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援日伪即便是在车辆被炸毁，道路被阻塞情形下，汽车试图徒步行进，依然频频遇到爆炸。
不是行进的队伍前头踩响“抗匪”埋设的地雷，就是行列中段哪个士兵一不小心绊动一段枯枝、藤蔓，引发连串腾起到半空再发威的跳雷。
要不就是看似安全的队尾，冷不丁地碰上遭了“抗匪”人工控制的“雷暴”。
飞蝗般的碎石子，在爆炸的电光火石间，恐怖地吃掉战斗队列长长的一截。
各路气势汹汹地想着增援的日伪，在多重打击之下已是锐气尽失。
纷纷打开电台，频频呼唤“作战指导”，无奈地哀呼、恳求各自上级允许就地防御。
可他们的上级及更上级都清楚，通裕线对于侵略战争的重要性。
更以为清楚“抗匪”如此疯狂地阻止回援，必是切断铁路、公路交通，夺取武器物资、破坏生产。
复制“承德方式”，达到“占据”锦州南端山区，与“满洲国”、“大日本皇军”抗衡的目的。
一面严令不与沿途阻击“抗匪”纠缠，以不惜伤亡代价的方式，快速回援惊惶呼救的大窑沟及四周正坚守“苦战”的各处要点。
一面鼓劲打气说，关东军司令部已经接到报告，正着手调集更多的兵力，以雷霆之势清剿这些嚣张的“抗匪”。
尽管这些日伪的上级、更上级并没有说假话，接获受袭报告的第一时间就已调集尽可能多的兵力赴援。
除了“锦州省”境内“奉山线”铁路，以及沿途重要城镇、据点守卫兵力未动，其余各处鬼子、伪军，能调多少算多少。
均已在火速驰援或是包抄途中，到达用不了多少时间。
另外，驻守锦州及以北地区邻近铁路、公路的日伪，均已收到集结增援紧急命令。
快速调派的火车、汽车，甚至是临时强行征用的大车、骡马，也已快速配发各部以增快赴援速度。
可谓是吃了上次承德那记闷亏之后，“锻炼”出来的快速反应能力。
比起记吃不记打、成天浑浑噩噩的国民政府方面，不可不谓是高明许许多多！
但是朝大窑沟方向行进的日伪，享受出援风风火火、回援火爆不断的待遇，一点儿也没有自信心。
他们凭借最后一点勇气，闯过“抗匪”设置的重重生死关，总算抵达增援出发点。
战战兢兢地在那些被炸毁或付之一炬的矿场、伐木场、转运站严密搜索。
造成不少伤亡，却只找到几张“抗日义勇军冀东特别勤务旅”的字条。
依照其上级严令，四散分头搜剿的小队，纷纷报告遭遇“抗匪”猛烈火力袭击。
参考各类情况，很快得出结论：这与前段时间在兴隆“闹事”的什么旅，如出一辙。
立即通过有线、无线，向他们的上级汇报。
当然啦，对手影子都没瞧见，却闹出如此之多的伤亡，免不了加进些“与数千之敌彻夜苦战”的说辞，以推脱责任。
至于怎么处理，他们疲惫、痛苦地觉得：由上级头疼去吧！
………【第二十八章 日伪发飙，调！调！调！（中）】………
沈阳关东军司令部，鬼子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黑着脸，紧盯巨幅地图。
当年（1929）正是他与石原莞尔率队，进行“南满辽西参谋之旅”。
详细测绘军用地图，认真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
只是貌似强大的二十多万东北军，在万余日军的攻势面前，跑得比兔子还快。
并未在锦州及附近山区进行大规模、有效的抵抗。
倒是此起彼伏的自发武装，让日军忙活了好些年。
这些年在国民政府有意无意的配合下，在汉奸、伪军这些“急先锋”的积极协助下。
几番血腥屠杀下来，总算平静不少。
这让关东军上上下下，甚至是日本国内都弹冠相庆。
以为大日本帝国，威武的皇军，已经彻底有效地掌控、消化满洲。
只需灭掉“抗匪”杨靖宇、赵尚志之流，扫清什么山林队、救国会之类。
这块富饶的“后方”，便完完全全成为大日本帝国“大陆梦”的绝佳跳板。
接下来就是如法炮制，蒙疆、华北、华中，乃至整个中国都掌控在大日本帝国手心。
哪知道热河兴隆境内，却突然间冒出个“抗日义勇军冀东特别勤务旅”来。
这股难缠的“抗匪”，不仅以卑劣的突袭手段，给“大日本皇军”造成大量伤亡。
而且趁着“皇军”尚未反应过来之机，大肆偷袭承德、滦平、兴隆、平泉等地。
卷走大量人口、武器、物资之后，又狡猾地缩回山区。
成为碰不得、打不了的毒刺团，更像暂时盘起身躯、吐着信子的毒蛇。
面对卧榻之旁出现这么个随时可能露出毒牙，或喷洒致命毒液、或来上要命噬咬的对手。
要说“大日本帝国”，尤其是从无败绩的关东军能够忍气吞声、任其坐大，那是绝无可能的事。
无论是关东军，还是华北驻屯军，乃至国内支持立即对华全面开战的派系。
如同打了鸡血针亢奋不已，觉得时机到了。
趁此难得时机，参与“满洲事变”奉调回国的第六师团，立即得到第六次“赴华”命令。
且其特派先遣支队三千余人，已于数日前抵达关东州（大连），正在岸上军营休整。
只等全师团海运完毕，立即针对绥远、热南两处死硬的支那人抗日武装，发动凌厉的冬季钳形攻击。
年初（1936年4月份），他就已经为绥远冬季作战进行谋划。
不仅赴化德与德王秘密会面，商洽蒙疆自治政府军、李守信部、王英“大汉义军”及热河“满洲国”骑兵，一同对傅作义部发动攻击。
