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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人心浮动之际，萨镇冰当然不可能毫无所动。萨镇冰属于跟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人一同留英福州船政学堂精英，经甲午战火，硕果仅存的孑孓。虽然在当年那批精英中，他是比较差的一个，贪玩学习不好，成绩不佳，但却不是糊涂虫。他昔日的学生黎元洪来信劝他起义，他虽然没答应，却心存犹豫。这个时候，萨镇冰的副官参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和另一艘兵舰的舰长杜锡珪一个劲地劝，要萨镇冰顺应大势，不要再替清朝卖命。在这个过程中，海军的磨洋工，实际上得到了萨镇冰的默许。最后，萨镇冰同意把舰队开往九江，大概是由于“世受皇恩”，虽然不满朝廷，也不愿做叛军的头，开往九江，等于是保持中立。不久，眼看中立也难以维持，就借口生病，离开了舰队。于是，在已经起义的九江革命军配合下，海军就变天了。几个满人舰长有跳水自杀的，不死既走（一个舰长居然在江里可能跳水自尽，可见其业务水准），舰队司令换成了汤芗铭。巡洋舰挂上革命军的铁血十八星旗，开回了武汉江面。当初不肯发作的巨炮，这回发威轰击清军，把清兵炮兵阵地打成了哑巴。这回他们打得很准，观战的外国人说，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清军阵地。一些炮艇也奋勇参战，有的还受了伤，据说弹痕累累。若不是进入11月枯水期江水进一步降低，重型巡洋舰无法保证吃水深度，只能退出，有这样强大的火力支援，武汉保卫战的胜负还真不好说。此后，海军返回上海，准备参加北伐。甲午之后，中国海军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仗，在后来的军阀混战期间也是如此，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客。武汉江面上的这场战斗，要算颇有规模的一次了。只是，这场战斗前段打的是革命党，后段打的是清军。放在任何战争史上，都怪怪的。
第九幕 国人的民主旋律
〔中国人其实也会投票，只要有人教，都学得会。〕
【预备立宪：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个变化特快的地方。在1900年还在举国上下狂热排外，逢洋必反，推崇弄神弄鬼的义和团，转眼，到了1903年，就开始举国上下嚷嚷着要按西方的要求改革了。充满了阿Q气息的总理衙门，就在这一年，变成了外务部。1904年，官制改革，军事改革和司法改革还没启动，朝野上下就开始谈立宪了。及至1905年上半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中国人的兴奋，大概仅次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日本这个黄种人的国度能够打败一个欧洲强国，全赖于他们的制度——人家立宪了。所以，中国要想翻身，唯一的途径是学日本，也来个立宪。
这样的认识，不仅是报界的呼吁，也不光是趋新的知识界的共识，有实力的在野士绅，比如张謇、汤寿潜，在朝的大臣，比如张之洞和袁世凯，甚至一些王公亲贵，溥伦、载泽，甚至当政的奕劻、铁良也做如是之想。这在某种程度上，得感谢严复，也得感谢义和团，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注入了这些大人物的大脑。如果说，戊戌变法时学习日本，仅仅是个刚刚开了头就断掉的序曲，那么，清廷新政时期学习日本，才真是热潮。不仅在短时间内，几万人涌入日本留学，而且日本的专家，从军事教官到幼儿教师，也成批地来到中国。当时朝野的立宪呼吁，也是比着日本来的。其实，按制度史上的分类，当年日本的制度，还谈不上是君主立宪，仅仅是一种二元君主制，虽有宪法，但君权还是高过民权。当时的世界，实行二元君主制的典型国家，除了日本还有德国，而日本其实是学德国的。此时的中国立宪，也一直在拿日本和德国说事，但是大家心目中，更在意的是日本。只是，中国朝野钟情立宪的人，原本是同床异梦。有的人拿日本说事，是存心含糊，借日本暗度陈仓，最后真的搞立宪。有的则是真心移植日本制度，看上的就是日本的君权至上。更多的人，其实对什么叫立宪，不甚了了，只是想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享权力。醉心立宪的人，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则真是糊涂。
不管大家肚子里的打算如何，反正在朝野上下的鼓噪下，海归留学生们趁最高层集体学习之机，几番进宫讲课开导，或者忽悠，其中讲得最好的，就包括后来被骂成卖国贼的曹汝霖。西太后被告知，立宪之后，晚清皇室的权力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更加巩固。无论她真信还是假信，日本的样子摆在那里，列强的虎视眈眈在刺激着她的神经，不由她不动心。即便如此，她还是要“眼见为实”一下，派出了五大臣代为耳目，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中载泽、绍英、端方是满人，而徐世昌和戴鸿慈则是著名的老成可靠的汉臣，没有一个洋学生，更没有一个跟康梁有过瓜葛，没有理由不被信任。五大臣考察了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国。走马观花，体会不是没有，但考察报告的撰写，最后却偷偷落在梁启超手里。这样的报告交上去，朝廷没有理由不动作了。当西太后问五大臣中最能干的端方立宪怎么样的时候，端方回答说，立了宪，皇帝就可以世袭罔替。一句话，打消了老太婆的顾虑。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实行仿行立宪，从1908年开始，九年为期，到1917年，正式实行立宪。此前为预备立宪期，在预备期实行立宪的各种准备工作。成立各省的谘议局和中央的资政院，就是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
