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7年，为了保证战争运输的顺利进行，联邦政府强行接管了美国的铁路公司，并由政府来对其进行经营。在一战结束两年之后，政府开始了补偿铁路公司投资者与股东的损失计划，同时重新将这些公司转让给私人投资者，让民间资本实现自我经营。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二战期间，出于战时紧急状态、为了确保军事供应方面的安全，美国政府将几十家私人铁路公司、煤矿、杂货零售公司接管下来，在战后重新归还。
即使是这种性质的接管，民众也是报以反感态度的。
比如，在1952年的韩战时期，美国若干家私人钢铁公司威胁政府，准备进行全面*，将战时钢铁供应断绝，在这样的压力下，杜鲁门总统宣布将88家私人钢铁公司列入政府接管的名单，以保证战争能够不受影响。
然而，令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这些钢铁公司的股东集体起诉政府，指控总统命令违背宪法，最后官司甚至打到最高法院，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最高法院最终判定总统越权违宪，判决将这些钢铁公司归还给私人股东。
从这些例子，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政府接管、政府控股的事件中不难看出，美国的政府的接管行为、控股行为的目的，绝不是由政府长期经营企业，也绝非争夺社会优质资产，更不是由政府来获取利润，只是为了解决危机与保证特殊时期的国度。
正因为如此，这种由特定时期特定时机而引发的政府行为，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国进民退”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机制，它不是对民间资本的排斥，更不是将民间资本强取豪夺为政府财产的国有化，而是一种辅助性的援助措施、或是一种着眼于大局的调控方案，可以说，这种政府行为，是基于维护公众利益，维护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绝非对市场经济的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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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垄断下破灭的欲望
当自由经济彻底打破了物物交换的模式之后，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个困扰千年的问题，这就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
所谓的无限欲望，是基于社会资源共享所产生的不满心态。如果一个人所处社会的资源业已枯竭，所有社会成员都以一穷二白的状态生活着，那么他必定会感到满足，因为不存在任何资源，自然也就谈不上与他人分享。
而另一个人则处于资源与财富极其丰富的富庶社会中，尽管物质生活相当优裕，他甚至可能占有较多的份额，但看到其他人也在均沾资源，自己并没有掌握全部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势必会产生强烈的不满心态，认为自己的生活还不够好。
欲求不满，是永无止境的。占有少数资源时，希望占有更多的资源，占有多数资源时，希望占有全部资源。所谓的适可而止，满足个人的最大效用，只有抱有这样的经济观念，才能够遏制无尽的欲望，停止对利益的争夺。
以适可而止的主观心态为依托，在客观上由国家出面，大力弘扬淳朴节俭的社会风气，由统治者来做出表率，消除逐利思想对于人心的蛊惑，将民间风气导向的主动权牢牢地把持在国家手中。然而，当国家成为了专事利己的经济主体，将社会资源经营权收归国有，成为了利润集中点的时候，这种对于国家的期望就此破灭了。
当国家开始着力于与民夺利的时候，拥有强势权力的国家很快便占有了绝对优势的资源，变得富裕起来，
国家对资源的过度占有，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心态，更刺激了其抢夺资源的欲望。
在国家垄断经济社会中那些宝贵的资源之前，民众对于资源的控制是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上的，这就是说——尽管单个民众对于资源的占有并不高，但资源对于民众却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取之用之，无非是因为受个人的力量限制，无法实现规模化的开发而已。
但当国家实行行业垄断甚至禁入政策之后，民众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其对资源的开发被政府以法律的形式严格加以禁止，从而对其在心理上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民众掌控的资源再少，终究是可以按照自身意愿来进行。把全社会的财富资源集中起来，却严禁民众再染指其间，将这种前后的反差进行对比，一种不满的情绪立即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正常的谋利之路被堵死，民众在逐利思想的作用下，极有可能开始寻求非法的途径，为了零碎的点滴利益而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更严重的是，民众很容易国家产生了对抗性心理，这种心理作用于民众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因为利益而结合，形成了一股与政府相对立的力量，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我们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市场经济的历史传承
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民间资本的成长，有着历史性的传统；也正是因为如此，任何无视于这一点，尝试着对民间资本进行打压的政府，在实际上都代表着一种倒退。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和习惯的。如古代商朝人就具有明显的经商传统。而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商”的原因。
传说中商朝的先王亥，曾经亲自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有易氏的地盘经商，结果被有易氏杀害，从一个侧面，这段故事正说明商部落首领已经开始参与和控制商品交换的活动了。而当商朝建立后，随着商王朝的势力的逐渐壮大，商王室和奴隶主贵族非但没有停止经商的行为，反而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参与商业活动了。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或交换提供的产品就越来越多了。这时取得了国家权力的商王和奴隶主贵族，也已不像以往的部落首领那样，赶着牛羊亲自参与交换活动了，他们将交易的具体事务交给了奴隶管家，以及诸如“小臣”之类的官员来进行具体负责。
