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有着清晰的例子可以作为佐证。
在我国的信息产业内，依靠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行为，早已为我们每一个人所感知，比如说，像固定电话的月租费、移动电话的双向收费，都是极度不合理的收费项目，然而在这些领域，消费者是没有另外的选择的，因为垄断的存在，使得这些垄断企业可以肆无忌惮地抬高资费标准，甚至是巧立名目来进行不合理的收费。
再比如说，像交通、石油这类行业，由于资源被牢牢地把持在政府手中，使得民众无法享受到其他企业的服务，任凭资费标准多高，都不得不承认这一既定事实，而在金融领域，则有着存款利率上限管制、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的垄断性措施，创造出一种政策性的利润差，保证了金融行业有稳定的收益，这种情形的存在，实际上是对中国金融化的一种摧残，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我们还要谈到它。
实际上，关于垄断的情形，还不仅仅表现在利润方面。
在对优势资源的垄断权上，国退民进的恶果同样显著。比如说，像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煤炭、航空、金融等资源，都是具有超高盈利能力的领域，假如能够将这些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无疑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民间资本的成长，而在政府垄断的前提下，这种美好愿望顿时化为了泡影。
再次，在获得投资的优先权上，国有企业也同样形成了垄断，在这一次经济危机的救赎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绝大部分投向国企。使得国企资产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增长，根据统计，在这种政策的倾斜之下，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已经从1999年的9万亿元，到现在已达43万亿元，10年间翻了4番之多。
在融资市场上，国有企业也同样保持着近乎垄断的优势，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上市资格的获取上，基本上是只对于国有企业开放的，民营企业想要上市，只能通过购买国企“壳”资源这样的另类方式。
从这里可以看出，国进民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中所有权的转换，最关键是它会不仅让中国的经济带入到一种将来很难复原的深远影响，而且它会对中国整个社会包括收入分配、未来的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然而，在一部分学者看来，给予国有企业以优势地位，可以在短期内建立起具有相当实力与竞争力的大型企业，甚至可以与国外的大型企业抗衡，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行为。
那么，假如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它就势必要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之下——国有企业必须真正属于国有。
定位模糊的国有企业
国企究竟归谁所有？
从字面上看，所谓的国有企业，自然是归国家所有，但是假如我们把眼睛放亮些，就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全新的认识。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归国家所有的说法是成立的，因为在那样的经济体制下，国企虽然享受着资源上的优势，但是却要接受国家宏观调控的统一调配，上面如何说，国企就如何做，按计划生产，按指标销售，看上去有企业的名义，实际上只是一个个为国家计划服务的生产车间而已。
然而当市场经济到来之后，国企就不再是过去的国企了。
这些开始了独立生存，不再依靠指标和计划经营的“国企”，依靠着“共和国长子”的独特身份，从政府获取优势资源的垄断权、优惠特权；从市场上获得利益而不承担风险；即便企业出现亏损，也有政府为其兜底，企业员工依旧拿着高薪，可以说，这样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占有了旧国企的优势，市场经济的利益，早已不再是旧日里面目憨厚，一本正经的老大哥。
除掉这一点之外，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问题，也很是令人担忧。
我们可能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国有企业的利润，理所应当属于国家，属于政府。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许多人都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
国有企业的利润，实际上是上缴给国资委，而非纳入中央财政的，按照正常的想法，国有企业是公共企业，是国家资金的来源，它的盈利理所应当进入国家财政，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公共分配。然而当国企的利润交给国资委之后，这种情形就发生了变化。
本来应当在公共领域内进行分配的资金，却变成了国有企业内部的资金大循环，这就好像一个黑帮的总堂口，把各个小弟搜刮来的钱汇总之后再分配下去。那么我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质疑——像这样事实上已经结成了一个坚实的利益集团的国有企业，它既不能为国家财政做贡献，又要占有最好的资源，打压民营资本的增长，那么它存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
更严重的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国有企业要么是官员控制，要么是高级管理层控制，而官员和高级管理层本来就是双向流动的，某部委的部长、副部长可以随时空降到国企中担任领导，而国企的领导也可能调任入朝，成为某一部门的领导，像这样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早已成为了一个官员阶层所共有的企业，早已脱离了计划经济时代全民所有的国有形式，所以无论它的考核也好，最终的晋升、业绩处理也罢，都是取决与上一级行政官员是如何看待的，而非取决于市场，这样一个不唯实，只唯上的特点，就决定了在国有企业中，做人绝对重于做事。
而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中国顿时出现了一个以政府为背景、国企为依托的权贵阶层，它们在市场经济中予取予求，随心所欲地攫取资源，排斥异己，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体系内最大的毒瘤。
历史上的教训（1）
