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泰州清代学者夏荃《退庵笔记》说，“新城尚书（王渔洋）言语妙天下，好雌黄。其丑诋左良玉作贼，……深尤明季诸老为良玉左袒，并贬柳老技谓与市井无异，其论极不允。……至贬柳技，其说尤谬。敬亭热肠侠骨，求之士大夫中不可多得，故当时通侯上相，东林诸君子极重之，匪如丁、苏辈仅以其技鸣也。技即工，果足以尽柳老哉？渔洋官扬州，年甚少，华胄早达，负其才气，凌铄一时，何有于柳老？而柳老周旋明季诸贤最久，迹其生平，长揖公侯，平视卿相，无丝毫媕婀，又何肯为渔洋下？此情事之逼真者。渔洋特创为此说，抹宁南兼抹敬亭，……冤乎！”
曲艺史家陈汝衡，称柳敬亭为“一代伟大的艺人”。陈汝衡说，几百年来，对柳敬亭说书作贬词的只有王渔洋，但这只表现了王渔洋“个人粗暴的见解”而已。泰州学者周志陶，对于夏荃驳斥王渔洋，拍案叫好，并深情写道：
泰州人一向把柳敬亭与近代的梅兰芳并举，称为“梅柳”。他们一位是京剧大师，一位是评话宗师，他们是前后辉映的两颗光芒四射的艺术明星。泰州有一首流传的小词歌唱这两位艺术大师：“吴陵好，绝技柳梅双。檀扇难消南渡恨，歌衫未卸北平妆。一例管兴亡。”他们卓越的艺术成就和关心国家命运的高尚品德都值得人们无限崇敬。
主要参考书：
陈汝衡《说书艺人柳敬亭》
周志陶《评话宗师柳敬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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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闹中的古意
烟雨先生（靖江朱根勋）是一位离休干部，以创作古典诗词著名，散文也很为人称道。近读他的几首五言诗，最感动我的，是一种耿介高古的气质，这种气质，如果见之于古代高士，也许不算奇特，然而却在一位当代人的诗中很自然地存在着，像松柏的气息一样，我们这些偶尔一过的游客，不觉就感知于肺腑了，于是为之陶醉而深深地呼吸。我不由得想，这种气质，我们也许都能领会、都为之向往，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具备？还乐于具备？这就是区别之所在了。这是一种精神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明明白白看到了一种质朴高贵的古代文化精神在烟雨先生身上的传承。
且让我们来一同欣赏烟雨先生的几首五言诗：
1，昨夜北风临，纸窗发颤音。少许为春唱，多是对秋吟。（窗音）
此诗沉郁、苍凉，诗意含蓄，写得自然、贴切，十分完美。
2，田良稀莠草，屋古积尘埃。木秀林生色，名高易自哀。（赠友）
诗情高古，立意通脱，解惑释憾，怀抱为开。
3，鸟入林深静，鱼潜水底幽。心斋容八极，物外任悠游。（偶感）
在我们于外物不畅快时，就容易转入内心，然而只有阔大的内心，才能让我们悠游一切的物外。这首小诗表达的意思精粹博大而又意象生动。
4，庶草殖沙洲，风吹雨打头。春生三两叶，夏覆半边沟。
秋唱月光曲，冬眠雪影丘。霜花同落木，易瘦却难愁。（庶草）
此诗揭示出一种“庶草精神”，看似自生自灭的庶草，从此在我们眼中变得不同寻常，因为诗人把一种质朴顽强的精神赋予了它。
5，少壮从呼喊，怜阴恨已迟。老来乏专业，归去裕闲时。
伫立门前苦，无聊榻上思。悠悠来岁月，日暮欲何之。（闲者）
此诗针对离退休后的某种无所用之的现象，但厚道而并无讥嘲，写得有陶诗之味，题目亦类陶诗，是诗心所在，亦是微讽所在。
6，好酒三村醉，名花十里香。隋侯珠一粒，和氏璧无双。（说艺）
以连续四个数字、四个比喻、两句谚语、两个典故，浑接无痕成一小诗，盛赞艺术之高，先生才气亦足与之媲美矣。
高剑父的虎
高剑父的绘画理想，是建立一种区别于传统中国画的“新国画”，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折衷中西、融会古今”，“吸收世界艺术的精华，变成自己的灵肉，而成一家之艺术”。高剑父的理想实现了，这就是“岭南画派”的形成，他被认为是这一画派最重要的开山人物。
“剑父将滋长于岭南的画风由珠江流域推展到了长江。这种运动，不是偶然，也不是毫无意义，是有其时代性的。”傅抱石这句评语，说明着高剑父在中国绘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高剑父十三岁师从居巢学画，三十岁担任同盟会广州会长，追随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参加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曾经身统十万大军。后来急流涌退，专心绘事。抗战时期表现了崇高民族气节，后于一九五一年病逝澳门。从他的传奇人生可知，他的思想精神底蕴很不一般。他所作虎，有一种英雄气概。他的题材很广泛，笔下的鹰、猴也很出色，而小虫之精细，真不亚于白石；所作游鱼，逼真而美；至于山水，雄浑壮观。可以说，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大画家。而在风格上，从早年追随居廉老师的精巧淡雅，逐步走向追求“汹则汹绝、险则险绝、艳则艳绝、悲则悲绝、霸则霸绝”的“五绝”境界，一种霸悍、雄浑、苍莽、遒劲的笔意画意，跃然纸上，震撼人心。在中国画的辽阔天空中，高剑父真不愧为一支画派的领头大雁。
