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民众的居住需求因为价格因素而无法得到满足，那么它就必然是高昂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房价是否高昂，其判断标准只有很简单的一条：房价是否超过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
那么，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我们的房价是否超过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呢？判断这个问题的标准，又取决于什么样的因素呢？
房价与民众收入的关系
可以说，当房价在多年时间内持续上涨，其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民众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时，就意味着其距离民众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的收入即使上涨，也会被更快的房价增速所抵消，加之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让万千民众再也无缘得享消费福利。
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在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之后，消耗掉了数十年的积蓄，而采用按揭贷款方法购房者，则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为还贷压力所累而不堪重负。
在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堪为佐证：在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大为降低，了解这一数据含义的人都知道，这本是一个值得欣喜的变化趋势，说明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正在变小，说明民众的生活正在变得富裕起来，不过在中国，这一变化却蕴含着另一层面上的含义。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是，我们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在通膨已显雏形的今天，甚至还有变少的趋向，而恩格尔系数却是实实在在地降低了，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居民用在食物上的支出变小了，简单说，就是我们的食物水平正在变差。
那么，节省下来的钱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这些钱被悉数投入了房贷消费，投入了购房消费，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众正在被迫节衣缩食，来购置一套高价的商品房，用以保证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或者说，中国的民众正在牺牲自己的一部分生存权利，来换取另一部生存生存权利。
在高昂的房价下，中国民众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不得不被迫透支，在中国社会保障体制严重不健全的情况之下，诸如医疗、教育、养老等许多消费项目，都必须由民众自行来负责，当民众没有住房压力的时候，凭借其微薄的收入状况维持这些尚且举步维艰，而当高房价的现实成为了民众的桎梏时，势必会在民生之上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其本质无疑是对民生构成了恶化。
民生不济，简单说就是老百姓手中缺钱，然而，有人会在这里提出质疑，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居民收入不是每年都处于上升状态吗？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吗？
不错，居民收入的提高，的确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许多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在内，也纷纷提出这一观点，借以论证房价的增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一件事实是——收入的增长只是民生的一个方面，它绝不代表，也不能代表购买力的同步提高。
像前文所说的那样，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将民众在收入上的增长蚕食得一干二净，正如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民众收入增加了，教育的收费也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提高了，医疗的费用也提高了，民众的收入上升了，养老的费用也上升了……这些本应由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福利产品来提供的项目，聚合在一起，在一瞬间便将收入的增长抵消殆尽。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引入经济学上的一个术语，叫做居民消费福利，该如何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呢？其实很简单，它指的是居民对生活品进行消费的能力与愿望。那么，在这里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房价之高，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我国居民的消费福利。
我们看到，在高房价的重压之下，许多城市居民买不起房，而房价的上升，又使得房屋租赁价格水涨船高，这就导致出现了一大批低收入居民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尤其在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农民工等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学者廉思在其著作《蚁族》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唐家岭是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从这里看不出任何京都的气息，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由于环城带地区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可开发利用的土地相对较多，开发建设速度加快，就业、创业机会亦相对较多，加之这个地区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因而形成聚居。在这里居住的大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有些甚至还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他们有基本一样的情况，拿着一千多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三百元左右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唐家岭居住着四五万人，除了本村居民三千余人外，其他的都是如此生活……
