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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几个月里，ValueClick又进行了几次其他的兼并，包括购买Zmedia——一家在电子邮件营销方面领先的公司。Zmedia的办公室也在圣何塞地区，所以，他们后来搬进我们在佛雷蒙特的办公地点。搬过来的人中有一个名字叫特洛伊？巴洛卡的家伙。这个家伙咋咋呼呼的，性格多姿多彩，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生意人。我们俩一拍即合，开始一起约着出去玩。我们经常出去喝一杯，一起抱怨公司总部的那帮家伙。（我们只在办公室外这么做，从来不在办公室这样干。在办公室里，我们是百分之一百地认真严肃。）我说，那帮家伙似乎陷在“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思维里拔不出来了。他们是ValueClick，我们是Click Agents，除此之外我们和他们之间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他们眼里，我们最多也不过是后娘养的孩子，只是作为“一揽子协议”不得不接过来的烫手山芋，并且永远和他们也成不了一家人。我依然不断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但对于我说的一切，他们都充耳不闻。有几次，我发现我们都在做同一个客户的业务。我刚跟一个大的广告商谈好条件，两天之后总部的某人就会下手把我的客户抢走。 。 想看书来
十八岁：赚到第一桶金4000万美元（7）
“真是乱来。”我告诉特洛伊说：“我原以为大家应该同舟共济的。”
特洛伊同意我的观点，但他尽力通过让我更加注重个人生活来转移我的不快。我们经常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去当地一些俱乐部玩。我开始对女孩们上心，但还是不够胆去靠近她们。
“我都不知道你怕什么。”特洛伊不断地劝我说：“我已经找了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在家里。我爱她。从现在起的每一天我都会问你这个问题。因为这种事情也不过如此。”
我为特洛伊感到高兴，但他比我年长10岁。我想，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赶上他。奇怪的是，尽管我们的友谊深厚，我却从来没有告诉他我才十八岁。我猜我可能依然认为这会影响我的可信度。与此同时，我努力摸索如何增强女士们对我的信任。“只要我看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我一定要采取行动。”我说。当然，但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我甚至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不过，特洛伊为我展示了商业之外的生活。我尝试了各种以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食物，我甚至时不时地喝点酒。不止一次，在“灰鹅”伏特加的酒精作用下，我甚至冒险进入了舞池。我还开始更加注意自己的衣着，尽管我依然是便宜货商店的牺牲品——我最喜欢的服装店是“罗斯打折服装店”。
与此同时，从周一到周五，我每天都去办公室，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现在我为一家数十亿美元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工作，而且担任着高管职务——恐怕我是担任同样职位的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我想，我应该有理由感到骄傲和高兴。但事实上，我痛苦得要命。
让事情更糟糕的是，我原先那个程序员——那个伦敦来的家伙，那个让我关张整整一个礼拜的家伙，决定起诉我。他从报纸上读到关于我与ValueClick交易的有关报道——那是大新闻，很难被错过——开始从背后向我开火。我被迫接受无穷无尽的作证程序，一台摄像机随时录下我的证词，并且还得接受无穷无尽的无法作答的质询。你说“是”也错，说“不是”也同样是错。这就是标准的开庭程序。律师们会告诉你，作证程序就是设计来陷害你的。常见的手法是使用“论证式”（argumentative）提问。其中经典的提问方式是在提一两个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比如“你的名字是叫古尔巴克斯？查哈尔吗？”“你是住在圣何塞市吗？”）之后，问你：“你现在还打你的妻子吗？”这种问题你无论如何回答都会输。无论你怎么回答，你都有罪。而任何刺激我发怒的问题都有助于增加他们的赢面。他们有所谓的肢体语言专家在旁边等着，准备仔细观看录像带，只要我表现出任何不舒服的地方，他们就可能报告说，我在撒谎。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竭尽全力避免自己崩溃掉，因此每隔一小时左右，我就会请假去男盥洗室，在那里用冷水泼脸，并告诉自己冷静下来。“你不要生气！你不能输！你要诚实而镇静地回答他们的问题，你会熬过去的。”
这是一场心理战，而我熬过来了，因为我知道我根本没做错任何事情。我们签过合同的。我承认，这是一个十六岁少年起草的合同，但它依然是一个合同，我们俩都不是闭着眼睛签下这个合同的。
不过，最终我的律师劝我还是和解了算了。“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他说：“法律诉讼很少能够决出对错来。这是贪婪在作怪。他看到了一大笔钱——4000万美元哪——他想从中分得一杯羹。”。 最好的txt下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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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他应得的那份都给了他，甚至还更多！”我说：“况且这笔钱现在也没有那么多了。”
“古尔巴克斯，你没有听清楚我的意思。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你把官司打下去，你花的钱要多得多。我劝你还是和解了算了。”
最终，我意识到他是对的。我写下了一张大支票，让那小子从我跟前滚蛋。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要选择好你的战场。
