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着迷，但巴罗最终选择了自由主义（或是古典主义）的立场。他倾向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而在这种体系中，政府尽管作用显著，却常常容易犯错误，它的最重要的作用除去保护国家安全外，还涉及到界定与保护产权问题。在更多的方面，它不应该有太多的发言权。在巴罗的大学年代（20世纪60年代），人人都还是凯恩斯主义者；但今天，巴罗则坚定地追随了弗里德曼，奠定他的思维方式的是《资本主义与自由》。所以，你可以轻易地发现他的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立场。他是个右派，他喜欢共和党，他喜欢效率甚于平等，他喜欢分析而不是情感。
自加里·贝克以来，对新闻事件与社会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已不再新鲜。这使得《不再神圣的经济学》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作者对于逝去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分析，而对同代学者的评论，当然更不必不可少。在38篇文章中，我们遭遇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加尔布雷斯，拉里·萨默斯、格林斯潘，出人意料地还有U2的主唱博诺。他对于名流云集的世界经济论坛的观感也值得一读—这的确是一场毫无实用价值却充满观赏意义的聚合，他还说格林斯潘是“呆子花匠”，被一种莫名其妙的迷信所保护。
除了少量风趣的名人故事，这本198页的小册子中没有太多的精彩言论，或是角度出奇的观点。最令人不满的，是他的写作过于平淡，也没有思想能够拯救这种平淡。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专栏作家距离英国的“essay”传统还相去甚远。19世纪的英国政论家与散文家总能够在短短的篇幅内表现出思想的庄重与语言的美感，而今天的《经济学人》仍留有这种风格。巴罗先生试图使经济学变得更通俗易懂。然而，他在普及经济学思想的同时，却使思想本身变得不无廉价性，就像你在阅读《商业周刊》文章时的感觉，这些廉价信息的结合体，并没有赋予正在发生的新闻以严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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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阿诺德的遗产（1）
文化能做什么？当诗人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60年代试图在英国讨论这一问题时，文化似乎正陷入一个真正可悲的境地。在出版于1869年1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序言中，46岁的教育调查委员会巡视员阿诺德引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论调—“那些奢谈‘文化’的人，无非是在一知半解地摆弄希腊文、拉丁文那两门死语言而已”，“当下最愚蠢的高谈阔论莫过于满口文化了……要论掉书袋、缺心眼、少理智，没人能比得过文化人”。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个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帝国的年代。英国不仅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它还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生产着全球一半以上的钢铁与纺织品，伦敦是国际商业与金融的中心。这也是一个民主兴起与物质至上主义兴起的年代。“英雄崇拜症”患者托马斯·卡莱尔1967年将民主体制比作“尼亚加拉大瀑布”，英国政府“迟早有一天会跳下去”，贵族政治与文化传统在民主化浪潮中将遭遇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则纷纷陷入了典型的物质崇拜症中，这种精神直到1909年仍让H·G·韦尔斯惊奇不已：“作为这个阶级，他们谈的、想的和梦的都是财富。”马修·阿诺德发现，他的同胞竟然将煤与钢铁视作“国脉所系”，机器则成了公众的信仰。
在这个熟知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的英国学者眼中，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贵族们充满傲慢，鄙夷大众文化的兴起，虽然在他们身上延续着很多杰出的传统，却常常是沉溺于形式主义当中；中产阶级常被报刊称作为国家的支柱，却往往阴郁沉闷，眼界狭隘，“相信日子富得流油便是伟大的幸福”；刚刚获得政治地位的劳动阶层，仍然被贫困与无知困扰着，在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他们是危险、不安与盲动的代名词。
阿诺德给这三个阶级分别命名“野蛮人”、“菲利士人”与“群氓”。它们力量的此消彼涨，使传统的社会组织陷入瓦解，混乱与迷惘也接踵而至。马修·阿诺德相信，唯有文化才是解决这种混乱的有效手段。阿诺德心目中的文化，不是僵化的精英文化传统，更绝非仅仅满口拉丁文，它是从属于任何阶级的任何个体自我修养的需要。在一个价值失衡的年代，阿诺德渴望文化取代日渐衰落的宗教与哲学，以至于他说：“我们目前视为宗教和哲学的绝大部分东西将被诗歌取代。”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对希腊精神中所推崇的“美好的与光明的两种事物”的追求，是阿诺德心目中文化的真正要义。它既来自于希腊的伟大传统与摆脱时代区域的经典，也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文化成就。阿诺德本人既钟情于荷马与索福克勒斯，也欣然接受了海涅与托尔斯泰。马修·阿诺德一生都在实践他的这种理想。尽管像很多杰出的作家一样，他面临着公务员与作家两种职业的纠缠，但他对于利用教育来将文明理念渗透至每个人心中的热忱却很少消退。如果我们说16世纪的路德使人人都是传教士，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使人人成为艺术家，那么身处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马修·阿诺德，则渴望人人都是文化的信仰者，每个人都能力图使自己变得更聪明、更有教养，成为和平世界的更有力的保障。
