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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出于戏剧需要，对柳敬亭从武昌赴金陵斡旋这一史实并未采用，因为如果采用，柳敬亭就成了很显要的戏剧主角，这不合此剧的格局。对于柳敬亭从武昌赴金陵，《桃花扇》写为让柳敬亭赴金陵送达声讨马士英阮大铖的檄文，而这个第三十一出戏叫做《草檄》，主要情节是写左良玉如何决定进军金陵，*马阮，因此，柳敬亭也不是这出戏的主角，而只是在这出戏的末尾时，挺身而出，表示愿赴金陵传檄。剧中人们赞叹说，“这位柳先生，竟是荆轲之流，我辈当以白衣冠送之。”他们发出了“义士，义士！壮哉，壮哉！”的赞美之声。剧本的收场诗还写道：“从来义士无还日，眼看长江下海门。”这些，与剧情当然是契合的，渲染了当时一种历史的氛围，但孔尚任确实也借此对历史中的柳敬亭表示了极大的敬仰。
关于柳敬亭在左良玉军幕中的积极作为，还应单独说一说的，是柳敬亭对左良玉最根本的影响。《桃花扇》在第十三出《哭主》中，安排了柳敬亭为左良玉说书，是《秦叔宝见姑娘》（姑娘即姑妈）。这段说书中的情节，对应着左良玉的生平经历，以至于令左良玉三次发出感慨：
第一次：＇小生掩泪介＇ 咱家也都经过了。
第二次：＇小生作骄态，笑介＇ 俺左良玉也不枉为人一世矣。
第三次：＇小生照镜镊鬓介＇ 俺左良玉立功边塞，万夫不当，也是天下一个好健儿。如今白发新生，杀贼未尽，好不恨也。
孔尚任这就具体表现了柳敬亭对左良玉是如何劝忠劝孝的，历史地看，这就是当时柳敬亭力所能及对左良玉的积极影响，当时明朝将领只要心中真有忠孝二字，就能内顾大局，外不降清。这两点，许多人都没做到，而左良玉做到了。钱谦益的《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就是肯定了柳敬亭的这个积极作用，说“宁南闻之须猬张，佽飞枥马皆腾骧。誓剜心肝奉天子，拼洒毫毛布战场。”可惜的是，后来，清军在明朝降将赵之龙引导下开进南京城时，钱谦益本人却与一些官僚、文人，站在了迎接清军的队伍中，被讥为晚节不终。
从柳敬亭得左良玉信任之深，即可证柳敬亭对左良玉的思想影响之大。钱曾为钱谦益这首《左宁南画像歌》作笺注，说到左良玉对柳敬亭信任的程度：
“宁南既老而被病，惟块然一榻，柳生敬亭者善谈笑，军中呼为柳麻子。摇头掉舌，诙谐杂出。每夕张灯高坐，谈说隋唐间遗事。宁南亲信之，出入卧内，未尝倾刻离也。”
我们由左良玉让柳敬亭找人为他画像，而且把柳敬亭也画了进去，站在左良玉身边，可以看出，左良玉对柳敬亭已经有了一种倚仗之感。
此画像就是钱谦益作《画像歌》的这幅，王猷定对此也作过《画像赞》，说：
“柳敬亭为左宁南写照，而自图其像于旁，志不忘也。”
其实，也许王猷定是把话说反了，可能更应当这样说：
“左良玉令柳敬亭找人为他画像，且令亦图柳敬亭像于其旁，示不忘也。”最起码，不得到左良玉同意，柳敬亭是不好“自图其像于旁”的。左良玉旧藏有《关陇破贼图》，说明他很喜好让画家给他写照。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画像是很久之后柳敬亭出于想念和纪念请人给画的，一切都是柳敬亭的事，与左良玉无关。
《桃花扇》最后一出《余韵》，让角色柳敬亭挥泪而言：“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孔尚任这样处理，大体就是依了王猷定的说法，至于钱谦益作《画像歌》，是柳敬亭持画像相邀题赞，则差不多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幅图像，是左良玉《军中说剑图》，这幅图是如何画出来的，目前不见有说法。此图有陈维崧《湖海楼诗集》载《左宁南与柳敬亭军中说剑图歌》为证。这首三十二句长诗，是这样描绘的：
“左坐一将军，右坐一辩士。辩士者谁老无齿，魋颜折胁丑且鄙。得非齐蒯通，乃是柳麻子。此翁滑稽真有神，……”
诗以夸张笔法，形容柳敬亭之“丑”，其实是赞美他“真有神”。
总之，左良玉对柳敬亭信任有加，二人相处甚得，以至于左良玉要委任柳敬亭为官。吴伟业《柳敬亭传》说，“左因强柳生以官，笑弗就也。”左良玉是要柳敬亭做什么官，与柳敬亭同时代人的泰州诗人宫伟镠《柳逢春列传》中说是“授镇衔，又令署武昌县，俱不受。”此说为《道光泰州志》采用。宫伟镠就是从柳敬亭在左良玉军中的贡献，与柳敬亭拒不受官职，来对柳敬亭作出他的评价的：“前有调护之功，后有嘉遁之志，即不以伎名，亦足雄天下，而伎实可自雄。”就是说，柳敬亭在左良玉军中所做到的一切，以及他作为身怀绝技的艺人，都是很了不起的，皆足以雄天下。
第五部份 遭逢巨变 成为隐者