我吸取了另外一个教训：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官司最多的社会里，因此我有四个字留给你作为建议：“小心背后。”几个星期之后，也许是觉得经过这么痛苦的折腾之后，自己已经被提前送入了成年期，我决定是时候离开家，独立生活了。我希望以此向父母表明我已经能独立了。只要我住在家里，我父亲的话就是法律，而我不想这样——我决定要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我还记得我将这一决定告诉父母的那个晚上。我刚下班回来，希望尽快办完这件事。我一走进家里就听见父母在吵架。听起来他们在为琐事争吵，而我急于把事情办完，所以，我直接过去打断了他们。“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搬出去了。”我说。他们不理我，继续争吵，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你们听见我在说什么吗？我要搬出去住了！我要从家里搬出去了！”
他们俩同时转身看着我，依然是怒容满面，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了同一句话：“好吧！”
想起来真是有点好玩。
不久，等他们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之后，当我们像成年人一样谈起我即将离开这件事情时，他们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勉强接受这一决定。“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呢？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为你准备得好好的。”父亲说。我母亲也附和说：“你怎么能够应付得过来呢？你还是个孩子。你甚至都不会烧热水。”
我理解他们的忧虑。我一直过着被人照顾的生活，离开家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是我想要的生活。而一旦我想要什么，我总是努力让它付诸实现。即使是他们的眼泪也不能阻止我离开这个家去独立生活。
当事情清楚地表明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时，我的父母开始有点惊惶失措。他们不断劝说我放弃这个想法。“你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呢？所有的印度人家庭都不会这么做的。我们的传统是大家住在一起。”事实上，他们是对的。在一个典型的印度人家庭中，儿子永远不会离开他们的父母，他们甚至在结婚后也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我却打算在十八岁并且还是单身时就离开家，这就是他们感到难以接受的原因。“我们有什么地方没有满足你吗？你不喜欢这儿吗？”
“不是。我非常喜欢这儿。我只是想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对于一个美国家庭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的家庭来到美国时却怀抱着一个特别的希望，那就是我们会一直作为一个大家庭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这就是我们努力工作的回报吗？”父亲问：“让我们的儿子离开这个家？让我最小的儿子抛弃我们？”
我母亲则说：“你看看我们都多大年纪了！现在，谁来照顾我们？”
罪恶感啃噬着我的心，但我坚持要出去，并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公寓——有时候和哥哥一起去，有时候和我的朋友特洛伊一起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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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在佛雷蒙特市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这个地方距离该市印度人社区仅几个街区远，离我们的办公室只有大约10分钟的路。这是一幢新楼，几乎所有的租户都是白种美国人，并且看上去非常干净、利落。我喜欢新东西，也喜欢干净，所以我走进去和楼房的经理谈谈。其结果，这个经理很不友好，很不尊重人。她很不情愿地让我填写了一张申请表格。当我填完之后，她看都没看就收起来，并保证会和我联系。“我们需要进行信用考察等工作。”她解释说。
尽管她很不友好，我开车回家时心情还是很好。我知道我的信用很好，我的决心已下：那幢新楼就是我想要住的地方。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那个经理问进展如何，她比前一天更加不友好：“对不起，你的信用报告不太合格。你的申请被拒了。”
“这怎么可能呢？”我问：“我的信用好得不得了。”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她说：“我只知道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好吧，是谁进行信用考察的？”我问：“你们肯定搞错了。”我想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刚把我的公司卖了4000万美元，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买下整幢楼！但我忍住没说。
“我不知道谁负责信用考察。”她说，听上去很不耐烦的样子：“总部把这项工作外包了。”然后，她挂断了我的电话。
我给她打过去，但她不接电话。我给她发了无数条短信，她也不回。于是，我找到了这幢楼的业主，告诉他发生的事情。“我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我说：“我并不想找麻烦。但我知道我并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被拒的。假如你们是因为别的原因——比如说我的外貌——而拒绝我的申请的话，我想提醒你们，加州已经有法律明文规定保护像我这样的人免遭歧视性待遇。”
我想，有必要直截了当地把事情说清楚。佛雷蒙特市很多居民是印度裔，但这幢楼位于该市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社区，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个经理就是不想让非白人入住。
那幢楼的业主问我是否可以先别挂电话，等他一下。几分钟后，他回到了电话机旁。“一切都没问题了。”他说：“过去跟她说一下就行了。如果你想要那套房子，它就是你的了。”
第二天，我回到那幢楼，那个经理正在那里等我。她努力向我露出一个笑容，但笑得很勉强。“我想我们搞错了。”她说：“你可以在下个月第一天搬进来。”
“谢谢。”我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告诉父母我已经找到一个新公寓。母亲惊呆了。父亲则没有什么表情。
“你们听到我说的话了吗？”我说：“我找到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房子，我要住进去了。”
“我们还以为你不会真的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