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要立宪，无论对于传统的士绅还是新的知识界，都是一个利多的好消息。此时，尽管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已经传到了内地，当年清朝入关的暴行，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一部分新学堂学生和市民，多少有所耳闻。但是即便如此，士绅、市民和学生，还是相当兴奋，他们纷纷上街提灯庆祝，人们彻夜狂欢，高呼皇帝万岁，立宪万岁。接下来的事，则是选举各省的谘议局。立宪从地方自治入手，也是日本的经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比较靠谱的路径。只是，选举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都是官吏的选拔，投票这种事，还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当时的中国，一共二十二个行省，按规定，要选出二十二个谘议局，但是，由于新疆相当落后，暂时不设，所以，只先后选出二十一个谘议局。谘议局属于准地方议会，或者说练习性的地方议会。权限是议决地方兴革事宜，议决地方财政预算和决算，对本地的地方法规提出修改增删意见，负责处理省以下地方的自治事宜等等。但是，谘议局议决之事，必须提请督抚认可后执行，如果督抚和谘议局存在争议，可将议案交由谘议局复议，如果再不行，则提交资政院核议。谘议局会议，分常年和临时两种，均由督抚召集。跟西方一样，咨议局议员在开会期间的发言，不受法律约束，在会议期间，不经谘议局允许，也不得逮捕议员。显然，中国当年的士绅们，很在乎这一点。
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准议会，实际上不可能是“民选”的，只是士绅们的借以分享地方权力的一个平台。选举过程，虽然经过初选和复选，即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最终选出议员。但实际上由投票变成士绅们相互的推举，被推举出来的人，都是在地方德高望重，较有势力而且热心公益的大人物。有些地方，推举过程，就跟过去推举头面人物办公益一样，即使心里想干得要死，大家还是揖让不已，不过，最后还是把该推的人都推了出来。投票，大多成了一种形式。事实上，谘议局选举的设计，就考虑到了中国的这种国情，所以，原本该按人口比例规定的议员名额，实际上是参照科举时代的学额（即各省根据人口和读书人比例定的秀才名额）来定的。而选民的资格，门槛相当高，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同时必须有下列条件之一，才能有资格：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以上，并卓有成效；二、曾在本国或外国获得中学以上学历或者相当于中学学历；三、有举贡生员以上出身（即秀才）；四、曾任文七品以上武五品以上实缺职官，未曾被参革过；五、在本省拥有五千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六、外省寄籍但拥有一万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至于候选人，除了年龄必须满三十岁，而且又加了诸多的道德限制，而且必须识文断字。因此，实际上谘议局的选举，就是士绅自己的事情，连商人参与的都不多，除非商人自己原本就是读书人，或者像张謇和陆润庠这样的状元商人。士绅们互选互推，组成了谘议局。因此，士绅力量比较强大，士绅比较活跃的地方，选举就比较踊跃，也比较像样，反之，边远省份，选举就比较冷谈，像新疆，就干脆选不出来，只能缓办。
作为国家的准代议机构，资政院的议员，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一共二百人，一半由各省谘议局推举，属于民选议员。一半由皇帝钦定，属于钦选议员。钦选议员中，宗室亲贵以及满汉蒙王公贵族四十八人，各部院的官员三十二人，学者和纳税大户各十人。由于新疆未办谘议局，所以该省应选的两名议员空缺，所以，钦定议员，也相应减少两人，一共一百九十六名议员。但由于资政院的总裁副总裁（议长副议长）和秘书长也是钦选，也议员享有表决权，所以，钦选者具有优势。
资政院的权限，跟谘议局类似，可以制定除宪法之外的法律，可以议决国家的财政预算审议财政决算，讨论税法和发行公债。如果军机处和其他国家机关不同意资政院的议决事项，可以提请复议，如果复议之后行政机关依然不同意，可以交皇帝裁决。资政院对于行政机关的作为，如有疑问和不满，可以让该机关来资政院解释。但是最终的分歧，还是得交皇帝最后裁决。
除了王公亲贵之外，无论在朝官员还是学者，大抵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所以，据台湾学者张朋园统计，谘议局的议员具有生员（秀才）以上功名者占将近九成，资政院议员有功名者的比列类似。而且其中十分之一强的人，受过新式教育，多数为留学生。因此，当时试行的代议制，实际上成立的是绅权机构，不是民权机构。不过，在当时整体上民众对于西方代议制极度陌生，完全不了解，对于投票甚至感到害怕的背景下，这种由士绅主导的立宪预备，无疑是合适的。毕竟，中国社会的特点，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以士绅为代表的精英主导，有着长期的士绅自治的传统。民众虽然习惯于在皇权治下生活，但他们真正信任的，却是身边的士绅。他们已习惯于让士绅代表他们的发言，同时也让士绅主导文化和社会生活，不仅由士绅出头办公益，而且由士绅出面保护他们的安全。如果立宪意味着分权的话，那么朝廷也只能把权力分给士绅，无论如何分不到普通民众那里。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剖析一下传统乡村社会就会发现，中国的乡里社会，不仅存在着血缘伦理上的等差结构，人的发言权，也同样存在着等差结构。即使宗族议事，发言权的大小也是不均等的。小人物需要大人物来代表，即使代表不够充分，也只好如此。士绅由于文化上的绝对优势，所以，在整个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变革之前，在迈向民主之初，绅权代表制的出现，是必然的。有人比较过谘议局、资政院和民国时期两届国会的议员，发现还就数清末这种准议会的议员的素质最高。
