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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的这种“英雄方式的描绘”，“特别清晰，光辉灿烂，以至后来的诗人们都摹仿不上，还不消说并驾齐驱。”（《新科学》第707节）这种赞美之词，也同样可以移用于《水浒》。
维柯说得对，《伊利亚特》的这种诗意，荷马不过是“遵从他那个时代的野蛮的希腊人的十分村俗的情感和习俗，因为只有这种情感和习俗才向诗人们提供恰当的材料。”（《新科学》第781节）
“让我们允许荷马叙述当时流行于希腊各民族中的那种无人道的习俗吧……例如……他还叙述到拒绝埋葬在战场上打死的敌人尸首，任狼狗和鹰鹫吃掉……老国王普里阿摩用大笔赎金去赎回他儿子赫克托的尸首，尽管这具尸首已被剥光衣服，系在阿喀琉斯的战车上拖着绕特洛伊城墙走了三圈。”（《新科学》第781节）
总之，一切都是作者面对的创作素材所给予的。《伊利亚特》如此，《水浒》也是如此。
当我们读到武松“血溅鸳鸯楼”，最后还蘸血在墙壁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岂但是“允许”的，而且也是感到解恨和痛快的，因为小说显示，武松之所以残酷到这样，原因就是“当时流行的习俗”，就是他受欺凌受压迫受欺骗到忍无可忍的事实。所以，《水浒》英雄的“残酷”，比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有着自己的历史社会基础。看来，只要是从历史社会基础上产生的诗篇和诗意，就都应当是无可非议的，不但永远能给人以阅读审美的愉悦，而且人们能够借以去认识彼时的历史时代，圣贤们早就定义过了：“诗言志”，“诗为天人之合”。
正如人们读了荷马《伊利亚特》；不会去模仿那里面的史诗英雄的简单野蛮一样；人们读了施耐庵的《水浒》；所获得的也主要是文学的享受和对某种历史社会生活的认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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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马幼垣评《水浒传》
谈马幼垣《架空晁盖》一文
一
三联书店所出马幼垣先生的《水浒论衡》，其《架空晁盖》一文，语涉大陆1975至1976年之际的“评水浒”。粗阅之下，觉得马先生对于晁盖在《水浒》中如何被架空的搜罗汇总工作，对其来龙去脉的梳爬整理，做得是很细致的，至少我还没有见到别人这样做过。他对于宋江与晁盖之间存在的明争暗斗，作为《水浒》叙事艺术的某一条主线来分析，也颇有见地，是中肯的。
马先生的这两点值得肯定的学术见解和收获，如其言，首先还得归功于毛泽东，要不是毛泽东那样严重、那样著名地提出晁盖与宋江的问题，马先生这篇文章一来缺少了前提，二来也可能就想不到这个题目上来。在毛泽东之前，多少人研究过水浒，至于提出晁盖与宋江问题，而且提得这样严重，以至引起人们如此广泛兴趣的，可曾有过？撇开毛泽东的个人政治影响，以及他这样评水浒的政治目的不说，作为学术题目，这样提出来，也是很重大、很有专业性、很值得研究者们讨论的。所以，马先生很公正地指出，“架空晁盖这条故事主线……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不易为读者察觉。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
马先生这篇文章在上述学术的收获上虽是不错，而在非学术的问题上，却未免说得不准确，令人有隔靴抓痒之感，这至少因为他毕竟不在大陆生活。比如，他说，“自1975年8月起，《水浒传》在大陆惨遭围攻，学刊杂志报纸，期期骂，天天咒……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远远超过对一本古典小说的蓄意曲解而已。”事实上，正因发表了毛泽东的评水浒，发起了一场“评水浒”的运动，当时大陆因而大量出版《水浒传》，我本人在1980年代还能在新华书店购到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只不过前面印有毛泽东评水浒的语录，以及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次大量印行，是因为毛泽东有指示：“《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可见，马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反而正是《水浒传》一书在大陆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印制大流传。至于当时的“评水浒”，是否有偏颇之处，这是仁智各见的事，并不是“《水浒传》在大陆惨遭围攻”以及天天挨骂，称得上挨骂的只有宋江一人而己，而《水浒传》能塑造出宋江其人，则该是文学的贡献，当时未听说有骂施耐庵写出了《水浒传》的，施公能写出《水浒传》在大陆历来受到景仰，当年带政治性的“评水浒”，只能让人更加佩服施公，决不至于相反地要骂他。施公给出了水浒英雄们的悲惨结局，形成了对宋江路线的客观的否定，至少会被认为是文学现实主义的胜利，怎会挨骂呢？