马士英、阮大铖联合四镇军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拥立”弘光登基之后，一方面*东林、复社士人，一方面把持朝政，派遣左懋第前往北京，“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幻想通过吴三桂与清朝妥协，重复南宋偏安江南的故事。所以，对于柳敬亭作为左良玉特使前来联络团结，以求共保江山，他们不感兴趣，对于手握重兵的左良玉也就不能放心。时阮大铖为兵部尚书负责江防，在南京西部坂矶一带筑城派兵，以对付武昌上游。吴伟业《柳敬亭传》说，柳敬亭“闻坂矶筑城，则顿足曰，此示西备，疑必起矣。”看出了马阮辈的奸臣之心祸国之举而忧愤不已。只可惜吴伟业一类人习惯的是古文，记事过于简洁，不能让我们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情况。
今人陈汝衡在《说书艺人柳敬亭》中认为，柳敬亭作为特使前往南京之后，一度回到武昌，并且报告了坂矶筑城的情况，认为是“猜疑”武昌，“左良玉听了很是悚然”。 此说大体可信，因为柳敬亭作为特使在南京完成了使命之后，当然要回到武昌报告此行情况，也就不可能不谈起坂矶筑城的事情。
马阮一方面排挤史可法等人，一方面逮捕东林前辈雷演祚、周镳，以及复社士人陈贞慧、吴应箕等下狱，对曾在北京投顺过李自成的官员列为“顺案”查处，毫无团结各方，共保江山的胸襟。东林复社诸贤在东南一带难以存身，乃纷纷西上，投奔左良玉，其中包括侯方域这些人。此时南京又发生“伪太子案”，已经登基的弘光当然害怕真太子出现，在马阮主持下逮捕此人下狱，可是民间却硬是一致认为这是真太子。
消息传到武昌，左良玉与诸将觉得这种局面不能忍受，就决定水陆并进东下，打到南京去，*马阮奸臣，正式发出檄文，说：“……频年痛心疾首，愿为鼎边鸡犬以无从，此日履地载天，誓与君侧豺狼而并命。……愿斩贼臣之首，以复九京，还收阮奴之党，以报四望……。”
这时的柳敬亭在哪里？陈汝衡认为，“柳敬亭不曾随军，他早已东下了。他事先离开武昌，显然是左良玉令他前往南京，在左军进城前后做些政治上的工作，以配合军事。”确实，也只能这么分析。
对于柳敬亭在这一段的情况，孔尚任当时也就查无可靠文字，只能凭想象，依据戏剧的需要，安排《桃花扇》中这时柳敬亭的身影踪迹。第三十一出《草檄》，让柳敬亭做了赴南京传檄的使者，到南京投上檄文之后，也就被马阮给抓了起来投进狱中，在狱中竟与陈贞慧这些人见到（第三十三出《会狱》），然后是在清兵打破南京城的时候，逃出牢狱（第三十八出《沉江》），后来在第三十九出《栖真》中竟然成了隐于山中的一个老渔夫，说，“我老柳少时在泰州北湾，专以捕鱼为业，这渔船是弄惯了的……”（北湾是孔尚任误写，实为打鱼湾）。最后在《余韵》一出中唱了一段悲伤的《秣陵秋》而隐去，并且流泪说，“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逢时遇节，展开祭拜，也尽俺一点报答之意。”这是把他知遇左良玉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交代了一笔。
左良玉起兵武昌，顺流而东下，绵亘二百余里，军势很盛，但军纪很差，左良玉衰老，忧愤交加，病死军中，临死前对部下们说，你们守卫疆土为国效忠是上策，紧守一方待时而动是中策，解散军队各自流亡是下策。左良玉儿子左梦庚率军继续东进，马、阮调黄得功将军前来抵挡，刘泽清刘良佐二将也丢下北面防守，率军前来合围，结果左军全面溃散，而北兵趁虚而入，连夜渡淮，围住扬州，南京震恐，万姓奔逃，南京小朝廷也随之逃亡。黄得功得知这一结果，悔恨不已，自刎而死。孔尚任以第三十七出《劫宝》描写了这一不堪的情况。
左军溃散，柳敬亭留在军中的个人财物随之失去，更重要的是，在明末那样大形势下他被卷入时事而作的一切努力也付之东流，其悲伤与失望可想而知，孔尚任在《桃花扇》结局时对他的这种悲伤与失望作出的描写是合理的。
清军扬州屠城，史可法殉难，南京瓦解，马士英阮大铖等官员降清，钱谦益、王铎等文人降清，百姓们焚毁马、阮府邸，从狱中放出所谓太子，情况混乱到了极点，而清朝却逐步确立。这时的柳敬亭还能做什么呢？他确实只能像孔尚任《桃花扇》中所写的，暂且做一个隐者。
当左良玉军顺流东下时，与马、阮政治破裂，柳敬亭一时需要隐起来，是可以理解的。仅小柳敬亭十岁的诗人顾开雍于顺治七年在淮浦遇柳敬亭并听他说书；写下的诗中有这样两句，“欲烹食其侈得意，柳生夜逝还渔樵”，说明确曾有马、阮要搜捕柳敬亭这回事，柳敬亭半夜逃走，隐于渔人之中。这情况大约还是柳敬亭亲口告诉顾开雍的。孔尚任《桃花扇》中写柳敬亭隐于渔，却也是有据的了。
局势稍安之后，柳敬亭也就只有重操旧业，说书为生了。在诗人笔下，总是写着他的悲剧性：“天宝尚存遗老在，何堪白首说兴亡”（清初诗人梁清标诗句）。
第六部份 穷不坠志 松柏其坚
一
柳敬亭遭逢明亡之变，可以说，一切落空，于是，如《桃花扇》所写不可避免过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