『三、准议会的声音』
我们看到，无论谘议局还是资政院，都还不是议会。即使连日本那种二元君主制的议会也不如。因为，它们既不能选举行政机构人员，或者议会多数党组阁，同时也不能真正制定宪法。但是，它们也不是以往教科书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朝廷的咨询机构，橡皮图章。尽管谘议局和资政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清朝的政坛上，却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出现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士绅集团在现代政党政治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平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改变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模式和走向。
谘议局的运作效果存在着梯度的效应，江浙一带最好，其次是两湖，广东也不错，直隶虽然在北方，但由于袁世凯当年督直的时候就有力地推动了地方自治，所以直隶谘议局运作也不错。江浙一带，由于士绅权力一直比较大，地方官员早就习惯了遇事咨询士绅领袖的意见，现在只不过是把从前的幕后运作改到台前，所以，督抚和谘议局，大体合作不错。两湖由于士绅势力也比较大，所以，督抚尽管不情愿，双方总还不至于撕破脸皮。但如果赶上个不大晓事的督抚，也会有摩擦。总的来说，原来的帝制垂直行政架构，突然冒出一个谘议局来，从上到下，都有点不便。督抚与谘议局之间，单就能否平等行文这点小事，就闹个不休。各省谘议局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争取到跟督抚的公文往来能够大体平行。谘议局和督抚之间，争执最多的，是预算问题。督抚方面原来根本没有预算意识，现在要提交审议，当然处处扞格。此外，四川的谘议局跟督抚在四川铁路控制权上有摩擦，江西谘议局跟巡抚在统税改征银元上有摩擦，广东谘议局则在禁赌期限上有摩擦，云南的谘议局则在增加盐价上有摩擦。这些摩擦和争斗，互有胜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自打有了谘议局之后，官员的行为，总体上说，收敛了许多，从前所谓的督抚专权，在地方政治意义上，正在被削弱。谘议局的出现，对于中国政治而言，最大的热闹，是发动了三次立宪请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声势高。各地谘议局为此组织了谘议局联合会，已经接近议会政党了。
如果说，地方上的政治，原本就有士绅参与的传统的话，那么，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可是从来没有这种传统。自明清以来，一直都是中央集权，极端的王权。尤其是清朝，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一个人手里，即使军机处，也无非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正因为如此，清廷对于资政院，在设计上，就力图使之无害化，钦选议员占多数，为的就是要资政院不给皇帝的中央决策制造麻烦。但是，这个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打错了。
事实上，即便是钦选议员，选上的大部分也是士绅出身，属于社会中有身份的精英。他们的出身和做派，决定了他们即使是皇帝钦选的，也不可能无原则地成为投票机器，更不可能毫无原则地按明明没有道理的官方意图说话。因为他们是中国的绅士，绅士有绅士的风度，即使是强权，也不可能轻易让他们逾出自己的本分，更何况，当时的皇权，远远没那么强势。毫无疑义，凡是民选议员执意要争的事情，按道理都是他们比较有理的。绅士讨论问题，明显有理的事情，说起来就理直气壮，反之，就话拙气短。所以，每逢资政院起争议的时候，钦选议员往往默不做声，有的，甚至“助纣为虐”，为民选议员帮腔说话。所以，钦选方面靠议长多出来的三票的微弱多数，根本不起作用。不仅议会辩论，民选议员占压倒优势，就是表决，官方也占不了便宜。显然，若要操纵议员，皇帝钦选部分还是太少，人员也过于精英化，如果他们把议会扩大到一千人，钦选八百，塞进大量只知表决方便操控的傻子，多少还有点戏。
1910年资政院弹劾军机处案，非常典型。此案的起因是这样的，该年湖南巡抚杨文鼎开办地方公债，未交本省谘议局议决，擅自开始发行。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辏Э挂槲扌В叨冒柑峤蛔收汉艘椤Ｗ匀唬收憾杂谡庋飨缘那秩ò讣砩虾艘樯献唷Ｈ欢⒌鞑榇税钢螅滴唇悔岩榫忠榫觯鼋鍪粲谑杪辗ⅰＵ庋拇恚蘼廴绾味既靡樵泵悄岩苑谝榛崂锍撤颂臁＜肝灰樵敝械摹按笞臁保热缃盏睦追堋⒑系囊鬃谫纭⒙藿埽绷サ牧醮毫兀ㄗ詈笠蝗巫丛群蠓⒀裕堇砹φ岢∩险粕锥昭∫樵保卜追赘胶汀５牵绻收菏且榛幔撬杂Φ男姓梗Ω檬悄诟螅词瓜袢毡镜奶逯疲诟笠惨砸榛岣涸稹？墒堑笔泵挥心诟螅Σ皇悄诟螅鼋鍪腔实鄣拿厥榘嘧印６实郏ㄊ导噬鲜巧阏酰┦鞘率瞪系男姓啄裕墒钦飧鲂姓啄裕从质俏沼凶詈缶龆ㄈǖ墓以住Ｗ收荷献嘀螅⑷绱舜恚淙痪终呤蔷Γ词且曰实勖宕淼摹Ｒ樵泵钦饪谄什幌氯ィ拐床缓贸遄呕实邸Ｋ裕鸵哉裢婧鑫桑Φ阶收豪创鸶粗恃＞σ幌蚴强谙翁煜艿模静挥枥聿恰Ｗ收焊挠勺晌闹饰剩Υ鸶矗挥心诟蟛拍芏砸榛岣涸稹Ｕ飧霭讣姑涣耍颇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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