像很多薄薄的小册子一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是演讲与论战的产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带有过分强烈的即时色彩，充满了那些早已被遗忘的论敌的名字与观点，几乎像是一部长篇的新闻稿，或者一位写作过分冗长的专栏作家的专栏文集。但是，它却熬过了漫长的时日。事实上，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它几乎成为阿诺德先生最负盛名的作品。作为批评家的阿诺德的声誉超越了作为诗人的阿诺德，作为社会批评家的阿诺德超过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阿诺德。这是因为，阿诺德提出了几乎每个过渡社会都会面临的难题，即当一种旧传统已破碎而新传统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刻，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转变。同样重要的是，阿诺德表现出一种已经失传的气质—知识分子在价值混乱的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他从未将自己局限于专业的诗歌或是文学批评领域，而是将自己的智力勇敢地运用到公共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就像牛津大学教授伊格尔顿所说，在阿诺德时代，传统的、胸怀宽广的文人正日益被专业化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所替代，而阿诺德“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他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致力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爱丁堡评论》是阿诺德传播这种思想的最重要的场所之一。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没有任何事物能像这本杂志的成长那样更好地代表了英国的知识精英与公众之间的联系。29岁的弗朗西斯·杰弗里在1802年创办了这本杂志。在由托利党主宰的苏格兰，这位年轻的辉格党人与年龄相仿的朋友试图打破稳固而缺乏生气的托利党社会。
当时的新兴中产阶级对《爱丁堡评论》立刻产生了共鸣。他们明显地感到，《爱丁堡评论》在抨击他们面临的问题时，使用他们的语言，持有他们的观点……《爱丁堡评论》尽管价格昂贵—每本5先令，只有富裕的人才购买得起，但它却迅速赢得了正在崛起的英国中产阶级读者的青睐。他们惊喜地发现这本观点独立的杂志（杰弗里直觉地坚持编辑独立原则，这在杂志普遍依赖于书店的18世纪是不可想像的）让他们更迅速与深刻地了解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念、大卫·休谟的哲学思考、彭斯的诗作，读者与编辑一同在这本杂志就最新的政治与文化现象进行即时和充满智力性的讨论。谈论《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成了19世纪初英国有教养家庭的日常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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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阿诺德的遗产（2）
《爱丁堡评论》的两位热情的效仿者《威斯敏斯特评》、《评论季刊》，几乎塑造了19世纪的英国知识界与公众舆论。整个19世纪的知识分子，从黑兹利特、托马斯·卡莱尔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马修·阿诺德、阿克顿勋爵，都与它们紧密相连。尽管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它们都致力于在公共生活与智力训练之间建立起坚强的纽带，致力于培养出一个真正有教养、有理解力的人群。尽管在19世纪初仍代表着进步与活力的中产阶级到了60年代变成了令阿诺德鄙视的拜物者，但是没人能否认，他们正在变得更有教养起来，他们正在试图利用已获得的财富，笨拙地为自己装饰上文化的外表。
200年前的《爱丁堡评论》与150年前的马修·阿诺德能为今天的中国提供某种启示吗？尽管我们并非是文化决定论者，但却像阿诺德一样相信，文化可以在一个缺乏价值判断的年代为世人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参照。在很多时刻，阅读《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似乎就是在阅读今日的中国，只不过那些“钢铁与煤是国脉所系”演变成“GDP增长是国脉所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幸福生活的标志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发展到“有房有车”。我们所追求的小康社会的标志，竟然是以“是否拥有第二套住房”来衡量。不错，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视作重新崛起的大国，但是仍有不少观察者将中国视作为某种层面上的“经济动物”。我们仍未学会如何将物质力量转化为精神力量。同时，在中国社会内部，我们更常常被眼前的混乱不堪所迷惑。仅仅一场传染病的危机，我们就发现那些古老的、陈腐的观念重又变成了社会的主流，公众的迷惘情绪令人吃惊。我们若真生活在阿诺德所说的“群氓时代”，而我们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尚未表现出朝气与活力之前，就已经准备一头扎入物质主义与狭隘眼界的怀抱，我们该如何引导他们？如何帮助他们提高自己？
我们相信，知识精英应该在这种过渡社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正如阿诺德先生的观点，文化人绝非软弱与边缘的象征，他们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甚至在政治领域里，文化人都可能比固执的政客们更加出色。阿诺德先生拥有一个希腊式的理想，而“生活希腊化”是他对英国社会最重要的劝告。在那个更为伟大的时代，政治家与知识精英间没有界限，审慎的思考与热情的辩论是整个社会热衷的生活。（当然，我们要摆脱苏格拉底的厄运。）当然，这个前提是，知识精英还未蜕化成“日益被专业化的学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者”。
尽管我们相信文化是一种必须被引入的社会判断标准，但却被这个词语蕴涵的过分繁杂的理念弄得不知所措。“希腊化”或许适合于阿诺德时代的英国，却不是现今中国的解决之道。我们一方面应该从被迫断裂的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同时也必须借助更为广阔与久远的世界文明传统，而它们之间似乎又总是会形成某种冲突。但不管怎么样，有些准则几乎是永恒不变的，即每个人都应该通过提高自我修养而变得更加聪明，更加优秀。这应该是一项集体性的功课，尽管它不可能被全部完成。就像阿诺德所说：“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活和思想的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