集，同样的，不要指望在这里面发现这位全球最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的真正思考，尽管该文集拥有“面向新千年的经济学观念”这样的副标题。
作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没人忽略巴罗先生在学术领域的杰出地位，他是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与货币理论领域的杰出专家，他出版的《宏观经济学》是许多国家大学的课本。但是，你不要指望他在不超过2000字的篇幅里展现这种才华。这么小的篇幅需要紧扣新闻的专栏，仅仅能够展现立场与结论，而不是分析，同样更容不下巴罗喜欢的数学分析。它能表现的是宽度，而不是深度；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不再神圣的经济学》收录了38篇文章（其中一部分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时间跨度由1991年至2001年，它的内容包括从亚当·斯密的理论到布什的经济政策，乃至摇滚明星博诺的政治主张与美貌经济学。巴罗在他的专栏中用一套无所不能的经济学家思维方式，来考察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像他在序言里所说：“无论是研究诸如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等规范的经济问题，还是研究诸如民主、美貌和堕胎权力等非规范问题，我都是运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是相同的。”于是，立场成了专栏作家最重要的武器。尽管在大学时代对凯恩斯着迷，但巴罗最终选择了自由主义（或是古典主义）的立场。他倾向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而在这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