马先生说《水浒传》是“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而“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马先生对《水浒》内容的这一概括，是过于普泛了，因为“讲穷途末路”的故事，可以很多，而不必就是这么著名的《水浒传》。我们不能说马先生是在舞弄文法，但确有此嫌，因为他这样说是为了在括号里写上“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这句话。这样大的一个问题，怎么能这样用文法上的小技轻轻带过就算数呢？要论证《水浒传》一书所写“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起码要作一篇大文章，列出证据、做出论证来才行啊。所以，当马先生将当年大陆的“评水浒”说成是对《水浒》一书的“蓄意曲解”时，也就有失偏颇了，因为一来宋江与晁盖之间的矛盾，马先生自己不但是承认的，而且做了这样大量的有学术收获的工作，正好佐证了毛泽东的评水浒不是胡言乱语，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蓄意曲解”，是从《水浒传》中本来有的内容出发的，只不过站在某种政治角度作了自己的解说，至少也算是一家之言吧，不能扣以“蓄意曲解”的帽子。倒是把《水浒传》一书说成“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不免有“蓄意曲解”之嫌，至少也是“轻描淡写”或“不着边际”。
二
马幼垣先生在《架空晁盖》一文中，大凡考据的部份，有令人头头是道之感，不胜佩服，而在涉及观点的不同时，老人家就浮躁起来，逻辑为之混乱，大有强词夺理之势，这是很可惜的。比如他在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宋江命名忠义堂这一点，有人紧抓不放，说晁盖尸骨未寒，宋江已迫不及待放弃了晁盖时期之共聚大义，搞修正主义，强调忠君的忠比仗义的义更重要。把忠字解释得如此狭窄，固已削足适履，最严重的还是他们根本不明白聚义厅只是普通名词，不是专称。
“《水浒》所讲的小山寨，举如桃花山、清风山、黄门山、饮马川、少华山，以及王伦时期之梁山，聚集、议事、发令之处均曰聚义厅。……晁盖沿用旧有的通称，没有感到有订立专名的必要，与他的政策和立场丝毫无关。说得简单点，如果《水浒》是用欧西文写的，凡遇聚义厅，都应作小写，而绝不能用大写。这些人不明底蕴，强作解人，以为一字之间充满禅机，尽可彻底利用。殊不知厅本无名，宋江特为其首次命名而已（宋江虽说‘聚义厅今改忠义堂’，实在因为这个缺乏辨认性的通称用得太久，成了习惯，遂如此说，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
第一个问题，马先生的意思说，“忠”释为“忠君”之忠，是“把忠字解释得如此狭窄，固已削足适履”。
那么，这个忠字，在汉文中，到底是何义？查《说文解字》，是：“忠，敬也。尽心曰忠。”《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是：“1，尽心竭力。《论语&；#8226；学而》：‘为人谋而不忠乎？’2，忠于君主。《战国策&；#8226；秦策一》：‘昔者子胥忠其君’。”
显然，忠字的用法，在历史上主要用于“忠君、忠国、忠于皇上”，现在也可以用为“忠于党、忠于国、忠于民族、忠于事业”这些较庄严的方面。至于“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个用法，则可体现在平常人之间或平常事物上。这两层意思，大约都不算高深的学问，但不知马先生还有更深更多更准确的解释否？如果没有，那么所谓“把忠字解释得如此狭窄，固已削足适履”这一指责，未免就是浮躁架空之言了。
我们在《水浒传》一书中，所见到的“忠”字，显然绝大多数是用在“忠君、忠国”这层意思上，而几乎专为宋江随时地却不是无心地挂在嘴上，读者共知，也就不必枚举。
第二个问题，马先生说，“聚义厅只是普通名词，不是专称”。
马先生当然有他这样说的权利，但当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才是，否则，这个“聚义厅”，我们也只能依书中之义，理解为“专称”，而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名词”。马先生自己说，“《水浒》所讲的小山寨，举如桃花山、清风山、黄门山、饮马川、少华山，以及王伦时期之梁山，聚集、议事、发令之处均曰聚义厅。”并且马先生还说过，“其他小山寨，……未及注明者，情形亦不该两样。”既然江湖上如此长期通用并无二致，那不正说明“聚义厅”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名词”，而是专有其义的“专称”吗？否则，彼时一个普通人在自己家中悬一匾曰“聚义厅”来“普通”一下试试，看官府不把你逮了去也？即使如今，环球之上，这事恐怕也不是随便可以做得的吧？
马先生这样确立了他自己对“聚义厅”这一解释的前提之后，就站在这个高地上，来指责别人了，并且说，“厅本无名，宋江特为其首次命名而已”。马先生岂不是太霸道、太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即使那是马先生所说的一个“普通名词”，也不能说“厅本无名”吧？明明有个“聚义厅”之“名”嘛！至于马先生怕人不懂，言道：“说得简单点，如果《水浒》是用欧西文写的，凡遇聚义厅，都应作小写，而绝不能用大写”。此言再怎么样地来说也没用，因为马先生“聚义厅只是普通名词，不是专称”这个大前提没站住脚，打多少比方卖弄多少别的学问来作说明都无济于事。
马先生的论点是只需宣布，一经宣布就作为无条件的前提，成为自己立足的高地的，这似为他的习惯，比如，他说：“聚义厅……晁盖沿用旧有的通称，没有感到有订立专名的必要，与他的政策和立场丝毫无关。……宋江虽说‘聚义厅今改忠义堂’，实在因为这个缺乏辨认性的通称用得太久，成了习惯，遂如此说，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这样的信口开河，仍立足在他自己所立的“聚义厅只是普通名词，不是专称”这个前提之上，我们就不必再多说了。所以，“宋江命名忠义堂这一点，有人紧抓不放”这个问题，看来还得争论和折腾下去。
三
马幼垣先生写道：“说《水浒》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之外，可谓本末倒置。晁盖既逝，他死后好一段日子山寨才作最后的定名次。一百零八是日后的总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