毋庸置疑的是，许多青年怀揣梦想来到城市，却遭遇到了最残酷的现实，这种情势的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创业热情与幸福感，而对于这样一些低收入群体而言，即使他们的收入能够得到上涨，也基本上无从谈起改善生活，因为在越来越高的房价之下，他们不得不拿出收入中很大的一部分来应付房价、应付房屋租金的上涨。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清楚了中国房价是否高昂，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弄清楚房价高昂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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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里的资本为什么这么多
假如我们要寻找中国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原因，那么资本的因素，是绝对不能够回避的。
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其特殊的性质决定了它注定会是一个最庞大、吸纳资本最多的投资领域，而我们都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当一个领域内的资金存量过多的时候，这个领域就必然会变得热度空前，而对于资本而言，它总是会投向那些回报率最高的地方，这样看起来，房地产市场的过热，房价持续几年的快速上涨，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巨额的资本支持。
那么，资本不会凭空而生，在房地产市场内逡巡的巨额资本，又究竟是从哪里涌来的呢？
楼市中的资本来源，最重要的渠道便源于中国的货币过多，归根结底来说，其根源就是流动性过剩。
所谓的流动性，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货币投放量的多少，所谓的流动性过剩，指的自然是拥有过多的货币投放量，而这些多余的资金，必然要自行寻找投资出路，而正如我们所说，巨大的资金如同一炉沸腾的铁水，无论流入到哪个领域中，都会令这个领域焕发出巨大的热度，于是便孕生了投资过热现象。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才造成了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呢？
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长期依靠出口，使得在外贸中始终存在不断推升的贸易顺差，当那些获得了大量外汇的出口企业，不断地将手中的外汇兑换给政府的时候，政府就不得不向经济体系内加大人民币的投放力度，由此便造成了货币投放量过大，形成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对于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都已经承认了这一事实，唯一有所区别的是大家对具体数字的尺度不能保持一致，这样的现象属于中国国情所独有，不过，好在事实已经相当醒目，即便是你我能够观察到的数据，也无法回避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根据早在2007年6月底的数据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3326亿美元，其中大约有2663亿美元是在半年之内增长出来的，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之多。在这样的前提下，央行随之发行了超过十万亿人民币，用来购买这些外汇资产。
十万亿人民币流入经济体系内，所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当这些资金中的一部分流入楼市之中时，房地产市场想要继续保持平静，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假如说流动性过剩是由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那么楼市资金中的第二大来源，恐怕仍然要归结到制度上来，这就是中国经济社会中失衡的收入分配。
阳光之下，再无新事。对于中国而言，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①早已超过了，而在独立经济学家的判断中，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甚至会超过。即使刨除掉*和灰色收入等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现象，也已经相当严重。
在《财富》杂志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在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的家庭间，其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31倍之多，这样的数据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高收入阶层，由此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消费低迷、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空前旺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投资过热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了那些会带来高回报的领域，而房地产市场的回报率又大大高于其他可投资的产业。这就再次在制度上为中国的过热楼市，过高房价提供了资金上的基础。
造成楼市中资金膨胀的第三大原因，尽管和民众有着莫大的关系，但实际上认真思考一下，其本质仍旧难于摆脱制度上的影响，这一点就是居民储蓄的转移。
不论许多专家、学者如何讳言，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始终是笼罩在经济体系上空的一层阴霾，尽管央行有着加息的举动，但在这样的前提下，扣除利息税之后，人民币实际上是以负利息的面目呈现在公众面前，购买力的下降、货币的贬值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于是，面对着手中财富不断缩水的现状，中国民众将资金从银行中取出，转移到投资领域，已经成为了自救的本能行为。而我们看到的储蓄率负增长现象，正是源于这样的现实。
在这几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可用来投资的资本变得空前地充裕，尽管我们在资本领域还只能算是贫乏，但当这些资本集中在房地产市场当中时，便自然呈现出总体资金过剩的态势。这其中既包括了社会富裕阶层将高度集中于其手中的社会财富进行投资的要求，也有着普通民众不希望手中的“保命钱”过度缩水的殷切期望。
那么，为何这一富一贫两大阶层，都会将房地产市场当作最好的投资选择呢？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说起了。
狭窄的投资渠道
在过去的几年中，“世界工厂”这个词被各方媒体广泛地使用，在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种“工业霸主，舍我其谁”的感觉，似乎炼出了更多的钢、造出了更多的吸管、袜子和衬衫，我们就成为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制造业强国。
然而我们知道，在今天这样一个因为信息技术而变得更加紧密、方便的互联世界中，世界本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厂，而原本相对独立的各个国家，则随之变成了这个大工厂中的一个个小车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寄希望于成为那种由一国垄断整条产业链生产的世界工厂，无疑带着一种异想天开的色彩。
在这样一个“大工厂”内，各国的角色由它们各自的资源禀赋与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