『一、保中国与保大清』
“保中国还是保大清”，这是戊戌变法时就提出的问题，保守派借此刁难质疑改革者的。在清朝预备立宪过程中，这个问题的阴影，一直没有消失，成了折磨最高统治者的一道魔咒。客观地说，就立宪派中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而言，保中国是主要目标，保住中国，顺便也保了大清。而对于在朝的当政者而言，尤其晚清权贵，则保大清是第一位的，顺便保中国。实际上，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第三者，那就是革命党人。1905年，革命党人组合成同盟会之后，实力大增，不容小觑，而革命党则是只保中国，不要大清。
其实，当时中国改革的背景，是列强的瓜分危机，是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具体步骤，是日本完成吞并朝鲜的最后一步，是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所以，才有“保”的议题。其实，就算是晚清顽固派，也未必能心甘情愿接受附庸国政权的地位，因为他们也知道，一旦到了这一步，离彻底亡国，也就不远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对于在朝当政者，保中国和保大清也是一回事。保不住中国，大清也就没戏。如果有人热心积极地保住了中国，同时不排斥大清，自然也就保住了大清。所以，在有人拼命要驱逐鞑虏的时候，大清当权者的最佳选择，其实就是和立宪派一起，积极推动立宪。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宪是一种规避革命的最佳路径。这一点，朝廷的当家人非常清楚。所以，尽管1908年拍板预备立宪的西太后和光绪死去，接班的皇族亲贵，少不经事，拼命抓权，但对于立宪却从不含糊。年纪轻轻而且出国见过世面的摄政王载沣，据他儿子溥仪后来回忆说，对西方的事务其实很感兴趣。所以，在他的当政期间，作为立宪准备的谘议局和资政院相继登场。舆论开放的尺度也越来越宽，对于立宪派的提前立宪请愿，虽然没有全部答应，但也答应比原来缩短三年。只是，这些少年亲贵，仅仅坚持了立宪，但立宪对于当时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却不甚了了。似乎在他们眼里，只要按既定方针立宪了，革命就可以避免，中国，或者说大清就可以安全了。
实际上，不仅朝廷拿立宪或者预备立宪来规避革命，革命党也意识到了，只要清廷真的立宪了，他们的革命就有流产的可能。所以，恰在清廷的预备立宪期间，革命党人尽其所能，组织了一系列起义暴动和暗杀，目的就是争取赶在清政府完全立宪之前，推翻这个政府。规模比较大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黄冈与七女湖起义，1907年的防城、镇南关起义，1908年钦州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以及1907年光复会发动的皖浙起义，在这次半流产的起义中，安徽巡抚被杀，给了清廷极大的震惊。1908年和1909年安庆和广州新军起义，成建制的新军发难。各地的小规模流产的起义，简直不胜枚举。这些起义暴动，都或多或少跟清朝的预备立宪有关。1905年，由光复会暗杀团精心组织的暗杀五大臣行动，直接就是冲着立宪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党人不怕清政府“坏”，不改革，怕的恰恰是清政府变好，迅速实行立宪改革。但吊诡的是，恰是这一系列的起义和暗杀，从反面刺激了立宪的步伐，坚定了清政府立宪的决心。即便决策的西太后和光绪死了，接班的满人亲贵，在揽权、收权方面相当积极，但却一点都没有停止立宪的步伐。他们的唯一失策在于，这些少不经事的少年亲贵，居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立宪，组织国会，不仅仅是制定一个宪法，产生一个立法机构，而是崛起的汉人士绅要跟他们分享权力。这种权力，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行政以及资源的控制上。事实上，在清政府认真推行立宪准备的这段时间里，革命党的起义和暴动，的确受到了极大的遏制，知识界和新军的部分人士，对清政府都答应立宪了，革命党还不依不饶坚持暴动相当不解。革命党人组织的起义和暴动，不可谓不卖力，但对清政府的威胁却并不大。整体上，到清政府收回地方的路矿权，以及推出皇族内阁之前，他们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固的，地方治安大抵良好。1911年4月，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统帅黄兴亲自指挥发动的广州起义，居然一败涂地。清政府最终雪崩式的垮台，就是因为不仅不回应立宪派的几次立宪请愿，而且疯狂收权，排斥汉人。让几乎所有知名的士绅，都大失所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清的最终不保，罪魁祸首，恰是大清自己。正是晚清的亲贵，给了作为第三者的革命党人最大的机会。
『二、从谘议局到资政院』
朝廷要立宪，无论对于传统的士绅还是新的知识界，都是一个利多的好消息。此时，尽管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已经传到了内地，当年清朝入关的暴行，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一部分新学堂学生和市民，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