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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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集- 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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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显然。我不知道如果今日的戏曲剧本也像梅先生的演出本那样简单,演员们能否表演得出。

  表演性更强,以至我们可以说它到达了顶峰的是《贵妃醉酒》。先从文学上来设想,你要写出杨贵妃那失意的心态,同时写出那深宫中环绕着这个女子的环境,谈何容易。至于你所写的能传达那种典雅,那种特殊的芬芳到人的心里,更又是谈何容易。而让你所写的竟能具有典型性,让人们承认这就是中国古代泱泱大唐帝国的深宫,那就更不容易了。但一出《贵妃醉酒》做到了这一点。看它的剧本,简单与写意到了极点,但看梅先生的表演,又觉得无比丰富与具体。梅先生用他的表演,传达出了多少内容啊。我们的眼睛不让自己放过梅先生扮演的贵妃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生怕看漏了。我们觉得那贵妃的一个眼神、一个小小的移步,都是无比重要的,更不用说那较大幅度的身段表演与歌唱了。白居易的诗写到杨贵妃“天生丽质”,梅先生的表演竟能把这一“丽质”细腻刻画、传达到了我们心里,通过这一醉酒的贵妃,那深宫也富丽可感,尽管舞台上我们所看到的很少,却感到了一切,并且如历其境。

  谈梅先生的表演艺术,当然不止于身段的表演等方面,那一句道白,一句歌唱,也同样万分重要,既然梅派是唱工戏,那唱腔与梅先生的歌喉,本是我们注意的重点,以至我们今日见一新的演员,只要是唱梅派的,一开口便受到了观众极严格的鉴赏,可见梅先生典雅之至的唱腔与圆润清丽的嗓子,是如何深入人心、滋润我们的心田了。

  再谈《贵妃醉酒》在声音的方面,除了梅先生的歌唱最给我们美感之外,它在人物对白上,也最能代表梅戏——中国戏曲的声音之美。你听,贵妃的甜雅的女音,与高力士裴力士男音的京片子迭出互起,真是悦耳极了。 。。

2
说玩具

  1,打不死

  打不死是我们小时候有趣的玩具;它的较正式的名字大约该叫做木陀镙吧。也就是一个木头疙瘩,圆锥体而矮墩墩的,上面当然是个圆面,最下端尖尖的。你若让它自个儿好好的站在地上,它是站不住的,哪有这么尖尖的东西能自己站得住的呢?但在你奋力的抽打之下,它就在旋转之中站住了,越是多多的狠狠的抽打,它就越是站得稳。抽打停止,它就会失去旋转,就像失去生命一样,终于倒在地上,成了一个死木疙瘩。它是越打越活,不打就死,而且,它虽然死了,却仍能活过来,只要你给它以足够的抽打。所以,它被叫做“打不死”真是很形象很确当也很幽默。儿童的兴趣,大约也正在于此。玩具的最重要内含看来应当是生命,比如,一支简单的木头手枪,也含有生命,它能让儿童在想象中发出猛烈射击的声音,射出虽然并不存在的子弹,去准确击中被瞄准的游戏对象。至于布娃娃,汽车,飞机,动物,各种人物以至怪物的玩具,都是含有不言而喻的生命。更广泛的想一想,大约不但是儿童玩具,可以称之为大人玩具的所有摆设之类,其最重要内含也是生命。比如,一只地球仪,一件古董,一幅字画,一个哪怕是编织着几何图案的小挂件,它们都含有自己的一种具体的生命或生机,并且能传达给你,在默默无声的交流中通过你的想象力使你的意识和精神得到一种激活或安慰。打不死这东西那时是有得卖的,当然,也并不是在正规的商场或店铺里,而是在地摊上或摆在卖主自家门口的小摊子上,最适合小孩子随时的光顾。那出售的打不死当然做得比较好,也是崭新的,但我们玩的往往并不是买的,究竟是怎么弄来的,却也说不清,大约有的是出于小伙伴之间的交换,有的甚至是自己用刀子慢慢刻出来的。来路不大能说得清,去路也同样是说不清的,总之玩着玩着不知怎么就找不到、见不着了,并且几乎是永远地忘记了,这正是一切玩具的命运。其实,人间岂但儿童玩具的命运是这样的呢?科学与哲学以及艺术,还有我们平常的意识里,不是一直在提问我们自身从何而来往何而去吗?这真是一个太大的题目,一个永恒的问题,不回答也罢。在那打不死上面的圆面上,我们每每喜欢用颜料点上几个点子,当它旋转起来时,这几个小点子就成了几个彩色的同心的圆,在那里旋转,使你不由得盯着它看,似乎那里面隐藏有无穷的奥秘。在放学之后,在课余时间,在一切闲暇,孩子们都会从衣袋里掏出打不死来,一下接一下的抽打它,有时不免成了一种竞赛,比谁的打不死弄得好看、谁的转得好并且转的时间长。特大的打不死很少见,小巧玲珑的常有,这两个品种转起来当然都特别有风味,多一种好笑和遐想,但过大过小的看来都有欠缺之处,一般都是不大不小的。至于鞭子,当然地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了,最简单的就是在筷子的一头绑上一根不太阔也不太瘦的布带子,总之要抽打起来顺手而有力,那时都穿布衣服,在家里的针线匾子里找一根布带子是不费事的。我们小时候这样的玩具,也许寒酸了一些,也没有什么知识含量,至多可算含有一点力学上的原理,跟如今的电脑玩具在科学上差距甚大,但大约正因如此,它倒更接近自然,使我们能在体力上同时得到了锻炼。