阳光之下，再无新事。
当我们对“国进民退”这一话题大加热议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这是中国现阶段最尖锐的新问题，然而假如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这样的故事不仅毫无新意，甚至还有着深刻的教训。
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曾经有过这样专门的一节，题目叫做“民族资本主义的春天”，内容描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民族工业也因此呈现出繁荣的面貌。
可以说，这样的论述是历史课本中少有的准确言论，事实上，从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倍。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
然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盛行一时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遭遇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质疑，而就在此时，实行“统制经济”的纳粹德国，却在一片废墟之上重新崛起，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也通过两次“五年计划”，一举成为了新兴的工业强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计划经济的思潮便开始在中国泛滥开来，而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决策层中，以蒋介石、宋子文为代表的政策制定者，也同样对“国有化经济”情有独钟。
于是，在“九一八”事变的内忧外患之中，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了全新的经济体制，把国营企业的发展放在了首位。在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而在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借此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国民政府还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略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到1939年的时候，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最终确定。
非常时期，在国家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并无不可，然而在这种趋势下所出现的种种侵吞行为，却成为了摧毁当时中国经济的最终祸患。
当国家资本进入到诸如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的时候，一批以政府为背景依托的权贵官僚资本，则借助了国有化的东风迅速崛起，凭借着体制带来的优势，将许多优质的民营企业趁机纳为私有。
于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融垄断、通货膨胀、物资管制等负面因素又随之而生，使得本来具有美好前景的民营企业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开始变得日益凋敝，在金融业只对国营企业开放的条件下，这些民营企业举贷无门，不得不以高昂的利息去借高利贷，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又使得到手的资金迅速缩水，好不容易将企业发展的资金筹集完备，在物资管制的压力面前又顿时束手无策，就这样，民营企业在国营与权贵资本的双重挤压之下开始变得萎缩。
在抗战胜利之后，大批日伪产业的被接受，更使得国营资本变得空前膨胀，到1948年的时候，民营工业资本缩水到仅为战前的，而国家及官僚资本则增至战前的倍。
在这场浩劫之后，大批的民营工厂纷纷倒闭，以至工人大批失业，物价飞涨，税收锐减，通货膨胀最终失去控制，导致了最后的大败局。
历史上的教训（2）
在过去的总结中，我们在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军事因素的同时，往往也会捎带批评一下经济上的因素，现在我们看来，与其含糊其辞，不如说是这种权贵资本对民营资本的侵吞，才是一切败局的总源头。
及至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在痛定思痛之后，将“国营经济民营化”作为新的发展方针，由此才带来了台湾经济在七十年代所出现的腾飞。
回忆这样的往事，意义并不在于史案钩沉，找出更多的猛料，而是在今日“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以史为鉴，为我们的论述做一个小小的注脚。
美国的企业接管与国进民退，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以中国的政治传统，每当政府想要做一点有悖常理的事情时，总会引经据典，从过往中寻找理论依据。这一次的“国进民退”也同样不能例外。
在一部分学者看来，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着政府接管企业的行为，而且无论是数量还是力度都丝毫不逊色，因此看来，这一次的国有化运动并非无例可循，是有着发达国家的案例作为依据的。
可以说，大凡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要么是只看其一，不看其二；要么则是别用有心，专门寻章摘句意图献谄，前一种人是天生糊涂，后一种人则是毫无公心可言的“宠物学者”。
那么，这里说到的“发达国家接管企业”，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真如这部分人所说，不仅数量大，而且同样颇有力度，只不过，在发达国家中，由政府接管企业和我们所说的“国进民退”根本不是一回事。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与西欧国家的政府接管行为，其实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危机处理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当企业陷入困境难以为继的时候，或是出于战争等紧急状态的时候，政府才会将其“全资国有”或是实质性地控股，这种接管的性质是拯救或应急，而非政府通过侵吞优质资产来发财。
在上个世纪，出于紧急需要，美国曾经有过多次这种大施拯救的行为。比如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17年，为了保证战争运输的顺利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