虎年到来，媒体介绍画虎不少，各有特色，今从网络上高剑父作品中寻来五只老虎，其形其神，皆不同凡响。落款为“高麟”所作的“回望”之虎，用笔较工，是高剑父早期作品，其深厚传统功力，早已超出一般画家之上，其虎若有所思，所谓踌躇满志。其余四虎，或有山月背景，或仅只身而卧，或在工意之间，或竟以水墨写意，然皆令人观之神旺，一扫萎靡。画家因寄甚高，则感染于人甚深，有如此者，真不可多得。其所寄，如题词曰“山中夜读兵符罢，虎啸一声山月高”之类是也。（沙黑谨识）
尴尬的父亲
我的父亲“吴承李”，道名“吴教龙”。
小时候我的环境就让我知道，我有一个尴尬的、也使我们尴尬的父亲。别人的父亲可以是干部、医生、教师，也可以是工人、店员、农民，那都说明着他的父亲从事着一份正常的乃至是堂皇的社会职业。然而我的父亲，我从小就知道：他是道士。一般说，道教是中国汉民族固有的宗教，而闻一多的研究认为，虽然道教创自东汉，奉老子为鼻祖，其来却在远古。小时候我确曾在家中见到毛笔抄写的线装书《老子》，但到我能读懂一点时，除了佩服老子的辩证思维，受其“无为，不争”思想的影响，对于其退缩、阴柔，觉得要修成那能耐，是不容易的。鲁迅认为，中国历史的昏乱，儒道都要负一份责任。坦白地说，我从未见过我的父亲看这本道教经典，而我的家中，这是唯一的一本书，是我的全部的“家学”。然而，道士，终于在社会的进步的眼光中，成为一件难以理解的，以至于不光彩的的事情，在旧小说中，每每还是一种作恶的人，只不过，生活中我所见的，都是穷苦老实的平民。
我上学时填写《登记表》，在“家庭成份”一栏里，会无师自通地写上“城市贫民”。这既回避了父亲过去的职业，又把家庭出身加以了模糊化，虽然“贫民”是实，却也该算是我的一个小聪明吧，人是趋利避害、趋光避暗的。
“城市贫民”这四个字却也表达出了我的父亲作为一家之长的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我的家里诚然是贫困的：解放前靠父亲做这没落的职业不能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就靠母亲做些小买卖，我的二姐十六岁时就死在这个贫困里。解放后，我的母亲由她的亲戚拉扯到上海做工友，自己节省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每月寄一些钱让家中六口人度日，父亲一直没有工作。但后来当过一回街道居委会副主任，大约有微薄的补贴；也可能，他的过于穷困，正是动员他出来做点事的原因吧。
父亲竟然能当上居委会副主任，似乎多少可以遮蔽他以前职业的古怪而灰暗的颜色，也减小了我们在填写《登记表》时内心的那种不为人知的尴尬与挣扎，这总算是好事。
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他没有丝毫的阴沉，也并不沉思，他只是平凡、平常而已。他的精神状态本色地总是一个普通的生活着的平民。他不仰仗，不哀告，不幻想，老老实实，心安理得，无卑无亢地过着。他对生活有时也许有一点艺术的静观，因为他眼神安祥，时有笑意在他的眼中。父亲一辈子不曾有什么话跟我说，这移之于我的弟兄姐妹大约也一样。父亲生时，对此我是觉得极平常极正常的，但父亲殁后，这却让我时时回味，我怀疑父亲是否真有一点“无为”的意思，而成了他的性情？然而，我的父亲未必真的具有这样的高明，他多半正如鲁迅所形容的，“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应当说，我的父亲不会超越了这平凡。
记得我读小学时，那成绩本子就叫《成绩簿》，是每星期要拿回家让家长盖章的。我的父亲的木刻私章就在桌上的一个老地方，我回去后自己拿了那章就盖了。父亲是从不看我的《成绩簿》的。这在我，并没有理解为父亲的不负责，而好像倒成了一种默契，就是说，父亲是知道我、相信我的。父亲的这一态度推而广之，从小对我别的方面也不管。所以我从小野玩，并且带着我的弟弟游水、钓鱼、下乡捉“蛮咋”（蝈蝈），哪里都敢去。有一回我跟对门的女孩淘气，翻墙头进去拿西瓜皮套在她头上，然后溜之大吉，不敢回家，竟在空无一人的菜市场案板上睡了一夜。后来我的父亲对我不曾有一句责备，他只是服侍忐忑回到家中的我好好吃了饭。父亲的这一态度使我内心自愧而自责，并且我知道我的胡闹是出格的了。然而，我记忆中的父亲确实并无特别之处，他大约只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我从未见他有什么不平与感慨，也说不上“逆来顺受”，他真正是一个“随遇而安”的普通街民。
父亲对于他过去的道士职业，看来既无羞愧，也无自豪。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他自己和他的职业。他那职业里包含的一些有价值的技艺，他本人所会多种乐器，他也从没有半点要传授给我们的意思。小时的我见过他在家中试笛子、试唢呐、试三弦，奏出简短的悦耳的乐句，那种娴熟该算是行家里手，但这样的情况不多，在家里从没见他整调整曲的演奏过。大约，在他看来，那一切与我们无关，他们凭那个养家糊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怎能再往下传？我们，自然应当上学、工作，去走上新社会的人生道路。或者就连这些，他也没有想过。他只是自然地做他的事情，我们呢，自然地做我们的事情。
小时候我确曾见过一些人，把乐器存到我家里来，我父亲就会有些试弄。那些人跟我父亲一样，只是普通的百姓，明日将一起去辛苦一趟，挣几个小钱，并且这种“生意”是越来越少了。
现在我知道了，原来，逝世较早，我从未见过的祖父，也是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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