  2,木头刀枪

  小时候向往自己拥有作为玩具的武器,比如,刀枪之类,大概是很正常的。人在小时候似乎有这种爱好武器的天性,这是不是出于人类原始生活的遗传呢?看来是有一点的。每一个新生儿,都可以视为从最远古走来的人,这不用多说,因为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代生育传下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搏战,写满人类历史直至今日,这一漫长历史甚至带着血腥味,成了人类无意识的记忆,虽是无意识,却比一切有意识强大万倍,密码似的存在于我们身上,一代一代往下传,形成人类自我保护的战斗本能。人类至今一方面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另一方面地球上每天都有战争,不断创造着战争的新形式。人类永远这样地矛盾着。据说人类是终有一天要消灭战争的,但现在看来还很遥远。已经有人预言今后人类将会为环境问题爆发大战。看来,这不是危言耸听。就在我们身边,百姓之间,邻村邻县邻省之间,早就有为了环境问题而纠纷的。这可以说自古就有。如果说,统一的领导协调,是避免这种战争的前提,那么,国际上在缺少有力协调的情况下因此而发生战争也就是不奇怪的了。总之,只要有利益的冲突,只要人类还没有冷静到那种程度;就有战争的可能。中国人一向以爱好和平著称,历史上郑和下西洋,目的众所周知不是为了战争,除此之外好像就没有人再下过什么洋,不像人家动不动就越海而战。多少代我们拥有海洋却似乎不去拥有这个拥有。第一个一统天下的始皇帝到海边用箭射了一下大鱼,也就很满意的打道回衙了,海洋对我们成了世界的边。如果秦始皇的兵马俑是一支舰队,世界将会怎样?讨论齐文化时,台湾学者说姜子牙创建的齐国那样繁荣,原因是齐国在海边上,有海洋意识,比较能搞活。这番话不免有点“现代化”。但所谓海洋意识,国人现在的确不是过去的国人了。眼光越过大洋的第一人是谁,说法可能不一,曾国藩却是较早向外派遣留学生的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学生之一,回来造了中国的第一条自己建的铁路。这两个人在教科书上都很有名。从清朝的曾国藩,到我们今天的普通读者之间,好像是可以联起来的,这联系着的是什么呢?大约就是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存在。小孩子手里玩一把木头刀木头枪可不是儿戏呢。

  
  鲁迅讽刺梅兰芳吗?

  鲁迅的一些杂文,语涉梅兰芳,在这篇短文中,我们仅就《坟&;#8226;论照相之类》这一篇来做一个考察。作为文化巨人的鲁迅,会讽刺梅兰芳吗?会很简单地对待梅兰芳的艺术吗?

  一段:鲁迅说,近十年北京的照片,其人阔了,则照片放大,其人下野,则其像不见,只有梅兰芳的照片不是这样“挂起挂倒”,梅兰芳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这些照片,也确乎比那些“挂起挂倒的东西标致,即此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而照相馆有时“放大挺胸凸肚的照相者,盖出于不得己”。这段所讽刺的是军阀当政的政治与社会情况,对梅兰芳不但并无不敬,实际上对他的艺术之美还是肯定的,肯定了“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只不过以鲁迅式的杂文语气说出,令人感觉有异罢了。

  二段:鲁迅说,梅兰芳扮演的黛玉,“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而小说中的林黛玉给他的印象,不是这样天女麻姑似的“福相”,而“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这看似对梅兰芳失敬,其意实不在此,而是讽刺社会上一些人模仿着梅兰芳扮起天女之类来,拍了照片,“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怜”。鲁迅接着就写道,我们“也就立刻悟出梅兰芳君之所以永久之故了,其眼睛和嘴唇,盖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这段文字,显含某种对病态社会的文化讽刺,但另一面,对梅兰芳的艺术和中国人的审美眼光,却也是肯定的,就是说,中国人是识得好丑的,那些装模作样“拘束得可怜”的照相,毕竟没有资格挂到照相馆里去。“梅兰芳君”的这个“君”字,于文中加得有心,是对杂文语气的一种平衡。

  三段:写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有“几位先生”把泰戈尔当作“一瓶好香水似地”,似乎“熏上”了某种“文气和玄气”,这是对当时文坛的讽刺,下面一句写道:“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这分明是对照前一句写到的“几位先生”的,对梅兰芳却是一种高度的肯定,而不是讽刺。言下之意,那“几位先生”之类是浅薄的,而真正能与泰戈尔比肩的,只有梅兰芳。(在《华盖集&;#8226;“公理”的把戏》一文中,鲁迅写及他与陈源“尝在给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可见,鲁迅参加过欢迎泰戈尔的社会活动,而并非完全冷眼置身事外)。

  接着,讽刺的继续,又回到照相馆的问题上来,说,泰戈尔在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一些诗人,时髦地戴起了泰戈尔式的帽子,而泰戈尔离开后,这些“震旦(指中国)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指泰戈尔)的消息”,“装饰这近于理想的震旦者,也仍是只有那巍然地挂在照相馆玻璃窗里的一张‘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显然,这也并非讽刺梅兰芳,而是借此针对中国当时的文化现象,并且实际上指出了“巍然”的梅兰芳的艺术不像诗人的时髦那样随风而来又随风而散,而有一种稳定性。然而,当时的中国文化是荒芜的,以至于只有借着梅兰芳来“装饰这近于理想的震旦”。

  接下去单独另起一行,鲁迅只写下一句话:“唯有这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在中国是永久的。”这句话含意复杂,在这“永久”之下,指出了中国文化总的状况如何地压抑、扭曲与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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