还在会面之后，有意绕道东方，乘坐飞机往归绥，假意说自天津出发，特地拜会傅将军，意图以华北自治最高军政长官拉拢、诱降。
哪知傅作义竟然不顾“日中亲善”，不肯为“互相亲善”做出任何让步。
甚至板垣拿出伪造的《日宋协议》副本，诱导说由于宋哲元在华北威望不够，这才来垂询傅将军。
并恭维说傅是中国伟大的人物，是华北名将，应挺身出来为华北人民做出一番事业，带头改善日中关系。
暗示傅作义该摆脱阎锡山，反了蒋介石，自立一个“独立”局面。
傅还是油盐不进，说华北是中国的土地，任何人出来搞独立，那就是自绝于全国人民。
板垣“仁至义尽”地退而求其次，暗示傅作义该率部退回山西境内，将绥远“让与”德王，免得引起干戈破坏“亲善”。
傅作义却胆敢表示，内蒙是中国版图，德王要是背叛祖国进攻绥远，誓与之周旋到底。
不就是摆明了要“大日本帝国”好看，要“大日本皇军”、“神勇”的关东军难堪吗？
这几个月来，板垣征四郎一面积极筹划、调度、协调组织绥远冬季作战，一面也在疑问：傅作义哪来这么大胆？
现在这一切，均由热河南部这支号称**领导的“抗匪”，给推出水面！
尽管日方特务机关，没有从支那政府那些要员口中得到确切证实。
也没有从各个驻在国相关人员那里，获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但日本政府高层、日军高层均已断定，就是北边那个列强在暗中唆使，促使支那政府采取如此战略。
所以，御前会议决定，全面对华战争之前，增派已回国的第六师团到满洲国驻防，归关东军序列。
力争在今冬明春之际，彻底剿灭满洲国境内“抗匪”。
为“大日本帝国”争取华北领土、利益，做好“后方稳固”准备。
同时加大绥远冬季作战规模，以便构成南北两面钳形威逼华北。
迫使这一区域内的各系支那军队，或为“大日本帝国”所用，或被消灭，或撤往它处。
当然，在三管齐下，取得战略优势之前，政治层面上也是多管齐下争取主动。
一贯灵活自如的日方外交代表，再次发挥说一套、做一套的长处。
一面大声高呼和平，大谈日中亲善，日X友好向各个西方列强示好，磋商均分在华利益。
一面携“皇军之威”，继续施压支那政府，迫使其全力剿共，并与苏联决裂。
时机一到，就是一场席卷一切的战争风暴！
中方无论是华北政务委员会，还是南京政府方面。
刚刚生起的**态度，似乎还没有软化，似乎对“日中”关系影响颇大。
但在日军主战派看来，什么影响大小，不过是些虚无的台面措辞而已！
迟早就是要吞并，大日本皇军武运长久枪炮开道，外交敷衍就由政客们去玩吧！
“支那政府”安插了个战略棋子，又能如何？
表面依旧在谈判桌上嘟囔，要求废除《塘沽协定》等条约，解散“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实际上还是在“皇军”强大武力威慑下，接连保证绝不支持冀东“非武装区”抗日武装。
尤其针对“占据”长城以北及古北口的“抗日义勇军冀东特别勤务旅”，更是直接斥责为“赤匪”。
满口保证，必要时候，调派精锐**，依照上次剿灭孙永勤“股匪”那样的成功模式，配合“清剿”。
日本方面觉得自己不是傻子，不会给国民政府军精锐以配合清剿为名，堂而皇之地插手“满洲事务”。
不管什么“抗日义勇军冀东特别勤务旅”是“赤匪”，还是国民政府方面搞的战略阴谋。
也不论国民政府方面满口承诺派兵联合围剿，是真心还是“假仁假义”。
要是让热南“抗匪”成功与什么“**精锐”打照面，谁能肯定不会出现二者合一，纵虎为患的情形？
故而，以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的精明，当然是提议拒绝国民政府方面的“好意”。
明面上的军事态势，做出华北驻屯军撤走密云铃木旅团，解除与二十九军对峙情形。
政治、外交手段方面，支使井上耕二（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面。
暂时进一步松动不承认国民政府的自治态度，有意以国民政府下属地方“正统”机构自居，讨要古北口“治权”、防务。
继续麻痹国民政府，扰乱“抗匪”视听。
置“抗匪”于“不忠不孝、不尊中央政府命令”，是为非法武装的处境，从而失去支持。
暗地里，关东军抓紧时间，调派精锐部队以附属的蒙、满军行头，分散、分批进驻热南各处城镇、战略要点。
大批征集民夫，抢修防御工事，转运、囤积大批作战物资。
既防止“抗匪”再次偷袭，又为冬季攻势秘密做足准备，以免打草惊蛇。
而特务机关启用打入辽西各处“马匪”内部的棋子，利用抗日绺子名义接近、渗透、破坏的步骤，更将胜利的砝码压向日军！
现在倒好，锦州通裕线铁路，突然冒出“抗日义勇军冀东特别勤务旅”来。
几乎就是“抗匪”混了头，放弃热南山区优势，分散兵力盲目扩张，自投罗网找死！
看着地图，板垣征四郎那本就阴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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