而当时代进入到商朝末期后，商品交易市场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商王朝的统治者在营造宫室的同时，也在其中划出专门的九块区域，作为商品的交易市场，而那位辅助周武王夺取天下的姜太公，在发迹之前就曾经在肉肆、酒肆上做过生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人们对经商的重视和普遍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而当时代进入到周朝之后，统治者在对远在卫国的殷民进行教育时，更是在鼓励他们在专心种植粮食，勤勉地侍奉父辈的同时，不忘牵牛赶车，到远处的地方去从事贸易。
由此而见，到了西周晚期，商业活动已经深植民心，私人工商业也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家的统治者，非但不对工商业的发展进行抑制，反而实行“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利器”的政策，以便坐收物资流通的便利，加快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
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当某一个诸侯国的工商业发展得较快时，其国力确实强盛得要比其他诸侯国更快一些，楚国刚刚搬迁到江汉地区时，其国境内还是大片大片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荒野，而当其国境内的工商业迅速崛起的同时，其国都也就成为了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了。
民族的自我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如何能在这一“外患”的条件下处之泰然，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家能否拥有一套妥善的经营学说。
然而在国家经营这个问题上，所涉及到的是非并不多，涉及到的利害却不少。
属于道德范畴的是非立场易于取得一致，但经济行为中的利益调整，却多不过是社会各阶层的博弈与合作，这种利益的调整本身就决定了冲突与争论在所难免，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始终面临着对诸多的经济学命题的痛苦思考之中。
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硕果仅存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在这样的文化之下，对于政府的迷信与依赖，对于威权的崇拜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至政府，下至民众，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一种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当这种欲望与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时，便会酝酿出一场政府与民众的利益争夺。
相对于政府而言，民众无疑是弱势的，原因就在于在签订社会契约之初，政府已经得到了民众所赋予的权力。于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为了保证能够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一个丰收者的角色，权力就被用度为经济制度，将各个市场、各个行业乃至于整个经济框架，都变成了政府利益的寻租场。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在“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论调中踟蹰难行；于是我们看到，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之间变得异常强大；于是我们看到，国有企业对于山西煤炭企业的收编、山东钢铁对于日照钢铁的强行并购，看到健力宝、华晨这些熟悉名字在“国有”的名义下黯然退场。
当一个政府以强势面目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的时候，无疑意味着民众的悲哀，更是整个国家经济的悲哀，恰如寻租理论创始者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所论述的那样：
〃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
旨哉斯言，然而，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它的国情、它的制度、它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一应面貌，都来自于历史上这个民族的自我选择。假如我们无从意识到这一点，那么相信我们在这本书中所期盼的进步，便绝难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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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金融化就没有现代经济
正如资本化是把某种产品变成资本，可以定价和交易，从而促进了市场的形成和分工的深化一样，所谓的金融化就是把某物变成金融商品的过程。
这种东西可能是土地，也可以是资源、是财产、甚至是未来的预期收入，由此，某物的所有权和分配权都得以界定，可以拿来用货币进行定价，可以被拿到市场上交易，可以按揭付款，以便把一次性大额开支进行分摊，也可以抵押、可以贷款，可以运用杠杆，甚至可以通过票据化、证券化的手法，将未来的收入提前变现，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还可以利用未来的收入流进行投资，通过这个过程衍生出更多的投资品……
在我们前面的讨论中，知道了金融化可以在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方面发挥作用，实际上，这仅仅是其在资本领域的效力而已，在其他方面，金融化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通过消费领域的金融化过程，我们可以利用信贷方式，提前过上幸福生活，在最需要财富支持的时候获得财富；而在未来的收入流变现之后，我们还可以利用获得的财富来进行投资，实现财务自由，为未来的生活做好保障。
从大的方面来看，通过金融化的努力，企业可以更快地募集到更多的资本，从而实现快速发展，产业可以通过更多的资本，实现有效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
无论是英国的海外贸易，还是美国的科技创新，都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